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辞世，网上流传著许多纪念杜老的文章，其中《炎黄春秋》徐庆全谈杜润生的文章“改革开放重要推手”，特别令笔者感动。杜润生在他数十年几起几落的政治生涯中，体现出来的大节大义与大是大非，是我感动的主要原因。
杜润生的大节大义表现在，他始终站在为农民说话，为知识分子说话的立场，即使为君王和党内高层所不容。1948年中南土改时，杜润生主持土改工作，提出给农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土改很顺利，也很有成就。毛泽东因此而看中了老杜，调他进京任新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但毛很快就发现他看错了人。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这批评就是针对跟不上毛思路的邓子恢和杜润生。之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这是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
1956年，杜润生因“小脚女人”的右倾作为被贬到中国科学院，随后赶上了给知识分子造成灭顶之灾的“反右运动”。他和张劲夫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在反右斗争中如何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政策界限”，明确提出，要保护自然科学家。杜还提出把学术工作、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不要随便把学术问题、学术上的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然后再上升为敌我问题。他建议，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的争论，都应暂时归于学术问题，先把它稳定住。当时能够大胆提出这种政策，绝非易事。
1966年“文革”开始后，科学界的造反派发动夺权，眼见知识分子又要遭殃，杜润生和张劲夫商量，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要保护科学家、要保护科学界。为此，他去找陈伯达理论，却被陈作为老右派，在中科院开启了第一个挨斗的先例，随后被长期关押。这是杜润生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大挫折。
尽管经历这些挫折，杜润生依然坚持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坚守自己的大是大非观。用他自己的话，“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中共党内形成了这样的“定律”：“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策略问题，右是方向问题；“左”是内部矛盾，右是敌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倾思想则比较危险。在此后的岁月中，这种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在党的意识形态控制下，杜润生坚守自己的是非观，也绝非易事。
杜润生的大是大非观还表现在，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即使是站在党的对立面上。1989年“六四”期间，杜润生及李锐、于光远、李昌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事后遭中顾委批判，差点被开除党籍。这是杜润生的第三次大挫折。在这些挫折年代，用徐文中的话，杜老“同样是光辉的，同样是值得纪念的”。
杜润生的大节大义和大是大非所表现的人格和人性，是站在党性之上的。这和那些为君王唱赞歌、为专制唱赞歌的共产党干部及其知识分子相比，实在有云泥之别。在政治漩涡中随波逐流，已经成为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保命保权的处世之道。徐庆全在文章中说，他接触到的大多数老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大致会有一个“党正确我正确，党错误我错误”的总结。这些芸芸众干部，更显出杜润生的了不起。
一位前浙江省省长这样称赞杜润生：“热爱农民，热爱知识分子，其伟大人格堪与胡耀邦同志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