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唤作“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近日逝世，在各种纪念文章中，最常见的是突出他的高级幕僚身份，以及据此参与中国改革的历史生涯。一个突出的整体论点是，杜润生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而这个“被结束的时代”，究竟是什么，则又语焉不详。
 
如果把改革看作是对真实需求的调整与回归，那么，纪念杜润生的最好方式就是讲述真相。而这个真相就是：改革作为政纲已经成为非主流，改革作为社会进程已然衰落，改革作为意识形态已经束缚了思维，改革作为僵化的国情掩饰了更多迫切的问题。
 
将改革的真实处境周知大众，以便帮助他们从笼罩已久的改革话语中解放出来，也许才是当前需要严肃对待的“思想解放”。本应由改革派人士出面担负起这一揭示真相的责任，然而迄今为止，改革派对此保持沉默，顾左右而言他，继续要将改革话语供奉起来。
 
单就农村改革而言，包产到户之后至今的几十年，没有什么值得数说的成果。杜润生制订及其门徒“萧规曹随”沿袭下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是徒有其名，农改在城改之前就早早陷入停顿。甚至，在农改派长期持有话语权及政策权的情况下，农村愈加凋敝。
 
在更大的改革视野里，改革早已丧失了行动能力，逐渐剩下话语的空壳，并且依据话语的空转来维持“改革”表象。实际上，“改革已死”弥漫在我们周遭，这是不难感知的“改革”真相。这样的“改革”本是反常，却变成了装饰性的意识形态景观，混淆民众的三观。
 
对杜润生的歌颂，及将他与改革历史深度捆绑，想要在深受改革话语蒙混的民众中继续收获哀悼的脸庞，这不是一种恰当的纪念方式。改革话语一度收割了众多信徒，但是在其变迁乃至于反噬思想行动的今天，不顾实况，对改革话语行“维稳”之实，显得相当残忍。
 
改革话语衍生出的渐进改良方案，已经被现实冲击得七零八落，不仅没有现实的政治基础，也愈来愈频繁地背离民意所向。在现实与民意两个关键的维度上，改革被掏空了，却迟迟不肯退场。改革像“二房东”一样向民众征收服膺的税赋，这让民众蒙羞日甚。
 
因为活得足够长，杜润生的“遗产”早已由它的门生瓜分。将杜润生的遗产置换成改革遗产，加以重生与重温，试图继续征召社会与大众，进而在改革已死的阴影下坐享不改革的荫庇，不仅令杜润生的影响力止步于现实困境，也令门生信徒披上了不道德的光环。
 
所幸的是，“改革已死”的判断已经由独立于改革派的知识群体下达。关于改革的实况，分化成不同的认识群体。但是在很大范围内，“改革”及其行动策略依旧像是话语上的CCTV，日夜广播其陈旧的意识形态。改革及其信徒逐渐从真诚推动陷入了狂热维稳中。
 
杜润生以逾百岁高龄从“改革已死”的实景中解脱，这是一个带有寓意的离逝：他的信徒若有起码的勇气，就应重新衡量那个号称从杜老手里继承的改革“不动产”，而不是幻想着仅靠这两个字再通吃几十年。向民众讲述“改革已死”的真相，就是第一步骤。
 
真相并不总能抚慰人，告诉一个残破的“改革”真相，更会扰动许多人的心念，可真相却是躲不过去的起点。与其急切地确定杜润生的象征意义，不如反求诸己，发动对改革的检讨，推开一些显著的阻碍。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路径竞争之下，关于“改革”的真相，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2015/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