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美，作家的生活跟政治密切相关。他们能写作不受政治影响的“纯文学”吗？当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地失踪，当电视上每天都充斥着独裁者严肃的面孔，当谎言像下水道里的污水一样四处弥漫，你还能安心伏在书桌前书写唯美的十四行诗吗？巴尔加斯？略萨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将一个又一个拉美的暴君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他说到做到——《公羊的节日》就是一份无情的判决书，它让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永世不得翻身。
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六一年，特鲁希略对三百多万多米尼加人施行极端残酷的暴政，这个美丽的岛国变成了人间地狱。虽然独裁者死于反对派的暗杀，但独裁制度的运作模式和民众对独裁的屈从心理状，依然完好无损地传承下来。所以，巴尔加斯？略萨决心用一部小说来揭示真相、捍卫历史，进而唤醒民众沉睡的灵魂。
一个沉重得让人艰于呼吸视听的题材，被巴尔加斯？略萨举重若轻地写得犹如侦探小说和电影剧本般扣人心弦。在结构上，《公羊的节日》像是三个声部构成的乐曲，又像是三缕头发编成的麻花辫子，三个部分互相独立、交相辉映而又融为一体。
第一个部分的叙事者是乌拉尼娅。当年，她那贵为议会主席的父亲在独裁者那里失宠后，狠心将十四岁的女儿献给主人以示忠诚。乌拉尼娅受尽独裁者的凌辱，在修女的帮助下逃亡美国。三十五年后，她第一次回到祖国，她无比憎恨的父亲已经成为躺在床上的植物人。
第二个部分的叙事者是暗杀小组的几名成员。他们的地位、经历、性格和政见各不相同，但是，国仇家恨将他们汇聚在一起，精心策划一起刺杀独裁者的行动。独裁者终于毙命，但他们的大部分人为这一计划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三个叙事者是特鲁希略本人。他回想起从士兵到将军、从总司令到元首的人生之路，一一评价愚钝的母亲、贪婪的妻子、纨绔的儿子以及唯唯诺诺的文武百官。他心满意足却又怅然若失，权倾天下却又患上了小便失禁。在去与情人约会的路上，一串子弹迎面而来……
“元首”其实是恶棍
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就是独裁者特鲁希略。人民对他有很多种称呼——大救星、大恩人、大元帅、国父、主人、陛下……这个崇拜希特勒的独裁者，最喜欢的还是希特勒专用的称呼“元首”。与希特勒一样，特鲁希略有一种强烈的“天命”思想，认定自己是上天派来治理多米尼加的。多年以来，他的的确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每天的工作日程表都安排到深夜。他心里想，如果没有自己，这个国家将陷入混乱状态，是他给人民带来秩序和繁荣，所以人民必须爱戴他，正如他的下属所歌颂的那样：“特鲁希略是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人物之一，他和查理曼大帝、拿破仑、玻利瓦尔都属于同一类人。他们代表着大自然的威力，是上帝的工具、国家的缔造者。”
在崩溃来临之前很长的一段时期，特鲁希略确实给国家带来了安定和繁荣。但是，为了这所谓的安定与繁荣，国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在经济上，特鲁希略巧妙地化公为私，他的家族企业垄断了多米尼加的经济命脉。当国库跟他的私人账户合二为一之后，他就视钱财如粪土了。他并没有太多奢侈的生活习惯，“清洁、卫生和讲究穿着是元首惟一自觉信守的宗教”。当然，他一般不会干涉家人敛财的行为，除非他们做得太过火，才会装模作样地制止一下。对于钱财，特鲁希略跟目光短浅的老婆看法不一样：早在他还是高级警官的时候，他的老婆就设法开洗衣店，为警卫队服务，这个女人在乎每一个铜板；而高瞻远瞩的独裁者，虽然也爱财，却是“为了分给大家花”。每年十月二十四日，多米尼加人庆祝特鲁希特的生日，他便大量给老百姓送礼物。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是独裁者共通的统治术：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在过生日的时候，也给每个孩子分发一个鸡蛋和一包糖果，然后所有的孩子对领袖的忠诚都超过了对自己父亲的忠诚。
在政治上，特鲁希略牢牢控制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拉美的许多独裁者都是军人出身，他们的政权差不多就是军政权。特鲁希略早年是特种部队的军人，深受军队崇尚铁血和绝对服从的文化的熏陶，极端仇视学校、教堂、文化、艺术和知识分子。他对心腹说：“关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我一向认为他们很糟糕。在功劳薄上，按照顺序排列，第一位属于军人，他们坚决执行命令，不搞阴谋，不浪费时间。第二是农民，他们生活在农场里和茅屋中，或者是蔗糖厂里，他们健康，勤劳，有为国家争光的荣誉感。其次是公务员、企业家、商人。最后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甚至应该排在教士后面。他们是一群臭流氓！政府给他们穿，给他们荣誉，他们得到的好处最多，可是给政府造成的伤害最大。”所以，他对知识分子施行“两手抓”的策略：先是重金收买，收买不成则派人暗杀。
不仅无情地清除异己，为了达成多米尼加种族的纯洁，特鲁希略还对非法居住在本地的海地人实施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后，他伸开手让下属们观看：“这双手从来没有颤抖过。因为只有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认为绝对有必要时，我才下令杀人。”当年训练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教官问他：“陛下，您下令消灭那几千非法拘留的海地人时有什么感觉吗？”他立即反问说：“请你问你们的前总统杜鲁门，他下令往广岛和长崎扔原子弹的时候有什么感觉？然后你就知道那一夜我的感觉了。”这种“杀人有理”的理论，使他至死都拒绝忏悔。
这群奴才是如何争宠的？
在拉美文豪当中，巴尔加斯？略萨无疑是最了解政治的人——他曾出马参加秘鲁的总统大选，虽然惜败，但表现还算不错。他没有当选，倒是读书人的幸运：多一个总统，必然就少一个作家。如果整天忙于处理政务，哪有时间写《公羊的节日》这样的大部头呢？
有过参与政治运作的经历，巴尔加斯？略萨深知权力对人性的败坏。他如同一名拿着显微镜的生物学家，细致入微地观察鲁希略身边“高层小圈子”的生态系统。在那个“小圈子”里，人和人之间都是如此——争先恐后地要引起元首的注意，希望元首跟自己讲话或开玩笑，“他们就像妻妾成群的大家庭里那些争宠的女人一样”。而元首为了让这些人永远依赖他，为了防止腐败、因循守旧和无法无天，就交替地在官阶上挪动棋子，让这个或者那个失宠。
元首最看重的是军情局长乔尼。虽然只有上校军衔，乔尼却让所有将军都对他毕恭毕敬。据说，当乔尼穿开裆裤时就恶狠狠地用大头针扎小鸡的眼睛，年轻时从公墓里挖掘尸体卖给医科大学生。治理国家有肮脏的一面，谁来管治安？谁来负责社会稳定？谁干安全工作？还得乔尼这样无法无天的流氓。乔尼对元首说：“我是因为有了您才活着，我为着您才活下去。如果您让我说真话，那我就是您的警犬。”这个像毒蛇一样的人物，有看不见的非凡业绩：杀人越货、迫害追踪、监视陷害、造成高层人士突然失宠……只要元首下令，他就万死不辞。无论多米尼加社会的哪个偏僻角落，都躲不开他的眼睛。对于乔尼的作用，元首洞若观火：“为了让政府连续执政三十年，就需要有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屎尿的乔尼？阿贝斯。如果需要，他得连脑袋身体也沾满屎尿。让他越热越好！让他把敌人、甚至朋友的仇恨全都吸引住才好！”希姆莱之于希特勒、贝利亚之于斯大林、康生之于毛泽东，不也是如此吗？
特鲁希略的御用法学家和财务总管是克里诺奇。此人肥胖、酗酒、不修边幅，外号“活垃圾”，但独裁者一天也离不开他。克里诺奇负责起草并提出法律规定，他在议会发表的充满拉丁文和法语引言的演说中，给政府最专横的决定穿上法理的外衣。他的大脑仿佛是按照法典组织成的，可以立刻为特鲁希略任何决定的合法化提供理论依据。他还帮助元首理财，让元首的财富直线上升，甚至帮助第一夫人将贪污的巨款换成美元存入瑞士银行。
另一个着墨不多的弄臣是多米尼加党主席威尔希里奥。此人虽然贵为党主席，但实际上，他真正重要的职位是：一旦元首小便失禁，他就赶紧往大恩人身上泼上一杯水或者酒，同时不停地为自己的笨拙反复道歉；如果事情发生在检阅台上或者行走的时候，他就赶忙站到元首前面去，如同屏风一样挡住元首的裤子。
还有就是负责元首日常生活、包括为元首寻找女人的美男子阿方索，这个太监一样的佞臣居然当上了大使。正是阿方索鼓励乌拉尼娅的父亲将女儿献给元首，他对女孩的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话，让元首占有我的女儿，同我女儿一起享受情欲，这会让我心满意足，让我感到幸福无比。”他对自己的工作颇有荣誉感，振振有词地说：“元首从黎明一直工作到深夜，一周七天，天天如此，一年十二个月，月月如此。他从来没有休息过啊！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每时每刻都在为三百万多米尼加人生死攸关的大事作决定。为了我们可以立足于二十世纪的民族之林啊！一个这样的伟人难道还不应该时不时地放松一下吗？难道还不能与一个美人享受几分钟吗？对于那些毒蛇说我的坏话——‘给元首拉皮条’，我感到自豪！我引以为荣！”不要以为这样的情节是作家的虚构，独裁者和奴才们的邪恶本来就超出我们的想像。在中国，为毛泽东拉皮条的大内总管汪东兴，不是爬上了党国副主席的高位吗？
元首喜欢散步，能否陪同元首散步就成为这个小圈子中的一大殊荣。每天散步的时候，距离元首一米，侍卫副官们组成一道人墙。几米外，簇拥着政府各部部长、高级顾问、各位将军、高级助理、宫廷侍从，人人敬畏地与元首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人敢越过侍卫组成的屏障。这些高官显贵，个个全神贯注，提心吊胆，期待着元首允许自己靠近的眼神和手势，以便聆听教诲或者交谈片刻，哪怕得到一句指责。元首偶尔主动加入人群之中，并不断地和这群人或者那群人交换着位置，目的是不让任何人感到被优待或被冷落。
个人崇拜是如何泛滥成灾的？
当那个时代过去之后，人们读到《公羊的节日》这样的小说，总是觉得其中的情节过于夸张和漫画化。巴尔克斯？略萨应邀到多米尼加出席该书的首发式时，就有年轻人问他，是不是把特鲁希略的统治描述得过于黑暗了？实际上，书中的大部分情节在历史上都有据可查。人们不愿承认这一切曾经发生过，因为他们也是丑恶的个人崇拜和专制体制的支持者和配合者。凡暴政必有同谋，绝大多数“人民”默许甚至参与了罪行。
《公羊的节日》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每个多米尼加人的门厅处都挂着一块铜牌，上面炫耀地写着：“在这个家，特鲁希略是元首。”他们购买并悬挂这种铜牌，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为的是不让别人怀疑自己对元首的忠诚，但是，神话粉碎以后，人人都想抹掉这些痕迹，立即将铜牌扔到大海中，因为他们不好意思地意识到这块铜牌象征着自己的怯懦。
“几百万多米尼加人的身体、灵魂和意识都要献给一个人！”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巴尔克斯？略萨指出，这几百万多米尼加人被专制宣传所蒙蔽，又缺乏信息来源，又被思想教育和封闭隔绝弄得头脑愚蠢简单，人们完全被剥夺了自由思想、自主意识甚至好奇心理，人们一感到恐惧就逆来顺受，最后导致对特鲁希略的个人崇拜。人们一方面怕他，另外一方面敬爱他，如同儿子既怕专制的老子又爱他一样，因为儿子心里信服：无论父亲如何拳打脚踢，他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永远弄不明白的是：多米尼加的知识分子，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些智囊、那些大律师、著名的医生、高级工程师、那些毕业于美国和欧洲最好大学的高级人才，他们敏锐，有文化，有经验，会读书，会思考，自以为有高级的幽默感，有鉴赏力，办事认真，居然能够忍受如此野蛮的侮辱。
可以用“中邪”一词来形容民众的精神状态。巴尔克斯？略萨指出：“那是一种比恐惧更为特别和难以确定的感觉：一种瘫痪，意志麻木、理智麻木、自由思想麻木。”思想麻木以后，身体自然就任人宰割。为什么那么多德国人如醉如痴地倾听希特勒的演讲并投票给他，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热血沸腾地要为“红太阳”而献身？希特勒、毛泽东和特鲁希略干的坏事，绝对不是独裁者一个人或独裁者身边的一帮人就能完成的，大部分的民众都心甘情愿或半推半就地参与其中。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独裁暴政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这也促使许多优秀的思想家思考这一问题。用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是“平庸的恶”导致极权主义的肆虐；用古斯塔夫？勒庞的说法，是“乌合之众”催生了独裁者，因为“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惟一理解的政治”；用埃利亚斯？卡内提的说法，既然“人人都需要一种图腾崇拜”，那么暴君便应运而生；而用威尔海姆？赖希的说法，一旦人“将自己视为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化身”，“人无意识地形成了施虐－受虐倾向，从而成为工具和暴徒”。
所以，《公羊的节日》不仅谴责独裁者的残暴、特权阶层的贪婪，同时也剖析民众的愚昧与逆来顺受。多年以后，当乌拉尼娅回到祖国，跟人们谈起那个逝去的时代时，让她惊诧的是，许多人并不是深恶痛绝，而是不乏温情的怀念。人们已经忘记了那个时代种种滥用职权、暗杀迫害、贪污腐败、特工横行、封闭隔绝、恐惧焦虑的现象，而把恐怖变成神话，说“那时候人人都有工作，社会上没有这么多犯法的事情”。人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将对现实的不满转换成到历史当中去寻找安慰。对此，乌拉尼娅愤怒地反驳说：“那时候大概没有这么多盗贼入室作案，也没有这么多光天化日之下就抢劫行人钱包、手表和首饰的家伙，但是，那个时候有杀人、拷打、刑讯和迫害失踪等好多事情。”当她年迈的姑妈姑妈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的时候，她却在心里回答：“那是不是另外一个时代呢？那个时代的某些东西今天仍然在这里横行！”
左翼独裁阴影下的右翼独裁
尽管有精心设计的叙事结构，但《公羊的节日》仍然是巴尔加斯？略萨写得最为朴素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家不再炫耀纯熟的结构主义手法，而是像一个扛着摄影机初来乍到的记者，在特鲁希略时代多米尼加的深宫内院、街头巷尾，一丝不苟地拍摄元首办公室精妙绝伦的吊灯、军营里笔挺的制服和锃亮的靴子、市场上商贩的粗糙的手掌、监狱里飞舞的蛆虫与苍蝇……跟随这位摄影师的视角，读者如同翻开一部那个时代多米尼加的百科全书。
在《公羊的节日》中，“美国”始终是一个无法躲避的因素。一开始，特鲁希略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他还付出重金收买美国政界的人物为其说话。为什么美国明知特鲁希略罪行累累，也要支持他呢？用特鲁希略的高级顾问的话来说：“美国佬担心的不是您，而是卡斯特罗。美国佬比任何时候都更害怕共产主义会在拉美蔓延。这个时候正好告诉美国，在拉丁美洲抵抗共产党进攻的最佳人选是您。”换言之，卡斯特罗的存在，让特鲁希略之流有了生存的空间。
但是，后来特鲁希略的种种倒行逆施的作为，让美国和其他拉美邻国忍无可忍，终于糖果决议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由此，特鲁希略王国民生凋敝，风雨飘摇。特鲁希略哀叹说：“我在联合国投票表决时一向是支持美国的。只要美国佬一来到这个岛国，我就像接待亲王一样接待他们，而去还授予他们勋章，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正是从窗口即可望见的美国军舰的威慑，使得特鲁希略因为害怕美军入侵，而放弃了更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而在特鲁希略遇刺身亡之后，特鲁希略家族接受重金贿赂，放弃军权流亡海外，也是在美国使节的斡旋并担保下实现的。“美国因素”在特鲁希略王朝兴亡的过程中，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是总体而论，如果没有“美国因素”，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的命运将更为悲惨。
巴尔加斯？略萨在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是少有的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作家，与奈保尔遥相呼应。如果按照左翼的观点，拉美乃至第三世界的一切苦难，全都归咎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殖民及后殖民政策。乌拉圭学者所著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就持这一观点，他认为：“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历史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的失败总是意味着他人的胜利；我们的财富哺育着帝国和当地首领的繁荣，却总是给我们带来贫困。殖民地和新殖民时期的炼金术使黄金变成了废铜烂铁，粮食变成了毒药。”这种怨妇式的外向型的谴责，看似痛快淋漓，却掩饰了更为关键的因素：难道暴君和独裁者全都是外国硬塞给拉美各国的吗？
同样是土生土长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巴尔加斯？略萨对拉美独裁者猖獗的看法却与之大相径庭。他并不回避美国对特鲁希略等右翼独裁政权的支持，但他进而指出，与左翼独裁的“坏”相比，右翼独裁毕竟是“次坏”，左翼独裁不可能向民主政治转化，而右翼独裁则存在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美国在亚非拉的外交政策，是在没有“好”的前提下，不得不在“坏”与“次坏”之间选择，虽然狠无奈，但就智利、秘鲁、阿根廷、多米尼加等国的发展轨迹来看，这种选择并没有错。这些国家已经初步实现了民主化，而古巴仍然是卡斯特罗家族的“千年王朝”。特鲁希略、庇隆、皮诺切特等人，都只能建立和维持威权主义的政权，而卡斯特罗掌控的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政权。
巴尔加斯？略萨敏锐地描述道：尽管与美国的关系走向了恶化，在特鲁希特政权内部，稍稍有点开明思想的人物，仍然希望奴隶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在美国的帮助下实施缓慢的政治改良；而最邪恶的军情局局长则向元首建议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边倒”地投向古巴和苏联的怀抱，仿效共产党的模式巩固政权。这种分歧正如“文革”后期中共党内的路线争斗：林彪亲苏，而周恩来和邓小平则亲美，后者的胜利才使得毛后的中国有了改革开放的契机。
谁切开了祖国的血管？这个问题不仅是问多米尼加人的，而且是问所有的亚非拉人民的。巴尔加斯？略萨给出了他“智勇双全”的回答，这一及回答肯定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甚至狂怒。但是，最不受欢迎的看法往往最接近真理，而先知在故乡是不受待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