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在对重要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的评价上，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以成败论英雄，成则为王极力美化，败则为寇极力丑化。二是“非黑即白”，要么全盘肯定，英雄必然是“高尚、伟大、全面—无可挑剔”，要么全盘否定，负面人物必定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在毛泽东暴政上台后，更把这些教条发挥到了极致。
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已过去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再展开历史的画卷，拂去岁月的风尘，觉得不少重要的历史人物，虽“盖棺”久矣，“论定”仍然大有可商榷之处。孙中山和袁世凯便是这样的两位人物。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两大政治势力集团—-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对孙中山作了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国民党更将孙中山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尊为国父。而中共因要独尊“毛术”，故不能将孙抬得太高，而是选择性的捧孙，捧他的所谓“三大政策”，甚至说成是“新三民主义”。更不惜搞个“小动作”，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一字之易却大有文章，把它自己当时只是被人家收容、容纳（这是符合当时客观历史事实）的地位，自我“拔高”成了与国民党相互对等，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篡改，也突现当年孙中山这个“三大政策”是孙氏一生政治活动中最大的败笔。
当然必须肯定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二千余年帝制，建立了中华民族史上、同时也是亚洲的第—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伟大历史功勋。任何时候这一功勋都必须大书特书于中华史册上。但在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功勋中，袁世凯是起了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为推动历史的前进立下了功劳的。这一点决不能因后来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便一笔抹杀，概不承认。
武昌首义虽一举成功，但当时革命党的武装力量加上倒戈起义的清朝军队，总共只有几千人。比之于清廷的军事机器，明显处于劣势。但这时满清王室里，除了孤儿（宣统）寡母（隆裕皇后），几个摄政亲王都是只知锦衣玉食“几曾识干戈”的庸官腐儒。唯一的强势人物就只有北洋新军的首领袁世凯。清廷向来以八旗，绿营为其国家正规军。八旗为旗人（满人）组成，以“京营八旗”拱卫北京，以“驻防八旗”分守全国重地。 绿营则为汉人之国家常备军，以镇守协助，分守各地。但到了清朝末年，这些八旗、绿营，从官到兵都已腐朽不堪，特别所谓的八旗子弟，更成了腐败的代名词。所以这些军队根本不堪供征战之用。与此同时在清朝末期便建成—支陆军，号称北洋新军。以督练处为领导机构，袁世凯自任督练，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另附设粮饷、军械、转运、洋务、军医等局及教习处。军制分左翼、右翼，下设步、炮、马队、工程诸营。军中聘用外籍教练，统一配备新式步枪、马枪、快炮，办有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四所随营学堂。袁世凯则广为收罗培植亲信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等尽隶其麾下。
袁世凯还制定了一套森严的军法军纪，严密控制其队伍。许多人也许还不知道，我们现在唱的“革命红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曲调，就是当年袁世凯操练北洋军时的一首练兵乐曲。北洋新军的建成，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始，也为袁世凯奠定了作为北洋首领的基础。1898年，新建陆军改编为拱卫京师的“武卫右军”。1902年扩编为“北洋常备军”。但袁世凯毕竟是汉人，清王朝对他不得不有戒心。因此中央的军权仍然掌握在摄政王、亲王这帮人手里。可是这帮人除了享乐什么也不会，更不用说打仗。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个个都傻了眼，更没谁敢来请缨出战。隆裕皇后万般无奈，只好将兵权付与袁氏，令他来镇压武昌起义军。
以当时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如全力以赴扑向武昌，不说必胜，至少革命军是处于劣势的，鹿死谁手则殊难逆料。孙中山在严峻的形势下，被迫向袁世凯表态，在清帝退位后，自己一定辞职，接到孙中山的“表态”的密电后，袁世凯放下心来，决心把清廷彻底掀翻。于是他来个箭在弦上引而不发，推说“军队无饷了，请求皇族变卖私产，支援前线”。等隆裕把什么“私房钱”都拿了出来，他仍然口里喊打，却按兵不动。等革命的声势越闹越大，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后袁世凯更弄出了一个“合词密奏”的方法。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内阁的全体成员，联名上“合词密奏”，请求清帝退位，奏文写道：“人心涣散，如决江河，莫之能御，爵禄已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党人所能煽惑。民军所争者政权，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久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事，以顺民心”。就这样软硬兼施，把那孤儿寡母的王室和一群窝囊废的亲王、王公玩弄于股掌之间。
1912年2月12日，苟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以隆裕皇后颁布的一纸退位诏书宣告接受优待皇室的条件，清帝逊位退出历史舞台。不可否认，袁世凯的这一切行动都有他个人功利之目的，就是为了等清帝退位后，他“顺理成章”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他所作的这一切却顺应了当时的革命潮流，帮助和推动了革命的向前发展，并最终使辛亥革命在避免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完成了废除千年帝制、建立共和的文明革命、光荣革命。
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扮演的是—个正面而有功劳的人物。至于后来他要野心膨胀复辟帝制，欲皇袍加身，终至身败名裂，则是另一码事。正如白乐天有句云“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放言》五首之三）俗谚亦云“桥归桥，路归路”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从袁世凯之后到南北议和，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了南方的政权。从此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此后直到蒋介石率兵北伐的十多年中，中国北方被称为“北洋政府”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国，并不像中共历史书上渲染的那么黑暗。特别是民众的新闻、言论、出版、学术、结社、游行示威等诸多自由，不但比毛泽东暴政年代好—千倍一万倍都不止，甚至好过北伐后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开明的时期。虽然其间发生过像“三.一八”惨案，但后来证明并非当局蓄意下令所为。是士兵现场在混乱中误射造成的。而且当时的最高执政者段其瑞，不但在死者刘和珍遗体前长跪不起，以示谢罪。之后更自行下台，且终身吃素以示忏悔。这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是“影帝”般的作秀。
反观今日大陆从镇反、土改、“反右”、“文革”到“六.四”，冤死、错杀了多少人，哪个有良心的出来说过半句道歉的话？所以北洋政府执政时期，不但不可与毛泽东暴政同日而语，而且也并不比国民党政府逊色。与此同时孙中山则在不断强化他的党国至上的独裁体制。所谓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根本不见有落实“主权在民”的举措，而一味强调所谓“军政时期”、“训政时期”，把宪政民主变成了一张兑现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甚至在国民党内孙氏也搞起了个人独裁与个人崇拜。1914年孙氏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时，甚至要强迫别人按手印保证效忠他，哪有半点民主气氛？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使民国陷于南北分裂。当时便有人撰联讽刺道：“国犹是也，民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对孙氏置党之私利于国家利益之上，不惜分裂国家的一意孤行斥之为“不是东西”。但孙中山则—味迷信靠枪杆子解决问题。为了武力统一北方，他竟然选择了“以俄为师”，实际上就是与苏俄这个魔鬼结盟的政策。于是外“联俄”，内“容共”，从而让苏俄直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容共”的结果，使当时本来没有什么影响力，更无什么实力的中共的一批政客和野心家们，顺利地渗入到国民党政治、军事的高层机构内，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一下子都让人家钻了进来，许多人更窃据要津，篡夺军权。尤其是黄埔，几乎是帮人家在办武装暴动的“培训班”。中共由是得以坐大，乘机“崛起”。
后来虽然所谓的北伐成功，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则不但造就了—个比北洋政府时期更落后的党国独裁专制政权，而且因“联俄”而引狼入室，因“容共”而养虎贻患。终至不可收拾，最后葬送了中华民国。追本溯源，“始作俑”者的孙中山怎能辞其责？所以在今天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只要看看中共只提辛亥革命，却拒谈中华民国。抬出孙中山，但绝口不谈其建立中华民国之功，而大颂其“以俄为师”和所谓的“三大政策”。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所谓“以俄为师”，“联俄容共”，是其一生政治活动中最大的败笔，也是他对于民国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