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引言：借助“胡锦涛视角”
2011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极其特殊的年份——中共建党九十周年，苏共亡党暨苏联解体二十年，辛亥革命一百年。九十党庆注定要持续到年底，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冲淡人们对苏共亡党暨苏联解体的思考，另一大方面也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纳入党文化的设计里面，使其不再有突出的历史意义。然而，如此精明的政治算计并不能改变辛亥革命至今仍具有历史反思意义的政治逻辑。
晚晴之败落以至于爆发革命，不只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值得纪念，更为重要的是细致的历史反思并未展开。按今天政治人物胡锦涛在党庆九十周年讲话提供的视角来看，实际上，辛亥革命前的清末政治生态恰好具备“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之特征。
称之为“四大危险”的政治判断亦可定性为“胡锦涛视角”。在这里，我们借助“胡锦涛视角”来解析有关史料，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启示。关于消极腐败一项，中国今日之状与清末的高度同质化是无须细论的现实。因此，为了节省篇幅，我们省略了该项。分别分析比较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三项，以得出一些比较政治学的结论。
一、精神懈怠：官僚偏好情色消费
由于有清一代百年高压即“康乾盛世”之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狠毒，知识分子性格内卷，靠情色消费来弥补精神与信仰的空虚，也成为较为人性的个体生活原则。更为奇怪的是，当时除了法律不允许娶妓女为妾外，官员嫖娼竟被认为是风雅之事。
在实际的法律执行中，官员娶妓为妾也是条文在而无监察之效。另一方面，许多以变通方式出现的妓女（或同性恋者），又成了官员们的一定程度上的私交。彼时，虽无“公共情人”之术语，但从官员与名优的交往情况判断，“公共情人”已经盛行。如果严格地按当时法律办，官员与名优私交也是不允许的，即“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允”。实际上，类比于现在制度体系中“爱护干部”的宽宥之策，彼时则是“然挟优尚可通融”[1]。
当代京剧名家梅兰芳（男）其祖父是晚清即辛亥革命前的名优，其名也颇女性化，名叫梅巧玲[2]。梅巧玲是京城官员挟优交游的积极参与者，也是重要的获益者。
革命前，发生过一起重大的“公共情人”事件：光绪丁末年（1907），庆亲王奕劻（政府首脑之一）的儿子、农工商部长载振，接受直隶省候补道员段芝贵的性贿赂，将天津籍妓女杨翠喜纳为妾；由于被监察官员弹劾，载振私下将杨女退回天津，由亦官亦商的兵部候补郎中王锡瑛顶名，称为已娶杨女。除了载振自己请辞职外，其他情节均“含混了结”[3]。杨女作为段王载三人之间的“公共情人”无疑，而引起官场普遍不满的并不是“公共情人”问题，而是仕途如此拥挤，段芝贵竟然一步由候补道员升至黑龙江巡抚实职。至于法律规定的官员不得纳妓为妾，则“相习成风，例禁虽严，久为疆石耳”[4]。
当下媒体屡屡报道的贪官包二奶、有些官员卷入“公共情人”丑闻，百姓几乎不认为是新闻。“公共情人”越来越成为网络舆论娱乐化的选点，比如，有人猜测把红十字会搞得鸡犬不宁的郭美美很可能是一位“公共情人”。至于女官员因“床上培养”而升迁，这是比清末京官挟优挟妓范围更大的政治腐败问题。
二、能力不足：科举失去知识效用
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呼吁改革的大有人在，如龚自珍诸人；也有起而拯救的名士，如曾国藩诸人。但是，整个王朝的知识分子道德全然消失，以至于投身平叛事务的曾国藩说要设立“绝无良心科”[5]，当时，在曾手下作幕僚的何应祺附和自嘲：“明公你要果然设置此料，是不是想选我当第一名？”这虽是个调侃的细节，但足以说明科举制度是不生产良心的；之于当时的时代，科举体系的知识效用当然已降到最低点。
知识分子既没有良心也没能力，在国难之中特见例证，那些有进士身份（学历）的带兵者，不是大言吹嘘以致胜利都在嘴上，就是弃军弃城而自顾逃命。就当时的情况看，知识分子总体人格衰败与科举生产过剩有关。科举过剩造成了知识分子入仕及谋生的艰难，而谋生之艰难必然迫使其放弃独立人格意识，就不用说报效国家、拯救社会了。
以光绪年间为例，“人才拥挤，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6]；至于高级知识分子在稍低的考试过关之后，如进士资格获得后得到知县一级实职的，“非二十年不能补缺”。[7]。
前一项说的是参加顶尖级考试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当于现在的两院院士的冒滥之状；至于目前仍在运行的以党校为代表的注水学历（位），确实是中国社会最无耻的“知识分子”生产方式之一。
三、脱离群众：舞弊成为不衰的时尚
清末自然没有“脱离群众”这样的政治表达，但是，它一如“公共情人”事件一样，可以从具体案例体现的政治逻辑中发现。彼时，“吃国家”是长盛不衰的时尚。由于官员“吃”的对象是国家，自然就没有对百姓（群众）负责的意识。不脱离群众反倒有害，那就是它们“联系群众”的方式不是收取各种费用，就是借故敲诈勒索。
既然各级官吏以“吃国家”为能事，就必然采取舞弊手段。对此，在后人眼中一向有严肃、倔强之形象的辜鸿铭，曾调侃说：“我舞弊，你舞弊，他舞弊，我们舞弊，你们舞弊，他们舞弊。”[8]一个社会舞弊成风，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是有些制度（和）政策确实不合实际并严重妨碍人们生活，但有权决策层面又不愿改革或刷新，致使人们设法搞假以应付过关；第二，是整个社会竞争环境极劣，以真实态度对待社会不仅没有相应回报，还要遭受严重损失，致使人们视有用有效的条例为大害而试以个人投机来抵消其限制。
革命前，清末社会这两种状况并存，舞弊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常态，以至于中央权力机关都为之头疼。比如说，平定太平天国牺牲人员的抚恤，经历二三十年之后，许多档案被调换。最后，又冒出八千人未被抚恤的情况，以至于中央机关为防出现八万的冒请，下决心给此八千人亲属（后人）补助[9]。造假舞弊生于民间不过谋生之需，而之于官宦阶层就是为了“吃国家”。到革命前，“吃国家”在清末已蔚为壮观。最经典的就是宣统皇帝时期的庆亲王作为政府首脑之一，被时人讥为把政府办成权贵的合伙公司。
政府公司化，比照时下政治术语，叫权贵资本主义。至于请恤档案舞弊在今日之写照，亦不乏王丽亚、党煦燕之中共骗官案例。今日中国社会风貌大似于清末的辛亥革命前，言之不为其过。
结语：历史学术支持
到目前为止，一部规范且沉淀了大量历史价值的清代历史并没出现，最权威的《清史稿》与《明史》、《宋史》等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合格的《中华民国史》亦空缺如斯。但是，清末民初的文人笔记却十分丰富以至于庞杂，是丰富的“史料矿区”。并且，《清史稿》当中许多记载与文人笔记当中的记载，有大量的互映之处。这就是本文引用数种文人笔记做历史背景的学术考量之所在。
中国历史传统中“文史不分”是个不好的现象，主要有妨于底层阅读，比如底层社会文人大多弄不清《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在另一端，经典文本的历史之后世印证，亦多依赖于文人笔记。试以本文作者较为熟悉的宋代历史为例：
（一）孟元老所撰笔记《东京梦华录》，是为北宋亡后孟南渡的补记旧京之作，今史家认为“核其所载与宋志多有异同，可以互相考证，校正讹舛”[10]。
（二）周密所撰笔记《齐东野语》，被后世认为“言核事确，皆足以补史传之阙”[11]。“齐东野语”本取于文化经典《孟子》，指不可信之俚语与传说，是为今日成语词汇之一。而之于有历史价值的周密之作，却是考究《宋史》及宋代社会情况的重要文本。
迄今为止，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著述撰作已经很有规模，但是，在形成历史价值方面仍有不少的欠缺。这也正是本文说要“超越纪念”的根本意图。“沉思历史”则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分析路径，以判断当下社会与政治的实质。
注释部分：
[1]&[2]参见何刚德（？-1934）著《春明梦录》卷下，第68则〈京官挟妓挟优略〉。《春明梦录》，民国十一年（1922），何氏自刻本；
[3]&[4]参见徐凌霄（生卒不祥）、徐一士（？-1971）合著《凌霄一士随笔》，第四十七卷，第157则下属小细目〈杨翠喜案〉。《凌霄一士随笔》，自民国十八年（1929）7月7日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9日，陆续刊于《国闻周报》。
[5]参见易宗夔（1874-？）著《新世说》卷七（排调第二十五）第22则〈曾国藩欲立“绝无良心科”〉。《新世记》，民国七年（1918）十一月，排印本；
[6]&[7]参见《客座偶谈》卷二，第5则〈光绪年间人才拥挤〉。作者与版本同[1]。
[8]参见瞿兑之（1892或1894-1968）著《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之附录《杶庐笔谈》，第5则〈舞弊〉。《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民国三十五年（1946），太平书局出版。
[9]同[1]下卷，第50则〈清理数十年冒请抚恤之弊〉。
[10]参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P85，〈东京梦华录〉词条，顾奎相撰。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11]同[10]，P135，〈齐东野语〉词条，顾奎相撰。
引言：借助“胡锦涛视角”
2011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极其特殊的年份——中共建党九十周年，苏共亡党暨苏联解体二十年，辛亥革命一百年。九十党庆注定要持续到年底，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冲淡人们对苏共亡党暨苏联解体的思考，另一大方面也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纳入党文化的设计里面，使其不再有突出的历史意义。然而，如此精明的政治算计并不能改变辛亥革命至今仍具有历史反思意义的政治逻辑。
晚晴之败落以至于爆发革命，不只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值得纪念，更为重要的是细致的历史反思并未展开。按今天政治人物胡锦涛在党庆九十周年讲话提供的视角来看，实际上，辛亥革命前的清末政治生态恰好具备“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之特征。
称之为“四大危险”的政治判断亦可定性为“胡锦涛视角”。在这里，我们借助“胡锦涛视角”来解析有关史料，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启示。关于消极腐败一项，中国今日之状与清末的高度同质化是无须细论的现实。因此，为了节省篇幅，我们省略了该项。分别分析比较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三项，以得出一些比较政治学的结论。
一、精神懈怠：官僚偏好情色消费
由于有清一代百年高压即“康乾盛世”之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狠毒，知识分子性格内卷，靠情色消费来弥补精神与信仰的空虚，也成为较为人性的个体生活原则。更为奇怪的是，当时除了法律不允许娶妓女为妾外，官员嫖娼竟被认为是风雅之事。
在实际的法律执行中，官员娶妓为妾也是条文在而无监察之效。另一方面，许多以变通方式出现的妓女（或同性恋者），又成了官员们的一定程度上的私交。彼时，虽无“公共情人”之术语，但从官员与名优的交往情况判断，“公共情人”已经盛行。如果严格地按当时法律办，官员与名优私交也是不允许的，即“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允”。实际上，类比于现在制度体系中“爱护干部”的宽宥之策，彼时则是“然挟优尚可通融”[1]。
当代京剧名家梅兰芳（男）其祖父是晚清即辛亥革命前的名优，其名也颇女性化，名叫梅巧玲[2]。梅巧玲是京城官员挟优交游的积极参与者，也是重要的获益者。
革命前，发生过一起重大的“公共情人”事件：光绪丁末年（1907），庆亲王奕劻（政府首脑之一）的儿子、农工商部长载振，接受直隶省候补道员段芝贵的性贿赂，将天津籍妓女杨翠喜纳为妾；由于被监察官员弹劾，载振私下将杨女退回天津，由亦官亦商的兵部候补郎中王锡瑛顶名，称为已娶杨女。除了载振自己请辞职外，其他情节均“含混了结”[3]。杨女作为段王载三人之间的“公共情人”无疑，而引起官场普遍不满的并不是“公共情人”问题，而是仕途如此拥挤，段芝贵竟然一步由候补道员升至黑龙江巡抚实职。至于法律规定的官员不得纳妓为妾，则“相习成风，例禁虽严，久为疆石耳”[4]。
当下媒体屡屡报道的贪官包二奶、有些官员卷入“公共情人”丑闻，百姓几乎不认为是新闻。“公共情人”越来越成为网络舆论娱乐化的选点，比如，有人猜测把红十字会搞得鸡犬不宁的郭美美很可能是一位“公共情人”。至于女官员因“床上培养”而升迁，这是比清末京官挟优挟妓范围更大的政治腐败问题。
二、能力不足：科举失去知识效用
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呼吁改革的大有人在，如龚自珍诸人；也有起而拯救的名士，如曾国藩诸人。但是，整个王朝的知识分子道德全然消失，以至于投身平叛事务的曾国藩说要设立“绝无良心科”[5]，当时，在曾手下作幕僚的何应祺附和自嘲：“明公你要果然设置此料，是不是想选我当第一名？”这虽是个调侃的细节，但足以说明科举制度是不生产良心的；之于当时的时代，科举体系的知识效用当然已降到最低点。
知识分子既没有良心也没能力，在国难之中特见例证，那些有进士身份（学历）的带兵者，不是大言吹嘘以致胜利都在嘴上，就是弃军弃城而自顾逃命。就当时的情况看，知识分子总体人格衰败与科举生产过剩有关。科举过剩造成了知识分子入仕及谋生的艰难，而谋生之艰难必然迫使其放弃独立人格意识，就不用说报效国家、拯救社会了。
以光绪年间为例，“人才拥挤，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6]；至于高级知识分子在稍低的考试过关之后，如进士资格获得后得到知县一级实职的，“非二十年不能补缺”。[7]。
前一项说的是参加顶尖级考试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当于现在的两院院士的冒滥之状；至于目前仍在运行的以党校为代表的注水学历（位），确实是中国社会最无耻的“知识分子”生产方式之一。
三、脱离群众：舞弊成为不衰的时尚
清末自然没有“脱离群众”这样的政治表达，但是，它一如“公共情人”事件一样，可以从具体案例体现的政治逻辑中发现。彼时，“吃国家”是长盛不衰的时尚。由于官员“吃”的对象是国家，自然就没有对百姓（群众）负责的意识。不脱离群众反倒有害，那就是它们“联系群众”的方式不是收取各种费用，就是借故敲诈勒索。
既然各级官吏以“吃国家”为能事，就必然采取舞弊手段。对此，在后人眼中一向有严肃、倔强之形象的辜鸿铭，曾调侃说：“我舞弊，你舞弊，他舞弊，我们舞弊，你们舞弊，他们舞弊。”[8]一个社会舞弊成风，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是有些制度（和）政策确实不合实际并严重妨碍人们生活，但有权决策层面又不愿改革或刷新，致使人们设法搞假以应付过关；第二，是整个社会竞争环境极劣，以真实态度对待社会不仅没有相应回报，还要遭受严重损失，致使人们视有用有效的条例为大害而试以个人投机来抵消其限制。
革命前，清末社会这两种状况并存，舞弊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常态，以至于中央权力机关都为之头疼。比如说，平定太平天国牺牲人员的抚恤，经历二三十年之后，许多档案被调换。最后，又冒出八千人未被抚恤的情况，以至于中央机关为防出现八万的冒请，下决心给此八千人亲属（后人）补助[9]。造假舞弊生于民间不过谋生之需，而之于官宦阶层就是为了“吃国家”。到革命前，“吃国家”在清末已蔚为壮观。最经典的就是宣统皇帝时期的庆亲王作为政府首脑之一，被时人讥为把政府办成权贵的合伙公司。
政府公司化，比照时下政治术语，叫权贵资本主义。至于请恤档案舞弊在今日之写照，亦不乏王丽亚、党煦燕之中共骗官案例。今日中国社会风貌大似于清末的辛亥革命前，言之不为其过。
结语：历史学术支持
到目前为止，一部规范且沉淀了大量历史价值的清代历史并没出现，最权威的《清史稿》与《明史》、《宋史》等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合格的《中华民国史》亦空缺如斯。但是，清末民初的文人笔记却十分丰富以至于庞杂，是丰富的“史料矿区”。并且，《清史稿》当中许多记载与文人笔记当中的记载，有大量的互映之处。这就是本文引用数种文人笔记做历史背景的学术考量之所在。
中国历史传统中“文史不分”是个不好的现象，主要有妨于底层阅读，比如底层社会文人大多弄不清《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在另一端，经典文本的历史之后世印证，亦多依赖于文人笔记。试以本文作者较为熟悉的宋代历史为例：
（一）孟元老所撰笔记《东京梦华录》，是为北宋亡后孟南渡的补记旧京之作，今史家认为“核其所载与宋志多有异同，可以互相考证，校正讹舛”[10]。
（二）周密所撰笔记《齐东野语》，被后世认为“言核事确，皆足以补史传之阙”[11]。“齐东野语”本取于文化经典《孟子》，指不可信之俚语与传说，是为今日成语词汇之一。而之于有历史价值的周密之作，却是考究《宋史》及宋代社会情况的重要文本。
迄今为止，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著述撰作已经很有规模，但是，在形成历史价值方面仍有不少的欠缺。这也正是本文说要“超越纪念”的根本意图。“沉思历史”则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分析路径，以判断当下社会与政治的实质。
注释部分：
[1]&[2]参见何刚德（？-1934）著《春明梦录》卷下，第68则〈京官挟妓挟优略〉。《春明梦录》，民国十一年（1922），何氏自刻本；
[3]&[4]参见徐凌霄（生卒不祥）、徐一士（？-1971）合著《凌霄一士随笔》，第四十七卷，第157则下属小细目〈杨翠喜案〉。《凌霄一士随笔》，自民国十八年（1929）7月7日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9日，陆续刊于《国闻周报》。
[5]参见易宗夔（1874-？）著《新世说》卷七（排调第二十五）第22则〈曾国藩欲立“绝无良心科”〉。《新世记》，民国七年（1918）十一月，排印本；
[6]&[7]参见《客座偶谈》卷二，第5则〈光绪年间人才拥挤〉。作者与版本同[1]。
[8]参见瞿兑之（1892或1894-1968）著《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之附录《杶庐笔谈》，第5则〈舞弊〉。《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民国三十五年（1946），太平书局出版。
[9]同[1]下卷，第50则〈清理数十年冒请抚恤之弊〉。
[10]参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P85，〈东京梦华录〉词条，顾奎相撰。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11]同[10]，P135，〈齐东野语〉词条，顾奎相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