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三位作家廖天琪、马建、贝岭在中国深圳罗湖海关被同时拒绝签证入关，而且在海关长时间询问、被录像。中国学者姚监复发表评论认为此举剥夺了华人作家、诗人回归故乡的合法权利。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在2011年8月9日“国际论坛”栏中，罕见地公开赞扬1989年中国“异见诗人”北岛首次参加中国内地的公开活动——青海国际诗歌节。“本报评论员”单仁平在“重见北岛，现代中国的一个细节”一文中，称赞北岛回国使人感到“复杂环境下的一点善意，这种善意既有知识分子的内心的，也有国家政治层面的。”人们记得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的墓志铭。”单仁平认为“不管怎么说，看到他的出现还是挺高兴的，现代中国的精神需要很多出人意料的细节。”不管怎么说，人民日报领导的小报赞扬，而不是打压、辱骂1989年的异见诗人而是“善意”与“高兴”，北岛能跨过海关、回到故乡，公开与会是好事，应欢迎、鼓励国家政治层面的这类细节。但是，人们希望这不至于只是孤零零的个案。
正是在北岛参加香港书展演讲中、讲到作家应保持和时代的紧张关系、远离主流文化以后，获准回国。而同时也在香港，住在德国的另一位华人女作家廖天琪女士。居住在英国的《北京植物人》作者马建，在中国台湾的异见诗人贝岭，也想回到中国大陆，看看中国变化很大的真实状况。很遗憾，7月25日廖天琪、马建、贝岭在中国深圳罗湖海关被拒绝签证入关，剥夺了华人作家、诗人回归故乡的合法权利，而且在海关长时间询问、被录像。他们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感受到复杂环境下的一点善意”。一丝一毫的善意也没有！单仁平的结论：“现代中国的精致需要很多出人意料的细节”。“看到北岛的重现时还是挺高兴的。”可是，我们看到从德国来到香港而被拒绝回到自己的祖国的廖天琪沮丧的脸色时，我们绝对没有感受到国家政治层面的任何善意，只有冷冰冰的寒意、恶意和敌意。“现代中国的精致需要很多出人意料的细节”，廖天琪在申请入关时，她把任何敏感的书刊都留在香港，没带任何违禁品，但是仍被挡在大陆关口之外。这样的制度和政策，难道是单仁平宣扬的“现代中国的精致”？也许这种“精致”反映在内部黑名单上，海关据此拒签，精致、具体化到人头上。因此，北岛入关时是个案，廖天琪被拒，是对上了名单的民运人士、异见诗人等共同遭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现实中国是空话。迁徙自由，对农民也好，对异见诗人、作家都是现实中国很难兑现的空话。重见北岛的细节，绝不能证明现实中国进入了现代，还是中世纪的黑暗专制王朝的政治。
我还回忆起刘宾雁、陈一諮、高臯期望回到大陆的真诚深情的声音。高臯想回天津探望高龄的患病的母亲，但是签证未获批准，可能是她的丈夫是严家其，而受到株连。身患重病的陈一諮的病理指标比正常值高几百倍，西医束手无策，他申请回国请中医治疗，罗干批示是回原籍治疗。到陕西三原农村，无亲无故，如何治疗？后来，幸亏有位老中医在美国以毒攻毒，使陈一諮病症转愈。写出“第二个忠诚”的刘宾雁，痛恨腐败、对党忠诚，希望最后能回国治病。他恳切地、在电话中要求人微言轻的我，也为他争取这个中国公民的权利。最后，他没有获得政府层面的“善意”，在异国他乡告别了人间，怀着永远的遗憾。“善意”只表现在允许刘宾雁的遗骨回国，葬于京西高山上。难道“现代中国的精致”就表现在对于这些异见作家，生不准回国，只能骨灰归葬吗？活着不能回乡治病，不准探亲，这符合人道、人性的道德底线吗？单仁平宣传的“现代中国的一个细节”，并不令人“高兴”，而勾引起我的内心痛苦和遗憾。
单仁平说：“这个世界很难分出绝对的对错，个人的对错和国家的对错，尤其无法对照。”如果有良心和人性，绝对能分清是非对错；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反对腐败就是对的；政治领导人下令向这些平民开枪射击就是绝对错误的，政府不准支持青年学生民主要求的异见人士说话、不准回国也是绝对错误的。二十多年了，拒不承认错误，拒绝改正错误的当权者，更是错上加错的绝对错误。如果允许北岛回国、公开参加诗歌节，是一种悄悄地羞羞答答的碎步的挪进，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有点像演戏的好事。当然，如果当权者敢于公开地诚心诚意地承认“六四”是错案、是罪行，彻底修改错误政策，那才是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