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国；从诗经、离骚始；这是专制主义文化大国定位文化，文明和道德大内涵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诗歌精神，来源于她的的诗歌土地和建筑，即反对皇权和受皇权呵护，抵制乃至摒弃之多项并存的复杂体制结构。这个过程延续了几千年。使得中国文明成为跻身于世界文明的轴心文明之一。这个过程，在20世纪出现极权主义以后戛然中止。三千年被对峙于几十年的毛统治及其他。二十世纪到来的另外一种文化表现是，就连西方也出现了使用极权主义语言和理据来反对所谓专制压迫的文学主张。这就是负面现代性猖獗的时代。在此时期，附和合法西斯主义的诗人如庞德等人，公然成为墨索里尼的宣传机器，叫嚣其纳粹、乌托邦的东方精神，日本精神和中国精神（要带引号）——另方面，以哈耶克等人为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庞德的丑陋行径予以严厉抨击（ “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其《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用一条小小的注释，对老庞可怜的经济与社会思想以及他的对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所做的荒谬的否定，如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见了无数诽谤密尔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并且他们当中的第一人，庞德是这次战争期间从意大利发表广播演说的人。这或许是深有意义的。’”（刘自立 《庞德之所谓——读《庞德诗选/比萨诗章》）在中国，一种毛派知识分子叫嚣的文化批判论和文明中断论，将共产党执政与否定传统文化的轨迹一二结合，造成四十年代胡风等人的极左鼓噪，继而将此观念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后。中国朦胧诗的崛起，将此中断加以某种中断；但是，在其内容和形式（诗歌体制）的探索上乏善可陈；且与两千年辉煌诗歌榜样形成不对称的弱势朦胧——事情不止于此——六四以后，朦胧诗的全面退化，说明这个崛起先天不足，后天可鄙。现在，中国有没有诗歌，姑且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留待回答。

在此意义上，我们提出中国没有阿赫玛托娃的命题。这个命题和中国诗人今天的全面退化直接关联。这种退化首先表现在朦胧诗人主将的招安，和其他较次诗人对于中国民生和政治课题的执意回避和取巧。那种喊出六四抗争呼声的诗歌精神，正在被六四以后歪曲出现的解构主义，取消主义，生存主义乃至新左观点所取代。很多在外、在内的诗人业已投靠官方的观念，形成诗歌“纯文学”非现实的枉谈罔论，那就是，他们不再具备朦胧诗早期，倾向于冲击正统（中共）的文学和精神攻势，反倒成为各种犬儒主义，规避主义甚至投机分子的藏污纳垢之地，且在唱出现今所谓的“盛世之歌”以后，纷纷然导向无价值解构的虚无之乡和招安之地——这些跟在海德格尔身后的所谓精神、文字和主义投机者，真正成为海德格尔强调“人在”而导向“超人”现实的歌德者。他们的行径，是十分清楚的。在以诗歌无病呻吟的同时，拉开和中国现实的距离，甚至投向权贵和党阀，使得中国早期朦胧诗转变成为对于中国政治的0存在之真正朦胧载体。其中，语言游戏，价值戏谑和文字堕落俯拾即是，不堪入目。在此中国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呼声高蹈的民间抗争中，中国诗人，基本上置身于外，且对此现状发出扭曲和粉饰的不和协音。所有过于自我中心和将诗歌文本政治化的企图，呈现一种文学和政治比较关系的颠倒状态（政治化文学的精神路径之不通和文学非政治化的逃避路线之同样误导），使人不得不对俄罗斯诗人，小说家和音乐家的反抗世纪，倍加怀念之。那就是我们所谓的阿赫玛托娃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因为她们的文学精神的张显找到实际上的俄罗斯之政治路径，但是，这个相对于中国文学现状的天地之别，还是让人不得不反思其中的缘由和秘密。

这些秘密是，俄罗斯虽然缺乏政治路径可以反抗沙皇和专制统治；但是，俄罗斯反抗精神却始终在维护沙皇文化和抵制列宁涂炭文明之间性关系中摆动。这个摆动当然首选巡神派的精神上帝，俄罗斯上帝和彼得堡莫斯科第三第四罗马之追求；另外一面则是俄罗斯精神领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双面人角色：他一方面说，沙皇流放甚至处死他他是“罪有应得”；另外一方面却积极支持炸掉公爵的暴动行为……这个对于专制不能走向极权的担忧，成为老陀复调小说中最为精彩和深刻的内涵。故此，这个反对沙皇的观点，却是这样来发展和延伸的——索尔仁尼琴以揭露古拉格群岛证明了比较沙皇专制残暴万倍千倍的斯大林制度。故此，在此文人群像中凸现了这样一些人的存在；姆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梅耶赫德，肖洛霍夫，阿赫玛托娃，曼杰利什塔姆……我们知道，俄罗斯反抗精神的传统在此斯大林时期并未过去。众人皆知的、阿赫玛托娃写作《安魂曲》的故事——“早在苏联内战时期的1921年，同为著名诗人的丈夫古米廖夫在圣彼得堡被警察秘密逮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不久即被处死，年仅35岁，据说命令是列宁直接下达的。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阿赫玛托娃唯一的儿子列夫，又以“莫须有”的罪名于1935年和1938年两次被捕入狱。为了看望儿子，阿赫玛托娃不得不在探监队列中度过了17个月。

“儿子的被捕，成就了阿赫玛托娃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诗人将个人的罹难、民族的厄运和整个人类的罪恶与救赎融入诗句，以民间哀歌的形式，表达了大清洗中成千上万人的巨大悲恸。诗中写道：我呼喊了17个月/召唤你回家/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我的儿子，我的冤家。母亲下跪备受屈辱的意象，成为一位母亲肝肠寸断又无能为力的最后控诉。/“1935年至1940年写作《安魂曲》期间，阿赫玛托娃必须异常谨慎，她总是将诗稿诵记于心，然后毁去原稿，否则诗篇一旦被公开，她和儿子的生命都将岌岌可危。很长一段时间里，《安魂曲》也只是一部在民间秘密流传的作品，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发表，而那时，阿赫玛托娃因心肌梗塞病逝已21年了。”（资料）据说，她是在看望系狱之子时被人问到：你，能把这些写下来吗？以后，写出这些诗歌的。类似的故事很多。但是，相比于此，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景致：“人民网西宁 8月8日电 今天上午，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西宁隆重开幕。青海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等领导出席剪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骆惠宁分别致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吉狄马加主持开幕式。……中国的北岛等9位著名诗人走上诗歌节高峰论坛”……——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试问，阿氏会和镇压她和古米廖夫（被列宁枪毙）的日丹诺夫或者苏斯洛夫齐头出面任何文化类节目吗？这是一个可悲的信号。不管编辑什么诗集，你也要向外国读者老老实实地交待，在中国诗人圈子里、官方宣传圈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这些诗人和鹰犬沆瀣一气的事例，比比皆是。那些共产党桂冠，也业所谓诗人桂冠一起，被扔入中国诗、政界这个大染缸。如果不行文于此真，此悲，此情，此景，且追问其中诗人大退化，大堕落的缘由，任何将他们这些枭小和屈原，李、杜比附的调子，都是很差劲，很无聊的举措。

俄罗斯精神贵族并未产生任何奴颜卑膝的实利主义投靠。不管他们和斯大林之间如何捉迷藏，穷于应对或直言敢谏（如，尤金纳，一位勇敢的钢琴家就直接写信，抨击斯大林是俄罗斯人民的罪人！！！……），让他们屈膝权贵，和KGB和俄共官员弹冠相庆，是万难可就的。就连斯大林的女儿也说——在接受采访时——“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电视台记者，斯韦特兰娜开门见山:‘您很幸运，我同意开口了。我一般不接受采访，记者们总喜欢添油加醋，乱贴标签，我不喜欢。我之所以同意和您聊，是因为您叫我斯韦特兰娜，另外，您很年轻。’/“采访伊始，斯韦特兰娜便声明她只讲英语。但是谈话中间，她常常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斯韦特兰娜说:‘我拥有美国公民护照已经30年了。我不想讲俄语。我一直憎恨俄罗斯，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无论怎样，我永远都不会回到俄罗斯。我已经不是俄罗斯人。’”……这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有几重含义。一，斯韦特兰娜并不承认可以回到不曾改变的俄罗斯——虽然，后来索尔仁尼琴回去了，但是他坚持批判普京“恶贯满盈”——她的憎恶把苏联－俄罗斯区隔清楚，并未把孩子和水一起泼掉。二，斯韦特兰娜不是追述那些党内改革派和党内良心派，她否认俄罗斯这个制度，国家甚至民族之一部分人——这也和来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上帝论不尽同调；老陀徘徊于自由主义批判和沙皇批判之间——因为，就连索氏，也时时动摇于斯大林和俄罗斯之间。三，她更加不会和任何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握手言和。诸如此类，让我们看到了，虽然观点不一，态度迥别，主义更异之俄罗斯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所有领袖，不管是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陀氏，托氏，果戈里，普希金；还是主张暴动和斧子的赫尔岑，杜，车，别，甚至是斯徒卢威，马尔托夫（列宁给他发放了逃离苏维埃的签证），普列汉诺夫（他的临终嘱咐之大明确，大反对于列宁），都是毫无奴颜媚骨之铮铮“道家”（道德家和精神家）。中国极权主义和俄罗斯极权主义辖下的知识分子性格，立场和骨骼之异，也是我们应该研讨的极权主义理论中应有之一节。这一节不作清理，很难发现和发展“独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最终导向中国传统中非屈原、非离骚的负面因素，犬儒主义和招安主义。

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