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州动车事故看中国急于求成的发展模式

温州动车事故反映不惜代价的高增长模式脱轨

《解放报》驻京记者在题为“中国：高速度撞车”的文章中写道：上周六发生的高铁事故暴露出腐败以及当局对安全措施的漠然。仓促掩埋事故车厢残骸的场面最终使中国人相信政府试图销毁技术缺陷的证据。文章指出，这起事故已经超出了铁路交通事故的范畴，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生活紧张关系间一桩极为敏感的公共事件。铁道部忙不迭地解释说，掩埋车厢残骸是救援行动的必要，是为了保护技术机密。文章写道，无论事故是否像新华社报道的那样是由于雷电导致信号系统失灵，它都使中国政府引以为荣的国产高铁技术产生怀疑。中国一度还自诩与外国企业签署高铁合同。这起事故来得很不是时候。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今年二月因为铁路修建工程中的严重贪腐事件而被免职，原本应当打破所有记录的京沪高铁因为耗资问题最终只能以３００公里时速运行。一名铁道部官员又透露，安全问题远不止于此，令人对整个中国目前超过四千五百亿欧元的铁路现代化工程产生怀疑。《解放报》文章引述凤凰卫视的一项网络调查指出，在76万5千名参与调查者中，百分之六十的人认为如此仓促的清理事故现场是为了掩盖事故真相。事故发生后，铁道部三名上海官员被撤职，但是受到影响的可能是整个铁路系统、尤其是出口。而更广泛的讲，是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模式脱轨。在凤凰卫视一次脱口秀节目中，就有人质问：日本新干线启动之初，空车试行6个月。而在中国，事故两天之后，原因尚未明了，线路已经恢复运行，火车已经满载人员，为什么？

《解放报》同时报道，日本铁路部门负责人曾在2010年警告说，中国高铁使用日本技术，但速度却比设计速度高25%。

《世界报》的相关长篇报道与《解放报》报道文章的标题大同小异：高速清除的事故。文章报道说，根据中国官方的解释，导致事故的原因是信号系统问题。第一辆列车停车后，信号灯未能由绿转红，而车站工作人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上海铁道部三名官员被撤职后新上任的负责人就此解释说：这表明工作人员没有受到相应的培训。《世界报》文章就此写道：这些错误反映出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急于求成。中国在短短四年内就建成了世界最长的高铁线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7月25日重新刊出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在2010年12月发表的一份报道。这篇报道以“时代的先驱”为题，炫耀这种疯狂的速度。举例说，在北京奥运前夕，一名高铁列车司机只培训十天即可上岗。当时，一名德国专家说，没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你们不可能驾驶这样的火车。而《人民日报》的报道继续写道，中国司机当时信心十足地回答说：那我们打赌。我们完全可以在十天之内就驾驶这样的火车。

《世界报》文章继续写道，这种急于求成的方式也在受难者家属赔偿谈判中继续。温州的律师接到指令，要求他们不要受理遇难者家属的案件。遇难者家属也不能相互讨论赔偿金数字，接受赔偿也不得迟疑。一名难属表示，当局同意赔偿45万元人民币，但是，如果家属立即接受火化协议，则可以获得一笔奖金。清理事故现场也同样急急忙忙。铁道部无论如何要在事故第二天晚上恢复通车。于是，周日中午，8辆推土机开始忙碌地将车厢残骸从桥上推下。而这种仓促令遇难者家属愤怒不已。

日本新干线一名负责人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称中国的危机处理方式十分落后。他同时指出，在发生事故时，保存现场以便多方面分析事故原因至关重要。

新闻控制下中国媒体异乎寻常的反抗

中国舆论导向下的媒体运作也是《世界报》周六版特别关注的话题。针对温州特大铁路事故，《世界报》特派记者注意到，尽管当局下令限制报道，但是，《世界报》记者注意到，中国媒体异乎寻常地掀起了一场小小的反抗。总是高唱爱国主义的《环球时报》批评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指出，中国领导人习惯于庆祝成功，不习惯承认错误。《环球时报》英文版也刊登了同样文章。好几家国家电视台也要求铁道部做出答复。在新浪微博上，中国网友则开始寻找出事火车的司机。有人说事故发生后，曾看到他自言自语，但随后他便神秘地失踪。而他原本可以就事故经过提供详细情况。但是，《世界报》文章写道：新闻管制动作迅速。那些批评过于尖锐的评论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世界报》同时在《亚洲来函》栏目发表署名文章，针对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解散知名记者王克勤领导的调查部事件，分析中国媒体生态。指出，令人意外的其实不是调查部被关闭，而是王克勤和他的团队得以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每天早上，各编辑部都会宣布一个不得报道的主题名单，而大部分的记者都遵守规定，局限于不会触动当局的题目。但是，最近十年来，一些记者开始冲闯那些敏感的社会话题，试探当局的容忍底限。文章以被称作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胡舒立为例，介绍她巧妙地以经济话题为外衣，抢先发表独家报道的能力。文章同时也以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的经历写道，一些记者最终有些失望了。李大同指出，调查记者很少，他们花费很多时间，要冒风险，收入却很低。他表示：记者不能和权力及体制较劲。主编们也许可以，但却不做。

不过，文章引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创始人陈婉莹预言：中国调查记者会有光荣的未来。因为中国有如此多的滥用权力现象，有如此多的故事要讲。陈婉莹表示，在中国复杂的环境下，这些调查记者必须做到无可指摘。以真相为武器。只要有小小的错误，就等于给人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