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中国社会分裂的发酵剂

自2009年以来，中国大陆媒体界最令人瞩目的现象无疑是微博的崛起，在“饭否”等第一代先行者遭遇夭折之后，第二波发展势头之迅猛，超过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新媒介形式。迄今为止，大陆五大门户网站无一例外都开通了微博版块，其中影响最大的新浪微博，据称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2.5亿，单纯从数字说，这意味着将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都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新媒体，即便除去为商业营销和政治宣传目的而刻意注册的虚假用户，其人口覆盖率仍然相当可观。

当然，这种迅猛发展，是以将作为微博母版的twitter排斥在国门之外为前提的。和facebook一样，twitter作为在世界范围内更有影响力的新媒体，因为承载了大量政治敏感信息，并拒绝进行政治审查，迄今无缘进入中国大陆。

即便如此，大陆的各种“山寨twitter”依然风生水起。在常规出版的大众纸媒受制于宣传禁令的情况下，微博成为目前言论自由度最高的媒体形式。有网友调侃，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学会了翻墙，结果翻过去一看，大部分内容都已经在微博上看过了。

与微博迅猛发展相伴生的现象是，同样在这两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的分裂程度也大大加深了，并且在2011年下半年表现尤为明显。尽管从根本上说，思想的分裂是政治、经济利益分裂的反映，是当前社会转型丧失共识的表现，但是深层动因借助表达形式，才有机会自我实现。新兴的微博，正扮演了本世纪初以来共识破裂的传声筒角色，并且将其放大，渗透进自上而下的各个阶层。

这种共识的破裂，正在以越来越粗鄙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前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的“三妈”事件。11月7日，孔庆东在新浪微博上发文，称刚刚拒绝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邀请，并回应对方“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三妈”事件在微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支持者和反对者阵垒分明。绝大部分媒体出于维护社会伦理和同仇敌忾的职业共同体意识，对孔庆东口诛笔伐（甚至罕见地包括了新华社），但传统左派乌有之乡网站高调表态支持，四月网、独家网、第一视频网、进步社会网等少壮派力量跟进，甚至此前得到孔庆东大力推崇的重庆，也通过华龙网发表《孔庆东骂人有何不可》等文章进行远程声援。

在孔庆东和乌有之乡眼中，他们骂得理直气壮，因为对方是“汉奸”、“卖国贼”，这也是当今中国左派给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龙头的南方报业集团的定性标签，甚至一个原本中性的称呼“南方系”，也在万众鼓噪中带上了贬义色彩。11月17日和18日，山西太原、河北石家庄的“爱国群众”打着“声讨南方汉奸报系”的横幅，焚烧了《南方周末》和《南方人物周刊》，并声称“汉奸不锄，国将不国”。

面对焚书焚报，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假思索地指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焚书者正是秦始皇和希特勒，左派的举动恰恰把自己和前者归于一类。对于大部分混迹微博的媒体人来说，焚书并没有如何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更多的是娱乐性。甚至有人反唇相讥：这个国家有烧《南方周末》的自由，但是有没有烧《人民日报》的自由？

如果说线下的焚书秀娱乐性多过政治性的话，线上双方的辩论、攻击和谩骂，火药味丝毫不亚于焚书。左派指责右派在微博上“造谣”，而自己的“辟谣”也因为往往来自官方口径而无法得到信任。

同时，意见的分化正在从“触及灵魂”向“触及肉体”过渡，意见不合的著名网友频频通过微博 “约架”。许多受到追捧的“意见领袖”似乎已经放弃了通过言论说服对方的努力，而表态如果有机会见面便老拳相向。而这种威胁，似乎又以自由派人士居多。作家野夫在回应和“某叫兽”共餐的邀请时，笑称“估计是你家想换家具了”。

此前在“探望陈光诚”运动中对陈光诚恶语相向的司马南，最近也不失时机地为这种情绪提供了注脚。他主导的两场讲座都遭到了参与者的严厉质疑。如果说第一次只是一位声称“献身踢场”的女孩搅局的话，第二次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遭到的质疑却是严肃认真的，学生的问题如此尖锐，以至于司马南不得不借助麦克风要求学生“闭嘴”。针对他的回复，意见也同样壁垒分明，支持者认为“很有风度”，而反对者则看到了居高临下的傲慢。

这场混战的最新一幕，则是艾未未在twitter上发布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中国政法大学吴法天等被视为“五毛”的个人手机号码。结果，当天几人都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数百通电话、短信骚扰。很多短信没有实际内容，只有“傻逼”之类的谩骂。刚刚在数万网友鼎力支援下募集到800万保证金的艾未未，似乎没有忘记落难之时背后遭受黑枪的经历，并且用这种方式展开了报复。

针对孔庆东在微博上炫耀粗口，媒体人郭宇宽发表文章《微博式的“自激系统”》，开始对微博自身的话语逻辑进行反思。在他看来，微博在中国的成功绝非偶然，中国社会原子化的结构，恰恰符合了微博的金字塔式传播模式。微博使精英和草根在话语上的相互鼓励和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法西斯特点。这种结构不是鼓励以话语质量取胜，常常会导致鼓励以人多势众和话语的暴虐来取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真实世界中，孔庆东的“三妈论”是没有教养的表现，但在微博上反而会粉丝暴涨数万。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郭宇宽的文章经过删节，发表在胡锡进执掌的《环球时报》上。而被删节的部分，恰恰是他针对孔庆东的表态。这样一来，原本立场明确的评论变得暧昧不清，同样蕴含了对微博“超限战”的批评，并反过来成就了这份民族主义报纸“兼收并蓄”的名声——郭宇宽本人被认为是最活跃的自由派人士之一。

这种双刃剑式的暧昧，不仅仅是郭宇宽遭遇的，同时也是微博自身的内在特征。

在大众纸媒不能充分享有新闻自由的时候，微博横空出世，满足了中国社会中最活跃、最有表达欲望群体的需求。面对此起彼伏的社会危机，现状的辩护者或者强调既有成绩，或者指责“造谣”，而批评者也同样“以彼之道、还治彼身”，这种对立姿态恰恰不断地撩拨着社会中的愤怒情绪，通过微博特有的言论逻辑释放出来。在140个字的狭窄空间内，立场判断优先，理性论证无从展开。正如郭宇宽指出的，微博既展现了其建设性的一面，拓展了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力，但也展现了破坏性的一面：一个长期话语被压抑的社会，常常太渴求话语的释放。技术架构与民粹主义相互刺激，使得微博呈现出越来越暴虐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