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转型的动力机制的线索
中国大陆政治正在走向变局。在寻找转型的动力时，多数观察家聚焦在急剧发展的底层民变和中层抗议上，忽略高层出现变局及在变局中的角色。这是因为自“六四”镇压后，高层鲜有围绕政治改革的大的政治冲突；中共权力斗争的信息不透明；越来越多的国人相信贪腐残暴的统治者出於私利必然是政改的阻力。然而，从第三波民主转型以来的经验看，如果没有高层分裂出改革派与民间压力形成良性互动，和平转型不可能发生。
今年四月吴国光教授在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的年会上发言提出，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不仅要关注民变，而且要关注中国官变。他对现在中共执政集团内部的分化作了分析。笔者认为，这是完整理解中国即将发生转型的动力机制的宝贵线索。
第三波民主化前后开发出的政治转型理论提出民主转型的路径图：当国家出现危机或最高权力处在继承关头，民间会出现的大规模政治风潮，要求解决一些问题.此时，围绕着谁承担责任、怎样解决问题以及如何处理风潮，统治集团会分化，权力斗争会尖锐；统治集团分化出的改革派会呼应民间改革风潮，争取民间支持；最后，朝野改革派合作击败保守派，实施全面改革，建立国家新的宪政架构。
在这样的路径图中，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改革派是重要因素。低估中国官变的人认为，中国统治集团不会有这样的分化，因为中共是个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不可能改革的动力。这样的看法的误区是对转型期间统治集团分化的动机理解不准确.
面对危机高层分化是普遍规律
统治集团中某些力量为什么会支持改革？有两种解释，一是柏拉图式的解释，也是启蒙主义的解释，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改革是正义的事业.但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在理解政治家的现实主义动机时显然不够。转型理论更多的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理解，即将政治家理解为追求权力的博弈者。他们在应对各种政治局势中开发适当的行动策略，最大化自己的权位。当社会出现危机或最高权力出现真空时，他们会为更大权力而斗争；当以改革姿态出现会赢得民间支持从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时，他们会主张改革。当权力斗争激化威胁到政治生存时，他们会打开体制寻求下面的支持。当然，他们最大化权力也许是因为私利，也许是因为权力欲和抱负，也许是因为理念，而且此后掌握最高权力后也可能会建立新专制，但最大化自己的权力的统治核心在出现危机时会分化、冲突和破裂，是普遍规律，这是和平转型的契机.而转型后的新制度是否会倒退也不是他们单独决定的。
当高层出现分化并且改革不可避免时，旧制度中掌握资源的官僚会大规模转向支持改革。由於新的政体中，政府官员文官化，他们的职业地位受法律保障而不再会因为政治事件和政治统治者被剥夺官职，新的民主宪政政体其实比专制政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政治就是不同力量和意见角逐公权力的领域，统治集团当然也不会是铁板一块.但是，说统治集团分化出改革派是专制政体中的和平开放转型的必要条件，绝不意味着民间等待统治者分化才能启动转型，民间也不是简单地呼唤和启蒙统治者，柏拉图式统治者启动转型的例子是少数；多数情况是危机出现导致大规模政治风潮创造出高层权力可能重新洗牌的机会时，统治集团才可能分化。良性互动，不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互动，而是民间风潮的领袖与被撕裂的统治集团中改革派的互动。
撕裂统治集团，启动政治转型
如果从转型理论的架构看，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存在着转型的机遇。各类问题导致的剧烈社会冲突表明，治理方式存在严重问题，难以为继.这些问题引起各界的忧虑和不满，进而产生变革的呼声。十八大是最高权力再分配的关口，这些都为谋求最高权位的抱负者破局提供了机会。
而中国的高层，也确实出现了各种动向。薄熙来唱红打黑，温家宝呼唤政改，都是高层中有人公开回应社会压力出现分化的动向。如果温家宝的发声还是为了在退位前与罪恶制度划清界限以保持历史地位的声明，薄熙来的乖张之举毫无疑问有问鼎政治局常委的动机.但是，不论两人初衷如何，以后的局势及内部斗争都会压迫他们沿着自己的定位方向走下去，并且成为某种变局方向的代表和领袖。
不过，这个机遇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也出现过.一九九七年邓小平病逝，中国有大量问题，最高权位也不稳固，高层也有杨尚昆、赵紫阳和乔石等的挑战，民间普遍对邓后政局稳定缺乏信心。但是，中国还是平稳渡过那个权力交接关口。二○○二年十七大交接权力虽然也有风闻的斗争，但更是稳定有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当时的精英心态保守，担心出现乱局乃至崩溃，故而一方面支持暴力维稳边缘化民间改革呼声，另一方面对高层改革呼声听而不闻，这就使得没有外在压力撕裂体制，也没有给有抱负者机会问鼎更高权位。
今天的情势比上两次权力交接多些机会，主要是朝野都知道现有体制无力解决问题，民间反抗更加凶猛，精英普遍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如果中间层能与民众积极加入底层抗暴斗争，形成大规模政治风潮，那么薄熙来和温家宝甚至更多的政治抱负者会呼应民间，争取支持，公开挑战现有核心及政策，从而撕裂统治集团，启动政治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