透视唱红打黑背后的重庆模式

重庆希望为中国树立治理模式

在《世界报》题为“重庆希望为中国树立治理模式”的专题报道中，该报特派记者写道，薄熙来在回应居民对安全或环保问题的关注的同时，突出了毛泽东时代盛行的价值观。文章简短回顾“唱红”运动从起步到推广的过程，引述一名主持唱红歌运动研究的张姓律师指出，红歌与文革并无关系，有些红歌当时还被定为靡靡之音。他认为，年轻人需要“教育”，他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使一穷二白的中国得到了发展。文章介绍说，虽然各个城市都组织干部和大学生下乡，但重庆市共青团书记指出，2010年，重庆是唯一一个要求干部和学生真正在农民家住宿一周的城市。现在，其他城市开始学习重庆的做法。

但是，《世界报》文章指出，薄熙来的革命热情并没有形成群众性运动，被解读为是这位太子党为在２０１２年进入做为权力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所做的间接努力。文章认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尤其体现出中国管理者面对制度滑坡的迷茫。这种制度没有底线，面对一切恶行敞开大门，重庆成为最丑恶行为的代表。黑社会式的企业家在那里可以获得一切违反规定的渠道，并获得保护。文章引述重庆中央党校教授苏伟指出，市场经济带来了各种弊端，诸如伪冒产品、犯罪、食品安全、党内贪污。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法律，但也需要反复灌输新思想。

《世界报》特派记者注意到，重庆百姓虽然对薄熙来心怀感激，但中国其他地方的舆论则抱持怀疑。重庆媒体７月初报道当地将启动红色主题公园建设项目之后，全国各地网民纷纷在网上批评，认为是浪费公共基金。项目负责人再三强调项目为私营性质，但重庆市政府几天后还是决定予以取消。近日，网上又有消息流传，称唱红歌运动耗资数十亿元人民币，迫使重庆市委再次出面避谣。

重庆―中国新左派实验室

《世界报》重庆特派记者同时以“中国新左派实验室”为题发表文章，指出，重庆是中央政府西部开发政策的桥头堡，启动大规模基础建设和设备项目，制定企业优惠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党需要重新证明他的管理能力，重庆因此而成为中国新左派经济理论实践的基层实验室。《世界报》文章介绍说，中国新左派主张更加注重社会上寻求公正的声音，但又避免政权民主化。重庆的做法是保持强大的公营领域，政府因此可以在社会住房领域有所做为。当地公营企业未来三年将建起大约四千万平米的社会住房。不过，由于供大于求，政府只好取消了购买条件限制，但结果是，经济条件差的居民未必能获得住房，空房都被那些房地产炒作者获取。重庆试图给予更多农村人口城市户口的政策也受到批评。大学为完成配额，强迫农村来的大学生转城市户口。

这篇文章继续指出，使重庆获利的企业国内迁移政策也远远不能成为社会管理典范。富士康集团在深圳工厂的工作条件因为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曝光，但富士康集团在重庆的表现并不比深圳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人员2011年5月在一份报告中披露，在成都和重庆的富士康工厂，工人的实际工资低于应聘时许诺的水平，而且聘用合同是企业与当地技工学校签署的学生实习合同。

新疆和田爆发暴力骚乱事件两天之后，中国政府上调事件中伤亡数字，宣布有14名维族人在冲突中死亡。《世界报》驻京记者就此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现在说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行动”，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是在当日宣布有四人死亡消息两天之后，才宣布有14名维族人死亡。文章综述了中国政府与流亡维族人团体对事件起因及过程的不同说法。并引述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问题研究院尼古拉-贝克林（Nicolas Becquelin）指出，新疆和田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地区，维族居民尚占多数，问题也就格外突出。当地居民对中央政府的政策看法负面，而在当局眼中，和田则是打击分离主义的前线。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和田感觉像在外国，而维族人则把汉人的统治看作是一步步的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