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的推动者
8月27日，中国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举行三十周年座谈会。包括社会、政治、经济、传媒学者：胡耀邦之子、原中共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江平、于建嵘、高尚全、杨继绳、张鸣、李楯、吴思、展江等与会。
胡德平表示，近年有人想利用文化大革命，再搞文革，他也指出三十年前的这份决议对文革等历史问题的批判并不彻底，目前中国党内民主非常弱势，根本没有达到思想解放。
政治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丁学良表示：”中国只有一条路，民权和法治。中国拖的时间太长，代价将更大。”
其他与会者发言亦非常大胆，直指体制性原因，包括执政党在民主、法制方面的不足。如中国知名的法学学者江平认为：”目前有两个谬论要狠批，一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中国国情论。”；清华大学法学家郭道晖说：”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学者李楯认为”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执政党稳定第一。改革早已停滞”；律师陈有西直言：”权力黑社会化危害国家。公权力撒谎恶化国民道德。政治改革应从司法改革突破。”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中共党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决议。《决议》概括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回顾了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批评了”大跃进”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其中，《决议》最大的特点是彻底否定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但近年中共高层越来越少提到这份决议并彻底反思文革，尤其是1990年以后，党史宣传中也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段历史。在今年7月1日，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曾重申这个决议的重要性。
当年决议中的问题现今依然是一个”活问题”
德国之声就此采访了丁学良，他认为此次会议一定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影响，这个会议虽然讨论的是一个历史文件，但这个历史文件中间所针对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中，依然是一个”活问题”，甚至是一个问题体系。
他说：”这个问题体系是怎样评价中国的文革、文革的发起者、发动者和受害者、对文革的批判和清理、文革之后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评价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领导者象邓小平和文革的主要领导者象毛泽东、文革期间发生的对知识分子、普通的中国公民、’黑五类’等的迫害。这关乎人权、人的普世价值，也包含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家庭、尊严、信仰、思想，独立的最基本的价值的保护。在中国社会中，当年为什么没有这些基本的保护，文革后这些最基本的保护，哪些是进步？哪些是不足？”
丁学良认为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中从来不只是一个昨天的问题，在现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也是当今依然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体系也从来没有被送入历史的垃圾箱，这个会议讨论的问题体系下的每个方面、每个环节都会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激起巨大的反应，无论可能是赞同、反对，可能是部分赞同、部分反对，可能是欢欣鼓舞，也可能是百般责难，但这个会议的意义是极其巨大的。因为你不对问题体系中的最基本要点进行清理或对待，中国社会往前走两步，可能被拖回去三步，只有进行彻底的清理，才会是总体上的进步。”
突破 “建言”层面，具有启蒙意义
但据德国之声了解，在会议进行中，律师陈有西等与会者通过微博进行直播，后被叫停，与会专家也大多被有关部门警告，会议内容不能对媒体全部透露。截止目前，此次会议相关内容和言论在各大网站上尚未被完全”和谐 “，而此次会议除引发知识界的热议，在网上更多的普通公众对此表示关注。
知名评论人莫之许认为：”其实在此次研讨会上很多专家发言说到了一个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最大化了，但大家都清楚这毫无用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保持上书建言姿态已经是个笑话，能否与抗争性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才是分界线。”
丁学良对此认为，此次会议已经突破以前体制内专家”建言”模式，具有启蒙意义：”在这次会议中很多人声明是以公民身份发表意见，强调非体制的身份。这个会议中只有一部分是’建言’性质的，最大的特点是启蒙的性质，澄清很多模糊的历史提法和被误导的观念。”
丁学良甚至建议将此次会议的内容，放入高中历史教材中，变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将有助于中国社会良性的和谐而非暴力和谐。
赋予民权，执政党滥用权力的领域就会变得脆弱
据丁学良透露，胡德平在此次会议上强调了在中国社会中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对所有的问题，要想找到好的解决途径，要宽容并允许讨论这些问题，不允许讨论或对持相异观点者进行迫害，这些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他说：”讨论问题时，关键不在于对和错，关键在于真和假。”
另外丁学良在此次会议上，就中国目前现状，提出了民权的主张。在复杂的民主概念下，在中国目前并不能具备全面的制衡制度情况下，以及中国近年来强调”自上而下”，有时候甚至阻止”自下而上”的大背景下，丁学良认为”民权”主张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当有人提出民主时，共党会有所忌惮，在当前网络技术成本很低的情况下，相对民主的落实，主张”民权”更容易起步，更具可操作性。
丁学良以韩国”朴正熙军政权”时代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官商腐败、官商勾结严重。1997、98年后韩国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中出现了民权运动、在刚刚兴起的网络上，成立了一个谴责、举报腐败的网站，使涉入其中的官员和商人得到惩戒。丁学良认为只要普通的公民多了一分自下而上的权力，腐败严重的领域马上就会变得脆弱。由此可以预言，只要公众多点权力，目前中国大陆看似无药可治的现象，也会得到有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