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财政部高官针对国内外舆论普遍诟病“中国维稳预算”超过军费，走向“警察国家”的事实声称，“中国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北京这位高官，竟自说自话，以为偷换概念就可以改变事物的本质。北京如此蔑视民众智商，以财政支出没有“维稳”立项，掩耳盗铃地否定当今中国“天价维稳”这一基本事实，再次令社会舆论大跌眼镜。
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
目前，中国大江南北随时、随处都在爆发“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民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制度性的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愤世不满，借机宣泄，以至于“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社会稳定难以控制。当政者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维稳功夫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南海到居委会，监控满街，警察遍地，每个特警的现代化装备都价值连城，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如此巨大的政府财政开支，竟被财政高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成“子虚乌有”。
今春，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案披露，2001年公共安全开支为6,244亿元，比国防预算的6,011亿元还多，增幅为21.5%，亦比国防预算的12.7%增幅高得多。此据8月3日财政部官网公布的《2010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基本情况》显示，公共安全支出为55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占全国财政支出的6.1%。而国防支出为5333.37亿元，比上年增长7.7%，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9%。显然，2010年政府用于公共安全支出已超过军费的数额。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在此报告中的“公共安全支出”表明，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用于武警部队支出；加强防灾减灾和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由此可见，此报告中并未指明如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称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
“天价维稳”陷入“怪圈”
2009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该报告称：“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新华网2010年6月9日转载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援引《社会科学报》文章指出，“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文章写到，“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 47.5%。”该文还抨击各地近年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以致维稳经费猛增，并质疑“天价维稳”何时休？
记得去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49.5亿元。上海官方为办一个“世博维稳”，就荷枪实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警林立，且调动的保安人员多达86万，人群中便衣与线民铺天盖地。
以上官媒公开的数据、报告与文章，都可以与庞大的维稳财政开支相互印证。这些年来，“天价维稳”一直成为国内外媒体舆论谴责的话题，大量聚焦民愤民怒。纳税人不断抗议如此建立在高维稳成本之上的政府，竟用民众的血汗钱打压民间维权。
“警察国家”不是望风捕影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确保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了司法权威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维护了民意的正常表达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成熟的公民社会成为公权与私权沟通与协调的桥梁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民间组织与公民个人，按正常程序与渠道执法与维权，社会就可以稳定，就不需要上访、截访以及群体事件。
然而，当今中国由于制度不民主，社会失正义，导致民怨沸腾，群体事件不断。当政者为了维护自身垄断权力不受挑战，不得不“天价维稳”，在其社会公共支出占财政收入的20%里，还有相当一部份被用于网络封锁，控制舆情，城市监控。在薄熙来主政的红色重庆，公权力竟耗资170 亿在市内安装了50万个监控摄像头，监控市民的日常活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控城市，并以此来张扬“政绩”。前不久，备受抨击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刑诉法大修，公然认可国家公安、国安等侦查部门使用监视、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直接作为庭审证据使用。也就是说，今后，公权对私权的监视、窃听取证将合法化。由此，必将导致监控、窃听被公安、国安侦查部门随意滥用，全体国民只能生活在被公权力随时随地的广泛窥视之中，而且可以轻易被秘密拘押、失踪而被借口“无法通知”“有碍侦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不履行“通知”义务。如今就连公民的第二代身份证内都要安装芯片，用卫星定位来监控老百姓。由此可见，国内外舆论诟病中国走向“警察国家”，应该不是望风捕影的。
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
当今中国，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维稳，政府成本无节制的膨胀，而完全不顾百姓的承受力。当下，民众都亲身感受到，官方不仅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精力用于“天价维稳”，侵犯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压异见人士、宗教信仰者和维权人士等，更用于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党务、党庆、党会议以及进行普天盖地的宣传“伟光正”和“红色记忆”意识形态的费用。这笔被隐秘了的让纳税人买单的天文数字开销，不知又被列入了什么项目，官方对此却从来未予公开。这就难怪民众对政府财政隐瞒的长期不满。
以上种种开资，还仅仅是执政非正当成本的一部分。其实其非正当性开支，还要考虑行政决策失误损失、政府投资失败损失以及官员利用制度漏洞贪污腐败浪费掉的部分。这一切费用加起来足以支持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之说。由此以来，在财政收入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畸形膨胀的这些非正当开资，必然对公共产品的购买产生严重的排挤效应，导致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所需的公共资源匮乏，进而大大损害了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名列前茅
最近，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最新政府公布数据曝出中国税收真相：中国整体经济的公司利润大约10个亿，政府拿走7亿多。他为此慨叹“税收负担太沉重了。”而这税收里面，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交税占80%，国企只占20%。更加吃惊的是，小商小贩摆摊交的税比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交的税都多。而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又解决了2亿中国人的就业。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誌数据，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来始终名列世界前茅。当此之时，民间不堪重负，不断发生着集体抗税事件。今年10月26日、27日，浙江湖州织里镇发生大规模抗税事件，数以万计的民眾示威游行，引发骚乱，导致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弹压，最终数十人被拘捕，可谓较典型的一起。
现代社会的政府，本应依照民主原则与科学的规则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维护和发展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以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不幸的是，北京“天价维稳”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力证了我们的公权力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断盘剥民脂民膏，用于维系官家霸权的单方面利益，执政成本高昂的令百姓承担不起。记得前苏联红色政权不顾人民疾苦，大量消耗财政资源用于对外军事争霸，对内维系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高压统治，导致国民日趋贫穷，怨声载道，最终结果是权力基础全面崩盘，可谓前车之鉴。在当今社会，国家能否贯彻“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来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原则，是衡量一个政权是否真正来源于民，执政为民的试金石。由此可见，执政成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当性的政治伦理问题。执政成本不为民所用，就是执政败绩。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不少当政者，都是因为滥用、浪费执政成本导致执政败绩而最终被历史抛弃的。
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
目前，中国大江南北随时、随处都在爆发“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民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制度性的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愤世不满，借机宣泄，以至于“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社会稳定难以控制。当政者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维稳功夫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南海到居委会，监控满街，警察遍地，每个特警的现代化装备都价值连城，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如此巨大的政府财政开支，竟被财政高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成“子虚乌有”。
今春，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案披露，2001年公共安全开支为6,244亿元，比国防预算的6,011亿元还多，增幅为21.5%，亦比国防预算的12.7%增幅高得多。此据8月3日财政部官网公布的《2010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基本情况》显示，公共安全支出为55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占全国财政支出的6.1%。而国防支出为5333.37亿元，比上年增长7.7%，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9%。显然，2010年政府用于公共安全支出已超过军费的数额。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在此报告中的“公共安全支出”表明，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用于武警部队支出；加强防灾减灾和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由此可见，此报告中并未指明如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称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
“天价维稳”陷入“怪圈”
2009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该报告称：“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新华网2010年6月9日转载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援引《社会科学报》文章指出，“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文章写到，“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 47.5%。”该文还抨击各地近年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以致维稳经费猛增，并质疑“天价维稳”何时休？
记得去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49.5亿元。上海官方为办一个“世博维稳”，就荷枪实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警林立，且调动的保安人员多达86万，人群中便衣与线民铺天盖地。
以上官媒公开的数据、报告与文章，都可以与庞大的维稳财政开支相互印证。这些年来，“天价维稳”一直成为国内外媒体舆论谴责的话题，大量聚焦民愤民怒。纳税人不断抗议如此建立在高维稳成本之上的政府，竟用民众的血汗钱打压民间维权。
“警察国家”不是望风捕影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确保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了司法权威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维护了民意的正常表达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成熟的公民社会成为公权与私权沟通与协调的桥梁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民间组织与公民个人，按正常程序与渠道执法与维权，社会就可以稳定，就不需要上访、截访以及群体事件。
然而，当今中国由于制度不民主，社会失正义，导致民怨沸腾，群体事件不断。当政者为了维护自身垄断权力不受挑战，不得不“天价维稳”，在其社会公共支出占财政收入的20%里，还有相当一部份被用于网络封锁，控制舆情，城市监控。在薄熙来主政的红色重庆，公权力竟耗资170 亿在市内安装了50万个监控摄像头，监控市民的日常活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控城市，并以此来张扬“政绩”。前不久，备受抨击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刑诉法大修，公然认可国家公安、国安等侦查部门使用监视、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直接作为庭审证据使用。也就是说，今后，公权对私权的监视、窃听取证将合法化。由此，必将导致监控、窃听被公安、国安侦查部门随意滥用，全体国民只能生活在被公权力随时随地的广泛窥视之中，而且可以轻易被秘密拘押、失踪而被借口“无法通知”“有碍侦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不履行“通知”义务。如今就连公民的第二代身份证内都要安装芯片，用卫星定位来监控老百姓。由此可见，国内外舆论诟病中国走向“警察国家”，应该不是望风捕影的。
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
当今中国，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维稳，政府成本无节制的膨胀，而完全不顾百姓的承受力。当下，民众都亲身感受到，官方不仅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精力用于“天价维稳”，侵犯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压异见人士、宗教信仰者和维权人士等，更用于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党务、党庆、党会议以及进行普天盖地的宣传“伟光正”和“红色记忆”意识形态的费用。这笔被隐秘了的让纳税人买单的天文数字开销，不知又被列入了什么项目，官方对此却从来未予公开。这就难怪民众对政府财政隐瞒的长期不满。
以上种种开资，还仅仅是执政非正当成本的一部分。其实其非正当性开支，还要考虑行政决策失误损失、政府投资失败损失以及官员利用制度漏洞贪污腐败浪费掉的部分。这一切费用加起来足以支持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之说。由此以来，在财政收入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畸形膨胀的这些非正当开资，必然对公共产品的购买产生严重的排挤效应，导致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所需的公共资源匮乏，进而大大损害了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名列前茅
最近，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最新政府公布数据曝出中国税收真相：中国整体经济的公司利润大约10个亿，政府拿走7亿多。他为此慨叹“税收负担太沉重了。”而这税收里面，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交税占80%，国企只占20%。更加吃惊的是，小商小贩摆摊交的税比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交的税都多。而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又解决了2亿中国人的就业。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誌数据，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来始终名列世界前茅。当此之时，民间不堪重负，不断发生着集体抗税事件。今年10月26日、27日，浙江湖州织里镇发生大规模抗税事件，数以万计的民眾示威游行，引发骚乱，导致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弹压，最终数十人被拘捕，可谓较典型的一起。
现代社会的政府，本应依照民主原则与科学的规则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维护和发展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以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不幸的是，北京“天价维稳”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力证了我们的公权力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断盘剥民脂民膏，用于维系官家霸权的单方面利益，执政成本高昂的令百姓承担不起。记得前苏联红色政权不顾人民疾苦，大量消耗财政资源用于对外军事争霸，对内维系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高压统治，导致国民日趋贫穷，怨声载道，最终结果是权力基础全面崩盘，可谓前车之鉴。在当今社会，国家能否贯彻“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来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原则，是衡量一个政权是否真正来源于民，执政为民的试金石。由此可见，执政成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当性的政治伦理问题。执政成本不为民所用，就是执政败绩。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不少当政者，都是因为滥用、浪费执政成本导致执政败绩而最终被历史抛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