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五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李锐、胡绩伟、谢韬、何方等十二名中共政坛老人撰文，在香港出书，呼吁为胡耀邦彻底平反，再为赵紫阳平反，以后逐渐平反「六四」。除《炎黄春秋》发文纪念外，中国媒体不淮提及胡耀邦。当年改革从胡耀邦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开始，当前改革也应以彻底平反胡耀邦继续推进。
被誉为「改革派领袖」、「党内民主派旗帜」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二十年前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座纪念碑，历史在这里浓缩。现实，以历史充实。历史，靠现实生辉。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天安门学潮及民主运动浪潮，终在六月四日悲壮落幕。
二十年后的当下，「四一五」和「六四」纪念日临近，不少国人的记忆之火暗燃，北京当局身处敏感时期高度戒防。此际，十二名七十至九十多岁的中共政坛老人，胡耀邦的老战友、老部下，于二月、三月特别为此撰文。他们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而作，但又不仅仅是为了表达缅怀之情，而是怀著对现实的关怀，悼念胡耀邦，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
这十二名中共政坛老人，其中十一位是老共产党人，一位是七十三岁的被开除中共党籍人士。他们认为，零九年是特殊的一年：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五四运动」九十週年，「六四」二十週年，中共执政六十週年。他们中部分人建议，先从为胡耀邦彻底平反开始，而后为赵紫阳平反，以后逐渐达致平反「六四」，透过提高宪法地位，保障人权，以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如果说，当年胡耀邦推进社会改革首先是从平反「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开始的话，那麽今后改革之路应该从纠正邓小平时期的一系列错误开始。
这十二位作者是：原中顾委委员李锐、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锺沛璋、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陵、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员林京耀、长期在外交部任职四十多年的宋以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显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家典、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成启。他们的文章彙集成《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十二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将于四月下旬在香港由晨钟书局推出。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少见的开明领导人、改革派领袖，当代中国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八九年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八九公民维宪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遂成为中国当代史的分水岭。要缅怀胡耀邦，必定无法迴避二十年前的八九年「六四」事件。
媒体不能提胡耀邦
四月阳春，樱花落了，悄然无声。没有几天就是四月十五日了，一位中共前最高领导人去世二十年的纪念，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竟然也了无声息。四年前，胡耀邦诞辰九十週年，虽然中南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胡举办了纪念大会，也允许胡的家人撰写的传记回忆录出版，但胡耀邦的名字依然不能在媒体自由出现。唯独北京《炎黄春秋》杂志，一再勇闯没有禁区的「禁区」。
零九年三月号《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冯兰瑞的长文《精神文明决议：擦肩而过的遗憾——重温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献》。二十多年前有过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下称《决议》），是胡耀邦直接主持起草，在八六年中央全会上通过的。冯兰瑞认为，这是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能作出的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唯一的重要决议。《决议》中有不少新观点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当时人们大都认为在「邓胡赵」体制下，按《决议》的路子走，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兴伟业的成功可以预期。然而，「中华民族竟然又一次与现代政治文明擦肩而过」。
冯兰瑞一文从突出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任务是培养公民、精神文明建设与对外开放三个角度作剖析，特别强调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作者文章说：「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同情、姑息知识分子，竟会成党的总书记被非法围攻、逼迫辞职的一大罪状」。胡耀邦被迫辞职，「邓胡赵」体制解体，他去世以及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延缓、贻误了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和实现政治民主化，铸成国家民族永远的遗憾。
接著，《炎黄春秋》第四期又发表李锐的《向胡耀邦学习》文章。文章说：「我们党的历届正式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我个人以为是胡耀邦」。「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李锐在这篇文章中说，胡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党在毛泽东去世时解决了「四人帮」后，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胡耀邦理直气壮、挺身而出。当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将「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信息告诉胡耀邦时，他立即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当时被称为「隆中三策」）这时全国还在「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笼罩下。胡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顶著风险，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衝破了「两个凡是」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且为改革开放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上述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
《炎黄春秋》的这两篇文章，是中国大陆至今仅见的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的纪念文章，而十二位中共老党员，即党内民主派的纪念文章，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彙集成书出版。这一现象，令人感慨。十二位中共老党员的十二篇长文，如实记录了一代老共产党人的真诚反思，关于胡耀邦，也关于这个时代，它们代表了一种历史担当精神。
零九年三月，李锐在一次谈话时说：「邓小平在政治上背了两个包袱，一个是八九年「六四」，一个是三峡工程。」
自称「有人喜欢，有人讨厌」的李锐，零九年三月对友人说：「江泽民是在邓小平家里接班的，邓小平说：「毛（泽东）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麽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西方有这样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人有了权，很麻烦，特别是在中国，在西方它还有约束，但在中国没有约束。」
在十二个中共老人撰文纪念胡耀邦的这部书里，李锐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局势对胡耀邦而言，工作确实很难做，上面有两个老人压著。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李锐说：「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陈云则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著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八九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八七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
李锐在《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的文章中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垮了。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八九年「六四」事件，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著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七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邓小平毫不理睬。李锐说，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反对镇压学生，事后遭几个月批斗，还准备要开除这四人的党籍，最后是陈云挽救了他们。陈云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李锐、胡绩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元老。李锐以一部《庐山会议实录》名扬天下；胡绩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执掌《人民日报》，为「人民性」振臂呐喊。二人都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改革先锋。如今他俩都已九十多岁，却依然关心著国家和这个党的前途。
邓小平是半个毛泽东
胡绩伟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专制垄断？》中说，「文革」以后，邓小平一直表示不担当党政主要领导职务，但军委主席一职却无论如何是要当的，因为只要掌握了军权，就掌握了国家。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过决议，邓小平任军委主席。时任党的总书记是赵紫阳，国家主席为杨尚昆，任军委副主席。这样，邓小平居然凌驾在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上，后人恐怕是难以想像的。「六四」以后，曾有人指责是杨尚昆命令让军队镇压人民，杨尚昆喊冤：「我有什麽权力调动军队啊！」邓小平才是最后拍板採取武力对学生镇压的人。
胡绩伟说：「「六四」以后，还搞了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一是清查运动，二是党员重新登记（即清党运动）。当时有四个人，于光远、李锐、杜润生、李昌，胡乔木不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党籍。最后陈云表示不同意，这才把这四个人保了下来。这两个运动整了一大批人，一大批被那些保守派视为眼中钉的人。但究竟整了多少人，现在没有人进行研究和统计。」
李锐、胡绩伟这一群老共产党人，有的曾是胡耀邦的老战友、老部下，曾与胡有密切的工作联繫或私人接触；有的是胡耀邦主政时重要的党政官员或学者专家。作为赞成改革的体制内人士，他们当年都是胡耀邦主张和政策的支持者、践行者。二十年后的今天，这群老人已迈入垂暮之年，但忧国忧民的衷肠却没有改变。只是他们对这个党、这个体制有了更透彻的体察和认知，对中国要走什麽路有了更清醒更清晰的理性自觉。有学者认为，这样一个老共产党人群体的出现，有重要的象徵意义，是中共党内民主派形成的准备，甚至可说是夺人眼球的党内民主派的「起点」亮色。
李锐在《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的文章中回忆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两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指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二十八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八七年的一次会上，胡耀邦被迫作了检查，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李锐说，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八二年李锐六十五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他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嘱意坚决，促他上任。李锐于这一年三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李锐只见过陈云一次，见了面陈云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八七年胡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李锐透露，揭发胡耀邦是陈云的命令。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胡乔木、邓力群看不起他，在两元老之间讲閒话。
胡耀邦走自由民主路线
李锐在文章中说，「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尤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引出了许多危机。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也实为大幸了」。
胡绩伟在《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专制垄断？》文章中认为，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自由民主的路线，一条是专制垄断的路线。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实行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路线，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他搞的是一个专制垄断的社会。「以前对邓的评价就是集权专制或独裁专制，我的看法却稍有不同：集权专制主要指政治专制，但邓小平不仅在政治上专制，对整个政策，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都是专制的，「垄断」一词比较全面」。
胡绩伟在文章中谈了他与邓小平的三次交锋。第一次交锋，发生在七九年六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在小组讨论时，胡绩伟作了一个发言，认为民主是一个国家制度，不是一种作风。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如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等。他在发言中对汪东兴（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提出尖锐批评。当时人民住房很紧张，可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汪东兴却严重违反党纪国法，利用职权，在中南海内非法耗费国家大量资金，为自己和子女修建豪华住宅，建筑面积达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达一千二百八十六元人民币，比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的造价还要高出一倍以上。据估算，这个钱如果用来修居民楼，可以解决一千户人家的住房问题。
于是，胡绩伟提出，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发生在主席团的成员中，应予以罢免。这个发言得到了其他人大代表的支持，可是邓小平却批评胡绩伟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名单，你还提意见？！」胡绩伟认为，邓小平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经过政治局批淮，如果经过批淮而不能讨论，那何必列在人大议事日程上。胡绩伟在文章中说：「我这麽说，邓小平也不说什麽话了。我这个发言不是代表我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三个人，还有《人民日报》的人大代表王若水、政协委员余焕春。「对汪东兴实行罢免权」，这个话，不仅我在四川代表团讲，王若水也讲，余焕春在政协也讲。他们讲得更具体，比如豪华住宅的防震牆玻璃是多少层、花多少钱等，结果影响很大。这样一来，就引起中央的注意。以后的一个会上，汪东兴就不能不做检讨，接著中央撤销他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后来提出辞去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也获批淮。」
胡绩伟说，这是他和邓小平的第一次交锋。从这件事他看出：第一，在邓小平眼里，人民代表大会仅仅是个橡皮图章，不用讨论，通过就行；第二，官官相护，维护贪污腐化；第三，邓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在提出「两个凡是」以后，汪东兴积极拥护，即使犯了严重错误，邓还是保护的。从这一点也看出邓小平的政治立场。
胡绩伟认为，胡耀邦和邓小平代表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两人之间长达十年的斗争，首先表现在思想言论自由方面。胡耀邦自始至终都坚持思想理论研究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而邓小平却在意识形态方面搞专制垄断，一开始请来了两个老谋深算的军师作为左右助手，专门打压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胡耀邦批判「两个凡是」，但邓小平复出给中央的信讲的却是：「我们世世代代都要以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里面有好几个「凡是」。邓小平以后还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这就是四个「凡是」。
胡绩伟认为，民主和专制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还表现在经济政策上。他说，在七九年十月发起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中，胡耀邦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不能「以钢为纲」，也要注意轻工业和服务业，不能忽视人民的生活。八一年四月，他发起了「人民群众是主人翁」的讨论，对「包产到户」表示支持，一直到完全取消人民公社为止。在这些讨论中，邓小平的势力却多次出来阻挠。当时有个张浩事件，让安徽的万里很被动。后来万里调到北京分管生产，这才逐步把包产到户推广开来。
胡耀邦主张全面改革
胡绩伟在文章中提出，必须纠正一种既定的错误认识：「现在纪念改革开放，都在说搞特区是邓小平的功劳，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特区是习仲勳、任仲夷他们先搞的，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功劳。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坏的传统：就是一切的好事都是领袖干的；一切好话都是领袖说的。虽然邓小平主张特区发展经济，但是规定这是经济特区，不能搞政治特区。原来计划是要把香港的经验慢慢引进来，但仅限在经济领域」。
胡绩伟认为，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区别主要有两点：胡耀邦主张全面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进行；邓小平是搞跛脚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文章中提出建议，先从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开始，以后逐渐平反「六四」。当年胡耀邦推进社会改革首先是从平反「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开始的话，那麽今后要从纠正邓小平时期的一系列错误开始。邓小平在世时搞出了许多新的冤假错案，现在的党政领导的首脑应该对此作出一个交代。
正如张显扬在《胡耀邦下台的意识形态背景——人本思想与党文化的分歧》一文结尾中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人权和人道主义传统、而封建主义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人本思想遗产，显得格外珍贵。「它对于我们沿著由普世价值铺就的世界文明大道，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党文化，即「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建构起来的，和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封建主义遗毒互相促进。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义，正是改革这种政治体制的最好的指南：它们既是「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对立面，又是封建主义遗毒的强大消毒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