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相撞事故成为大陆和香港社会密切关注的新闻。这一悲剧事件再次折射了中国大陆体制的深层问题。若不加速改革，所谓的“中国崛起”很可能就会成为昙花一现。

技术疑问已在 善后处理更糟

发生在温州的动车相撞事故，带出了一连串疑问，比如：为什么一场普通的雷电就能把一个先进的动车电网击毁？为什么在第一辆列车因停电而被迫停车后，十几分钟内居然无法通知后面的动车？

所有的这些疑问既是技术层面的疑问，同时也涉及到技术背后的管理乃至体制层面。众所周知，中国的铁路系统近几年开始提速的进程，中国的高铁系统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先进的铁路系统。但同时，中国铁路也频频传出事故，京沪高铁刚刚开通，就已发生了几起事故。

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的回应和处理再次让人感到十分失望，同时在失望之余感到这其实更多地折射了体制的问题。最近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疯传铁道部发言人”你信吗，反正我是信了”、”这是一个奇迹”、”总之，它是发生了”等让人觉得既没有头绪，也没有逻辑，更没有良知的言论。

事故发生不久，现场的救援队伍就表示救援已经结束。然而就在宣布救援结束之后几个小时，一列废车厢里发现了一个两岁的女婴；事故现场也遭到破坏，报废车厢被匆匆掩埋。这一举动遭到日本新干线专家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极其不专业的做法。而中国的网民则更多怀疑此举意在掩盖真相。

一方面是事故真相尚未查清，甚至连真正的救援工作也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却是发生事故的大桥却已在事故后48个小时内宣布通车。显然，对铁道部门来说，更为担心的是因铁路中断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一些民众发出怒喊：”到底是救人要紧，还是通车要紧？”

更有甚者，在对死难者的赔偿方面，当地出台了赔偿五十万人民币的标准。这一标准显然不能为许多死难者家属接受。温州是浙江著名的民营企业基地，许多人根本不需要金钱抚慰，他们需要的是专业的救援和事实的真相。但当地政府居然还出台了另一条规定：先签订赔偿合约者可获得奖赏。这一显然带有侮辱性质的规定更为激起了民愤，有死难者家属痛斥这是买卖行为。

一个本来已带有深层问题的动车相撞事故，在救援、善后处理的过程却带出了更多的体制的问题。

宣传管理部门再出低级禁令

更为离奇的是，在此次牵动中国全国上下的悲剧中，中国的宣传管理部门依然沿袭了极其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几天正在对中国大陆（甚至包括香港）的媒体下达各种禁令。

此次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中国大陆媒体在开始阶段出现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是所谓四大报纸依然中规中矩地对事件予以报道，二则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则展现了初步的锋芒。新华社发表了《三问温州动车事故》一文；被网民称为”CCAV”的中央电视台则也不甘落后，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将矛头直指铁道部发言人，并明确表示”我不敢相信”；也有央视的女主持人在播报时留下了眼泪。

但所有这些人性的善良和职业良知的呈现，最后都敌不过来自宣传部门的禁令。这几天，不少中国媒体都收到禁令，要求淡化对赔偿问题的报道，要求报道时展现大度和高度。然而，一些中国的媒体工作者私下苦笑，实在不懂此时该如何展现”大度”和”高度”：是要求死难者家属”大度”，不计较赔偿金少吗？还是要求民众从高铁未来前景光明的”高度”，来理解目前的人命伤亡？

中国的宣传管理部门有一个奇特的”时间差”，即往往在事件发生后鸦雀无声，而发现苗头不对后才发出禁令，而禁令的内容大多数媒体工作者几乎闭着眼睛都能编出来。于是，无论是过去的矿难，还是此次的动车相撞，开头的十几或二十几个小时，往往是新闻最开放的时间。

动车相撞事故，发生原因和善后处理已经折射了许多深层问题；宣传管理部门再横插一杠，则更将事故背后的体制问题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