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的时代，多数人没有了故乡——或者将家山遗忘在道路的起点。于是，所谓盛世的浮华，往往暌隔了我们对乡土中国的转顾。城市虽然不断扩张其边界，农村一点点被吞噬进其现代化的矽肺般的胸腔。但是，至今农村依旧是广大的存在，像是这个飞扬跋扈时代的一道硬伤。仿佛为了逃避那种隐痛，无数人背井离乡，将村野百姓父老乡亲漠视在近乎中古的时光深处。
而我，依稀是一个怀旧的浪人；在黄昏的余晖下，在那些日渐消逝的古老风景中，似乎看见旧日乡村浮现出来，还荡漾着灾荒岁月的冷火秋烟。似乎正是这样一些突然的哀伤，搅起了一点埋名江湖的豪兴，遂因之走进了地震劫后的罗江。
乡村建设或者乡村改造运动，本质上说，是无数先贤筚路蓝缕开创且至今远远未竟的事业。甚至说中国传统乡村原有的治理结构和道统，在被当代损毁严重之后，眼前更加积弊沉重。我曾经研习过民国年间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村治条例，厚重如山，细致入微；发现那个时代的地方军阀，也曾经为改造乡梓而呕心费神，甚至成就赫然。
然而，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当我们的都市完全同化于欧美了，广大乡村却依然几乎停留在往日。即便改革开放几十年给山野植入了新房电器，但农民则多数依旧生活在脏乱差的陋习，和大集体以来的不由自主之中。
在灾后重建的诸多矛盾冲突背景下，相对开明的罗江地方官员，为我提供了一些社会实验的机会——因为在当下，政府垄断的乡建，一般很难容下志愿者和NGO的插足置喙。于是，我选择了个别村落，进行真正的村民自治试验。在村民小组里面，定向推选村民议事代表，也就是纯粹的农民议员，由他们形成议事会，对全村的各种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决策。村两委变成召集者和决议的执行者，并同时接受议事会的监督。全村重新厘定村规民约，勒石树碑，立于道口，期以重建乡村的道德秩序和良俗。这样一来，这个原本纷争颇多的边村，渐渐公义流行。那些拿到议员证的农民，秉公输诚可以决策乡村公务，也多了尊严和荣耀。
我一直认为，在皇权不下乡的时代，传统乡村美德良俗的形成，一部分来源于民间戏剧曲艺说教的潜移默化。这一传统在新中国难以为继，民间艺人几近彻底消亡。电视广播的普及到户，各种城里人的恩怨离合与政党的宏大叙事，其实对乡野而言只是艳羡消遣的传奇，与他们的道德生活没有太大关联和影响。
我想象中的古代，一个不孝的逆子或者一个背叛糟糠的滥人，会被鼓书说唱到方圆百里——这样的口碑惩罚，在熟人社会是一个有效的教化手段。我们能否在当下的乡村，一定程度地演进一下类似的乡村戏剧呢？于是，我开始培训那些喜欢文艺的农民写单本剧，用方言讲述他们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扬善讽恶。同时培训那些热爱表演的农民，在自己的乡土，用电视剧的方式演出。另外训练县电视台的编导摄像，自拍自剪，完成一系列的影像作品，在县电视台逐一播放。
全县农户都能看见自己熟悉的乡人，忽然成了电视上的明星，演绎着乡里的家长里短，顿时兴趣盎然。现在这一名为《罗江故事》的农民剧组，已经自发地承继着这一方式，完成了近二十个作品，其中几个分别获得了全国和省级大奖。农民的街谈巷议里，开始传诵着这些小品剧的喜怒。这种我命名的乡村新戏剧运动，是否能复制到其他地域，窃以为并不困难。我相信这种探索的意义，假设被有司所鼓励，不失为乡建的一个内容。
当代知识分子多数渴盼的都是走出乡野，走向远方的城市。我们在别人的城市酥胸，销蚀着偶尔残存的乡愁。民国年间从美国回归乡野，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晏阳初博士那一代仁人志士，成了我们这个势利时代，少数人的一种仰望。有时常想，我们真是堕落的一代，即便偶有的一点实践，也仅仅只是对先贤的一种愧疚的致敬而已……
乡建·野夫访谈录
问：请谈谈你的乡建历程。
野夫：乡建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或者是很大的话题。每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点，去做一个突破。随着时代的变化，乡建的内容肯定需要一个新的转变。我也到河北定县考察过，我不受任何组织委托和基金支持，只是出于个人实践，因而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具体到我在四川罗江所作的事，值得说的大概有两件：一个是乡村民主实验，第二是新的乡村戏剧实验。
虽然精神承继的是晏阳初梁漱溟等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却远非那些伟大的人，一生去致力于某一件事。我缺乏那种奉献和牺牲精神，本质上是一个江湖散人，愿意做各种社会实验。对这个社会进步或转型有好处的，我就去做一下。我认为这也是有意义的，至少成就我自己的经历，成就我的调研文章，生命和生活也因此变得有一些意思。
问：乡建如何处理好与权力的关系，这构成乡建过程中的困扰，你对此怎么看？
野夫：中共治理后的中国，所谓乡建，一直是由党委政府主导的运动式的事业。比如土改、四清和社教等，也算官方意义上的乡建。从现在来看，它更多的是对传统乡村格局和美俗的破坏。破中没有立，于是留下今日乡村的诸般恶果。近年来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等等，客观上说是有些物资生活改善的，但也多有停留于形式，甚至权贵资本下乡，变相掠夺土地。本质上说，官方从无兴趣把乡建这样的大事，让民间NGO或个体志愿者插手。即便是慈善或者公益性的乡建，地方上也多抱持警惕态度。那么，个体要想开展此类工作，必须得到某地一些开明官员的支持，没有这种默许、理解和配合，基本上难以进行。面对这一僵化体制的时候，你必须有足够的坦诚和气度，需要让他们理解——你没有任何不良企图，你仅仅想为社会聊尽微薄。
问：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乡建派人物，对现在的乡建还有意义吗？
野夫：那肯定是有意义的，那是一种标高。这些伟人被批判之后，关注乡建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日渐稀少。在民国年间，这些大知识分子从事这种苦差事，从精神价值上讲，他们是永远的丰碑。中国的问题，其实还是教育农民和改造农村的问题。近代化也好，现代化也好，乡村还是那个乡村，似乎几百年不变。
问：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乡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城市中受到挫折，在心理上出现了向农村回流的趋势。是这样吗？
野夫：我没看到这种大面积的转向。我们要把上山下乡的国家动员和近年来的什么大学生村官排除在外，因为它不属于真正的自愿乡建。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确实有一批人在走进乡村、建设乡村，但将他们放在整个知识分子大背景下考量，可谓寥若晨星。现在有几个考进城的大学生，还愿回到故乡效力乡梓的？
问：那如果由此给乡建定一个精神内涵，你觉得是什么？
野夫：真正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还是应该脚踩大地。即使体制转型突然来临，乡村建设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命题。农民那些被摧毁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其重建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乡建的精神内涵，应该是对社会对民族的真正终极关怀，而不仅是对政治的兴趣。
问：你认为道德重建是乡建的任务吗？
野夫：我认为这是乡建必须要担负的，乡村道德体系的重建才是真正的目标。而不仅是去乡村建设一个公厕啊一个垃圾站之类。
问：你不认为乡建是一种潮流，对吗？
野夫：我希望它逐渐形成，但眼前它没有形成潮流。村官也好，或者选调生也好，并非主动回去参加乡村建设，他们回去只是为了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一个权宜之计。
问：那乡建是否构成社会运动的一种类型？
野夫：如果能兴起一种运动的话，当然可以这样相看。问题是，这种社会运动在体制内是无心发动的，而民间人士做这个事又近乎踩雷。对我个人来说，乡建只是一种社会实验，如果真想这个事对整个社会和民族有促进，还是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运动。
问：乡建出现一些不同类型，你认为能回应目前三农出现的问题吗？
野夫：这些人物做的每一件事情，好比是各有各的刀法，都有他们的好处。比如说茅于轼先生的小额贷款，对农村就不仅仅是经济扶持，巨大的意义还是培养诚信，涉及到信用重建。
问：也就金融的背后是道德重建？
野夫：那是。因为仅仅是扶贫性质的乡建，救不了中国的乡村。
问：如果把民主作为乡建的一个前提，是否意味着乡建的前景并不乐观？
野夫：于私下而言，确实不能无视这种悲观的成分。但是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中，我还是愿意鼓励和号召各种人回到乡村做这个事情。民主一直也是政府的口号，社会的进步最终还是会实现这一前提的。也因此，我对乡建依旧保持乐观。
问：你怎样看待乡建人士与当地人的隔阂问题呢？
野夫：我举一个例子——1905年，英国传教士伯格理来到贵州石门坎，以今天情形看，石门坎还是严酷的贫困地区。一个外国人语言不通，有宗教和文化差异，面对的还不是汉族人，而是更落后的一支苗族。传教士办了学校，发明了苗文，直到现在还在被老百姓自觉使用。他在当地修造了游泳池，传播卫生概念；建造了足球场，带去了各种文明风气……当时他为什么和老百姓没有隔阂呢？为什么一百年后，我们本族人到乡村，还有隔阂呢？这到底从何说起呢？
问：那是否说，乡建人士还是需要一种类似于宗教式情怀，才能将乡建道路走下去？
野夫：那当然。不是宗教人士，但要有宗教情怀，也就是要有殉道精神。假如我是这样的人，在乡村认定做一件事，那就一直做下去，像那些传教士死在那里一样，始终做下去。必须把这个当做一件崇高的事业看，做完后，可以将其当作“生命就没白来”的一件事来看待。给你带来荣誉，同时带来有价值和趣味的生存。很遗憾，我缺乏这种精神。
问：有人说乡建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你同意吗？
野夫：我不这样认为。中国城乡差别是一个极大的现实，不管是哪个朝代和哪个政党，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政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一种乡建，是政府乡建或国家乡建。部分地方政府搞的城乡统筹，也属于此列，也都有它们的成效。不过，其成效中的很大部门只是表面的，把路两边的房屋粉刷成一样，这种可叫做“穿靴戴帽”的乡建。
问：大陆乡建，会援引台湾经验吗，你对此怎么看？
野夫：台湾在50年代就实现县级选举，选举实验伴随着乡建运动，是一起发生的。
问：一些台湾人士对大陆乡建运动评价较低，有道理吗？
野夫：我认为现在搞的这些还称不上是乡建“运动”，眼前的还不具备“运动”这个条件。顶多算一批有识之士的单项实验。
问：那如果把社运理解为理念的宣导，那乡建可以算其中一支吗？
那这个可以有。现在至少有许多人在关注这个话题，在或多或少地身体力行这个事业。但像我这样的，都不可以称作是常年的坚持者，只是这里试试，那里玩玩，做的是实验的活。实验即便成功一点，自己也无力把它拷贝到别处。而真正意义上的乡建或社运，是必须可以复制到各地的。我做的更多是近似于实验室的事情，我不是永远扎根在一个地方的那种圣徒，我也不会把自己打扮成那样。
问：这不是你的谦虚？
野夫：真的不是。我几乎从不在微博上谈论这个话题，这是第一次接受对此事的访谈，更多时候我只是一个写作者。在乡村建设上，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实验者——就是在实验室里摸索一个配方，但我并不去开工厂生产这个配方，将其当做一生的事业。就像看看氧加什么磷加什么能让它燃烧，再告诉别人。我就是一个热衷社会实验和生命体验的人。
问：作为一个实验者，对乡建有什么建议？
野夫：在定县，有很多青年在坚持，包括湖南等省也有许多乡建圈子。中国还是有一批人关注和做这个事情，我倒是特别希望他们能引导一批青年到农村去，重返故乡也好，重返他乡也好，脚踏实地地做一些事，乡下有很多事情是可为的。但现在是独生子女多，青年是否愿意到寂寞的生活中，艰苦的乡下，这是很难的。
问：理想中的乡建是什么样子？
野夫：理想中的乡建不仅是改变乡村物质生活和经济面貌——但这也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恢复和发展乡村的道统。这里的道统不止是封建道德，还要结合现在的普世价值——这是传统道德中缺失的，比如公正、法治、人权等。当然，我个人也认为传统宗法也有它的部分价值。
问：那就是乡建不存在标准答案？
野夫：凡是对乡土中国有益的建设，无论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皆可谓乡建。
问：那你对乡建是悲观还是乐观？
野夫：就整个制度进化来讲，乡建还是可以乐观的。制度的递进是早晚的事情，中国不可能永远无望。我不认为表面的繁荣可以取代一切，社会和制度改良是相随的。有人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体制，乡建要从民众开始；另一方面，有人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应该从制度先改变。这是目前争论激烈的两极观点。我认为这两种要同时进行，更倾向于制度要先行。没有制度保证，乡建要碰到许多难题。
问：乡建的反面是乡村的凋敝、衰败和停滞，在乡建的认知框架内，你对乡村的没落抱有怎样心态？借由乡建的路径，我们可以回到乡村，回到童年吗？
野夫：今日之乡村，无论富得流油的城边村还是饥寒犹存的边缘村，善与美并未与时代一起进步，甚至是退步。比如广泛存在的弃老现象，远多于古代。物质生活的改变，并未带来精神格局的提升——这才是真正的社会衰败。我这一代人记忆中的童年乡村，贫困但纯净一些【当然阶级斗争带来的恶也不鲜见】。乡建之路，是缘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虚构的精神故乡，在那里没有假恶丑，社会秩序不依靠戴红袖箍的人来吆喝维持，因此，我们渴望抵达那个梦土——仿佛回到我们民族的赤子时代，干净、良善、仁义礼智信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