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总序
一、重续和复兴民国的現代中華文化？！
二、以良知理性為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的價值本源
三、未來構建中華優質民主和優質現代文明
四、重建學統再造文化政治之「思想靈魂」
五、總結
总序
崛起的西方文明从晚清开始挑战中国文明。救亡图存和追求富强成为中国当时的急务。但是中国文明曾经长期居世界先进地位，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尊「公天下」的政治文明的理想，所以能够超前破除专制和创立民国。但是内忧和外患交加导致辛亥革命成果被迫礼让袁世凯，然后袁氏复辟继而军阀割据，宪政不存。后人所乐道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自由实乃威权和军阀割据不及所致。国家不统一就无宪政可言，故有国民革命，再有军政训政宪政（此民主化程序之必要性被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民主化实践所证，也被西方学者广泛认同）。因宪政乃中华民国价值观和制度之根基，故面临日本侵华危险依然推动「五五宪草」，后被日本侵华打断。随即国府宣布「抗战建国纲领」，于大片国土沦陷、烽火连天中，高等教育仍然得以长足进步成为战争史上的世界奇迹 [1]，走向宪政的进程依然保持渐进。中国战后便开始制宪，在面临苏俄扶持中共「共产革命」的险局下，依然一面戡乱，一面实现宪政。然经过八年日本侵华之摧残，中国国力不足以抵抗苏俄之力、中共之乱，故退守台湾，于国家风雨飘摇的1950年推动地方自治，存续宪法，为台湾民主化留下了转型方向和路径，察台湾民主化时期的最大要求就是回归宪政而非他者。尽管因应对「共产革命」而有不得已的威权统治和「白色恐怖」以及恢复宪政过迟的问题，然台湾终于实现了宪政民主。尽管有政治严重对立，但是台湾民主还是渐进成熟。
再察大陆，苏俄扶持的中共于1949年建政，自此马列主义入主中原，实行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中国文化传统被毁弃，现代中国在大陆灭亡，几千万人被迫害致死，四千万人饿死于共产主义实验（1959年至1961年）。其「改革开放」至今则演化为「后极权主义」与市场经济杂交的「红色中国模式」。社会两极分化，民怨沸腾。其所谓「中国崛起」的经济增速，与抗战前的民国相比，实在迟到了半个世纪。民国工业在抗战前的内乱外患、经历一战及世界经济大箫条、缺乏外资的劣境下增长率仍高达8－9％等 [2]。且中共经济模式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红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更是缺乏正当性的。以富强标准为中共辩护，是对历史的无知和现实的短视、毫无道义观的表现。
中国的未来决不可取中共模式，只能继承现代中国即中华民国的国统法统。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等根本精神和原型只能在中华民国的文化、政治、社会等根本精神和理想模式中寻得答案。别无他路。中共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模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种，是反传统中国、反现代中国的，是反中国化的，决不是未来中国出路的选项。
那么，中华民国（即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模式如何呢？中华民国首先继承中国的传统，吸取西方文明。然后先贤们对于西方文明是有批判和反思的。其根本精神是以中华文化本位吸取消化西方文化之长，中西融合，传统和现代融合的。其宪政理想是不仅追求程序之民主，也追求复兴本土价值观和制度的资源，追求有利于善治的制度。中华民国在台湾取得诸多成就，也承袭了中华民国传统，然未能尽善，也不足以复兴其「真谛」。这是其缺点。
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化必然是本土化的民主化。但是这「本土化」不含有中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陆「本土化」的民主化应该是承袭老中华民国的根本精神和理想。老中华民国就是中西融合的，所以这「本土化」也必然是继承中西融合的传统而开来。不是保守主义的，更不是激进主义的，而是有所激进和有所保守的中道主义的。
老中华民国的命运是多灾多难的。它本来负有复兴世界上最大文明——中国文明的使命和任务。但是苏俄渗透和扶持中共，形成了「魔种」。继而日本侵华摧残了民国的国力和民生，而中共趁机扩张和坐大。苏俄决定支持中共革命，是中共敢于推翻与国府达成的政协决议和爆发内战的根本因素。苏俄决定战争胜负的庞大军火和战略上等各项支持 [3]、中共血腥「土改」形成的强大战争动员力等，皆是国府无力抵抗的。八年战火使民生悲惨，再强征人员和资源支撑内战必然使民心丧失，这是内战造成的「果」，不是原因。大陆沦陷是历史悲剧。沦陷的主要原因不是「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是强大的苏俄全力介入、美国的不作为导致的。
我们要认清历史，认清现代中国的「本相」，认清我们祖辈开创的中华民国及其宪政传统才是未来大陆「本土化」之「本」。在大陆光复中华民国和重续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和「民主中国」）,复兴中华文明。这是当代中国大陆「民主复国运动」的内涵、使命和重任。
回顾历史，大陆民主运动经过1979年、1989年等等重大民主事件，由于中共长期堙没历史传统，导致当时民运缺乏本土化、无传统之本、无历史之根，不能从祖辈的民国民主传统和精神资源中获得无穷的力量和社会动员力，不能形成民族精神、历史传统与当代民运结合的强大支撑力。究大陆民运总体水平不理想和成果有限的原因，首要原因就是中共导致民运的这本质性缺陷：缺乏本土化和无传统之本、无历史之根。这自身的本质性缺陷极大妨碍了整个民主运动的水平和力量的发展。所以大陆民主运动的思想和素质以及提出的民主要求水平等皆不高，更遑论有何大战略布局呢？尽管其有牺牲精神，但是整个运动的可持续性、拓展性、凝聚力、战略布局等是不高的。
相比之下，辛亥革命缔造民国、民国民主化进程、民国的民主法统等成就巨伟，而且皆在国人大多数文盲、经济落后、严重内乱外患、国家未统一稳定等劣境下实现的。而1970年代末至今的大陆民运处于经济高度发展、信息发达、教育普及、国无外患等优良条件下，而民主化进程却难以迈步。究其原因，除了共产党极权主义强大统治之外，就民主力量而言，不能不说民国的民主化和民主力量是有传统渊源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民主力量，所以能凝聚人心克服严重内乱外患和诸多恶劣因素而渐进实现民主化。而当代民运是被中共遮蔽而断裂了自己传统的、缺乏本土性的、喜好西方背景的「独行侠」，如此也难以深入社会文化和结合群众。与民国民主化经验相比，也足见当代民运本质性缺陷之危害。
但是大陆民主运动必然在挫折和困顿中求升化。当代不公不义的「党天下」反衬了民国宪政的伟大，历史的悲情，先贤精神的感召，民国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真正的民族主义渊源，历史传统和当代民运结合形成的文化政治社会全方位的强大支撑力等等，这一切恰恰是当代大陆民主化所必备的，而过去的民运完全不具备的。然而民运要承担民主化重任，就必然要克服自身的不成熟而求摆脱困境。民运必然会演进成接续民主传统的、本土化的民主运动——「民主复国运动」。只有回归传统和未来复国的理想，才能产生无穷精神动力。只有民主复国的理想和权威才能使山头林立的民主运动凝聚共识和力量，从而能够发动理性的革命。然后民主化之后，只有以民主复国为坐标，以祖辈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权威为支撑，才能团结意见纷纭的人民克服政经乱局和庞大红色政商势力的复辟作乱，彻底抛弃马列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光复民国，不仅重续民主而且开创善治。如此才能形成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之起点。
「民主复国运动」是大陆民主运动的必然归宿和升华。此「民主复国运动」未来必然导致继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而来的第三次革命，这场革命当然是主张和平理性的革命，当然也肯定天赋人民抗暴得自由的所有的抵抗权。可以合乎逻辑的断言：再造民主、光复中华的，必然是「民主复国运动」。世界共产党国家崩溃后建国的普遍规律是光复故国，中国大陆不会例外。
一、重续和复兴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
中国文明曾经领先西方文明数千年，这已经是西方和中国学界之共识。中国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也不过几百年。应对西方文明崛起挑战，政统首先演进，从清末立宪运动到缔造民国开百年宪政法统……。然政统之现代化遭遇严重内乱外患而几乎无法落实理想。尽管如此，文化道统于乱世中得以阐扬，现代中华文化于忧患中艰难初成，现代中国的本源精神和文化原型及社会模式之雏型皆「奠基」于中华民国早期，取其蕴含的理想意义而言即：上承道统 [4]，以中华文化本位吸取消化西方文化之长，中西融合，传统和现代融合，返本开新，开人文精神之民主政统，开人文理性和社会科学结合之学统，开德教礼教与知识之教结合之教统（教育之统），开有道有识且于内忧外患中超前开启现代化民主化之士统（知识分子政治之统），开传统又开明之都市民风，开士商结合、社会自治等社会现代化进程，民国工业在抗战前的内乱外患、经历一战及世界经济大箫条、缺乏外资的劣境下增长率仍高达8－9％等，其社会在现代中华文化催生下，在内忧外患的艰巨时期演进，蕴含了现代中国社会模式之雏型。此社会雏型取其蕴含的理想意义而言乃「礼义伦理社会」也，其初成特征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结合、人文与政治「和合」、人文与文教「和合」、道德和权利兼顾调和、个人和社群「和合」、劳资和谐等。故名「礼义伦理社会」（此「礼」[5] 是权利法和伦理法之和、成文法和习惯法之和、理性和传统风俗之和）。故此于忧患时艰中初成之现代中华文化和现代中华社会雏型及其理想意义，乃可大可久可以作后世文化之源和社会之根，可以开启未来之「集大成」！
考美国开国后也遭遇颇多磨难和纷争，然其开国精神依然是美国文化的永恒精神。中国孔孟之道、「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乱世，基督教也产生于劫难深重的历史时期。现代中华文化亦如此焉。
然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却于20世纪中晚期遭遇「打断」，这一严重断裂导致传统、现代中华文化与当代中国隔离难续。1970年代末大陆许多进步人士面对的是大浩劫后的文化空白，且误认浩劫有传统文化渊源，故竭力引进西方文化至今日。然1980年代大陆也渐渐掀起复兴传统文化潮流，然其所复兴者古代中华文化之「皮相」也，甚至于附合在朝者需求而工具化、空洞化、媚俗化，而初成于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在压制下则难以接续。因此始终无法建构起中华现代文化。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教训。无文化之本、无传统之根、无本土之源，无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谈何构建当代（现代）中华文化呢？谈何构建民主呢？
大陆虽然出现了不少思想和主义，但仅有本土环境之刺激，其核心却是相应之西方思想、主义主导。此于推动社会转型无力，改良幻想却有加，互相纷争却有加。如：主张经济自由化，在集权和腐败的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结果是共产主义「歧出」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些思想和主义「水土不服」和观念错位比比皆是。复兴毛时代的所谓「左派」思潮与政客则趁机兴起。
台湾由于特殊严酷的冷战历史时期而出现威权表像，然留下了保存宪法之基本体制和地方选举之转型路径方向，台湾民主化开启时最大要求就是「回归宪政」。民主化后急功近利的本土化取得压倒性地位，蓝绿斗争成为政治「主轴」。而「西化」又是台湾长期挥之不去的偏向。由于诸多综合因素，现代中华文化之思想精神、质量、器识在台湾有「皮相」化之迷失，「真谛」存而不兴，故台湾政治上陷于低质民主。
所以两岸皆要重续和复兴现代中华文化，不仅接续其形式更要接续其于内忧外患中「蕴而未显」的精神和质量。然后加以新时代的局部改进和优化，「民主」、「现代文明」必须经过理性之中华化，才可能有优质化和生命力。所以说要从现代中华文化开出民主。
因此，大陆构建当代中华文化首先必须重续传统，重续被堙没的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接续道统 [6]，接续其中西融合、传统现代结合、返本开新之现代化民主化精神，接续百年来的民主宪政传统，接续其文化教育传统等；唯有如此，才能从本源上解决深重久远的「俄化病」、「本土病」、「西化病」，于根源上消除「俄化病」所成「中国特色」化发展。
台湾则应当中兴现代中华文化，然后才会有文化质量提升、政治制度和精神优质化之可能；于根源上解决台湾「本土病」和「西化病」等混合而造就的低质民主问题。
两岸唯有如此，未来才能开出有本有源之优质之民主和现代文明。然后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复兴以及「大国崛起」。
最后，重续和复兴现代中华文化，意味着有理性的更积极吸取消化西方文化，而不是复制和低级模仿西方文化。重续和复兴现代中华文化，也不意味着排斥他者，也尊重外来思想和宗教的表达权利。
为当代和未来计，我们提出共识。然区区之我们提出之共识绝非我们观点而已，而应当是普遍性道理，应当是今日及以后无数人心同理同的共识。至于今日抱有大体相同思想的大多数人士，我们因信息、时空、技术等原因无法一一联络，这是极大遗憾，我们只是这同志群体中的区区少数人而已，期愿这份共识不能视作区区我们之共识。故应当预先声明。
二、以良知理性为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价值本源
1948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conscience）一词便是当时中国政府基于中国文化道统而加入的，中国代表张彭春把孔孟道统之本的「仁」、「良知」、「良能」翻译成conscience（良心），化解了各国因宗教和政治的纷争，形成人权共识。这就是说普世价值之核心人权观里有良知理性的人权观，普世价值里有中华文化理念。这一理念实源自中国道统，由此也可察中西文化之根本差异和高下。
简而言之，西方文化以「上帝法」为文化、文明之终极价值本源，这可谓西方文化之「道统」。中华文化里天性与心性相通，以良知良能为呈现，故以「天地良知」、良知理性为文化、文明之终极价值本源，即仁道天道之合，这是中华文化之道统。故中华文化自古以源于道德理性的「公天下」为理想，以民为本、尊圣贤、尊王道、从道不从君、尊士人政治，避免宗教狂热及争战等。中国文明领先西方几千年且维系世界史唯一之巨型文明之统一绵延，可谓不能离道统之功。近代、现代，立宪改良思潮、主张革命的三民主义、国粹派等皆本于儒家,皆尊「公天下」理想，辛亥革命也以「秀才儒生兵」的新军起义为首 [7]，中上层士人构成的立宪派响应于后。变帝国为民国、中华民国民主法统、民国形成的现代中国文化和中华现代社会雏型及理想，皆产生于内忧外患严重、国人贫穷和文盲众多的历史条件，按理说是民主化、现代化的条件严重不具备，但是中国仍然超前开启了此宪政民主进程，此乃世界史罕见。究其因，实因中国「白衣卿相」士人政治传统自然演进为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民主化、现代化，其思想精神背景依然是以儒家「天下为公」、民本理念吸收西方民主制度思想而成的。
再察中西文化之特性。政教分离是西方宗教型文化的现代特质，其缺陷是：其价值根基、文化道统蕴于宗教而与政治文教分离。因此政治文教极容易被世俗功利性和科学一元性所主导，失落了价值理性和理性之理想。考中华文化特性、优性，乃人文理性之文化、良知礼义之文化，是超越普通宗教的，不与世俗对立，故中国不必政治与人文分离，不必学术教育与人文分离，相反可以合，后者是前者的价值理性根基。这种「合」恰是未来构建中华文教、政治文明与西方相比的异质之处和优越之处，有超越西方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之「潜质」。
任何文化文明皆有形成其特质的、根基性的「公理」。西方宗教的「上帝法」、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皆属于此焉，其对于西方文化的意义犹如数学公理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尽管科学主义有怀疑和实证的精神，但是人类知识和价值观有其有限性，作为自然科学根基的数学公理恰恰是不证自明的，科学既不能实证之又不能否证之。而「上帝法」、「个人自由」亦是不可实证的不证自明，且「上帝法」、「个人自由」形成了西方文化传统，称之为文化「公理」亦恰如其分。没有这些「公理」，就没有自然科学和西方文化。同理，中华文化的形成自身特质的、根基性的「公理」是道统之「天地良心」、良知理性。察乎道德理性之发用如「公天下」之理念、贤能政治（知识分子政治）传统、礼义伦理社会传统等，皆有可大可久之永恒意义。中华文明领先世界几千年和近现代超前打开现代化民主化之进程，皆不能离道统作为文化「公理」之功，若离此「公理」必远离中华文化特性和优性，违背文化自然自发演化的规律，脱离传统必定要「学步」「失步」，中国现代和当代皆有此类「巨劫奇变」之教训。
所以，当代和未来中华文明应当以道统及其良知理性为「本源」，开出优质民主和优质现代文明。
三、未来构建中华优质民主和优质现代文明
1958年发表的《中国文化宣言》阐明中国文化道统和历史传统，亦指明构建未来中国之理想和方向。今继承之可作如此解读即：以道统（良知理性之道）为体，体用之间曲通曲成（非直通运用），明体发用，发用必然中西结合，亦即以中西结合之优质民主、学统为用。落实下来讲即：我们必须接续文化道统、百年民主精神、宪政传统、学统、知识分子精神等，然后才能开出中国之未来。
先言政统。民主并非西方文化独创，各个文明皆或多或少留有上古原始民主形态之历史记忆（如上古中国之「禅让」、「朝国人」）。尽管近、现代民主制度最先产生于西方，然民主的价值基础在东方、西方各大文明里皆有，如：《礼记•礼运》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东汉郑玄《注》：「公，犹共也。」唐代孔颖达《疏》：「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又云：「天位……灼然与天下〔 人〕共之。故选贤与能也。」这表示，中国政治的理想，是实行天下为公，建立人道社会。天下为公，乃是最高政治权力属于普天下人所共有（「天位灼然与天下〔人〕共之 」）。天下为公的根本意义，与民主思想的根本意义，是一致的。即：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所共有。正如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所说：「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尽管中西的自由民主的价值根基各异（中国以心性之道、民本「公天下」理念为本；西方以「自然法」、个人权利为本）；尽管中西的文明历史演进路径和形态各异（西方首先产生近现代民主和工业化），但是自由民主是人性和现代社会之必然需要，是各个文明、各个民族现代政治的重要和必要的因素，其有普世性。东方、西方各大文明的现代政治必然是形态万殊，但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乃不可缺乏的要素，其即使形态有异然必同质也。中国自民国开国，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就成为宪法规定内容和国家意识形态，更是现代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故无论复辟还是严重外患内乱，皆无法动摇之，执政者只能说暂时做不到落实宪政却必须认同民主的国统法统，临近战争还要制宪行宪。直到后来「苏俄化」席卷中原，中华文化和民主进程才被空前绝后地断裂开来。
如果是以中华民族身份为荣的人，就应当认同民族的民主历史传统、现代中华文化、宪政理想、祖辈的牺牲奉献和梦想；就应当坚持现代中华文化主位性而开展返本化西开新的现代化民主化，而且必然反对任何外来意识形态「入主」中国，也就是说应当有如下主张：
人人皆有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包括批评政府等）；人人皆有思想及宗教信仰自由；人人皆有结社及集会自由；人人皆有参选和参政的权利；人人的自由选举才能产生和变更政权；人人的尊严和自我实现不容侵犯；人人的财产权不容侵犯；人人皆享有机会均等、公平正义的权利（如：人人皆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财富及其他成就的机会，经济增长与藏富于民同步，工资与资本共增进等）；人人皆享受教育、医疗、就业、居住等基本社会保障，打破城乡户籍等一切身份等级，也就是说人人看得起病、读得起书、住得起房等；依天人合一之理念，保护自然环境，故必须依靠优质民主，才能遏制掠夺资源和破坏环保之根源——政经至上和政商结合；等等。中国大陆人要坚持现代中华文化立场，要坚定吸化普世价值和一切有益的观念、经验和制度，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打天下坐天下」的霸道；才能避免人民名为「主人」、「公民」实为「臣民」、「草民」；避免权贵当道、政策凌架于国法之上；避免立法不正、司法不公、权大于法、无权无法；避免人权无保障；避免国富民穷；避免大利归官商小利归百姓；避免社会贫富和地位两极分化；避免官民之间、劳资之间、城乡之间的等级化；避免腐败泛滥；避免分配不公不义；避免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皆低下而政府开支、官员待遇、公款消费皆高涨；避免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住不起房等；避免巧取豪夺如强拆、强征、苛税等；避免伦理崩溃、民族传统沦丧；避免人欲横流；避免政经至上、高能耗高污染、竭尽资源、环境污染深重等等。
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现代文明、宪政民主最先产生于西方，其有普世性也有西方历史和文化特性之局限性，有局限性必然有其缺陷和弊端。故从清末开始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孙文、梁启超等皆对西方文化和民主制度有大力吸取引进然也有深刻批判，中华民国就是这样思想背景下诞生的。然后牟宗三、唐君毅等阐扬文化道统，从更高层次吸取消化西方哲学宗教等，同时也批判西方文化及其历史传统，批判其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统，批判其科学一层论理智主义一元论的学术之统等。所以说中华民国的根本精神和理想是继承道统、以中华文化本位理性吸化西方文化而开现代化民主化的。然由于民国一直面临严重内乱外患及其派生的严重政治对立，故在百年动荡中不断催生民国制度弊端和思想功利化偏向，无从响应从孙文到牟宗三诸子的理想和批判。孙文的三民主义还一度成为当朝意识形态供奉的「土地公」，台湾民主化之后政客发现这尊「土地公」不灵便供在一旁而不用。孔孟之道之遭遇也同此焉。
因此我们要吸取两岸历史经验教训，依现代中华文化之优性特性开优质化民主和优质化现代文明，其要点应有：
1、构建人文与政治「和合」、人文与文教「和合」、道德和权利兼顾调和、个人和社群「和合」、劳资和谐的礼义伦理社会（此「礼」[8] 是权利法和伦理法之和、成文法和习惯法之和、理性和传统风俗之和），亦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结合、伦理民主科学结合之社会。这种社会模式乃民国社会底蕴之理想意义模式，在民国早期有雏型，这种社会是现代中华文化之推动、中华社会自然演进之必然结果，是现代中国之理想社会模式雏型。其必然反对资本主义化、个人主义化的社会模式，反对任何集体主义或专制的社会模式。察西方文化是宗教型文化，宗教制衡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这是西方现代文明内在结构的特性，然其宗教因教派林立且又受世俗主义和科学主义双重扩张「侵蚀」而衰退。西方文明的现代困境和后现代困境是：政教分离，宗教与文教分隔，故缺乏价值理性且政治和文教质量不高；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凌架于社群及传统之上，资本与权力结合，资本和「市场」的价值观及法则侵蚀政治、文教、社会等等。中华文化是人文道德的礼义伦理文化，天人合德是超越一神教的，但是就文化力量的结构而言：缺乏无所不在的宗教力量制衡世俗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科学主义，故必然要求继承民国的现代中国社会模式之雏型，以求未来形成中西结合的礼义伦理社会，制约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主义和泛工具理性化。这于理论上可以超越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
2、广义的中华民主和礼义伦理社会当然融汇了下列必要和重要的原则：文化引领社会、社会引领政治、宪政、共和、自由、狭义民主（多数决保护少数）、尊贤能、重精英、法治、正义、平等、选举、分权制衡、有限有能政府、公民社会等等。
3、任何优良的政治皆以理性为本、以传统为根的，理性力量来源和传统（中国）是：贤能政治、以道德知识廉能治国、教育有质量、公民社会有质量有序。回顾历史：中华民国开国后，士人政治传统演进为中华式知识分子政治而超前领导开创现代中国，是理性力量在内忧外患的劣境中超前开现代化民主化。所以要重续和复兴中华式知识分子政治，继承「选贤与能」的理想和传统，形成民主之下的贤能政治，以美德知识廉能去优化和制衡政党政治，遏制资本和权力结合等自由民主政治弊病。没有知识分子政治，必无优质民主，必无礼义伦理社会。
4、现代中华法治应当继承传统、再中西结合而开来，其立法和修法之价值根源为良知良能、道德理性和传统，其知识基础为科学和传统。其具体涵义应为：①以权利法为基础，然个人权利乃人权最低底线意义的，极端劣行、政商利益最大化行为等会得到权利法之保护而可能严重侵犯文化教育秩序、社群良善风俗美德、共同体利益，故要伦理法作「时中」调和、修正，限制个人恶行，保护道德秩序和共同体。也就是说要形成权利法和伦理法之和，以求道德和权利兼顾调和、个人和社群「和合」之目的。②以成文法（包含权利法和伦理法）为基础，然法律必有过与不及和模糊歧义之处，故必须要习惯法作调和、修正和补充。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文法和习惯法之和。③法治应当尊重传统和风俗，但是传统和风俗也有不合时宜、有过或不及之处，故需要理性作「时中」之修正、补充。也就是说要形成理性与风俗及传统之和，此乃习惯法之基础。④司法独立，维系宪政制度、法治秩序，约束限制且又保障政府权力，维护个人权利和社群美德等，保护公民社会；等等。⑤总之，中华现代法治应当是法治与德治之和，乃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利益、文化教育秩序、风俗美德之和。不能移植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法律，也不可以是集体主义的，而是继传统开来，行中庸和谐之道也。
5、认同和尊重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利伯维尔场法则和价值观。但是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皆各有其主体性和特性及其法则、价值观，故要制约经济法则和价值观仗人欲而扩张。因此反对文化教育的资本主义化，反对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反对政治的资本主义化，要制约市场法则和价值观「侵蚀」文化和教育；要制约市场法则和价值观「侵蚀」社会风俗美德和共同体利益；要制约资本与选举政治结合、资本与政治权力结合；要制约市场法则和价值观「侵蚀」政治领域之价值理性和公义法则；故以德治礼治及法治，限制资本主义于经济领域之内，使资本主义不得过度扩张，并且反对资本霸权、垄断等，也反对国家权与利之扩张；构建劳资和谐之伦理化、礼制化、法治化。然此德治礼治及法治必须有理性之社会政治力量为「基石」才能落实，也就是说必赖「知识分子政治」才能达用。总之，有德治法治和「知识分子政治」才能有优质化民主，才能有礼义伦理社会。
故构建「知识分子政治」显得颇为重要，且其渊源乃贤能政治理念和士人政治传统。此皆不同于西方模式所主导的现代政治。
回顾历史传统，中西有一大差异。中国封建制很早就结束，然后依「选贤与能」理想而委曲于现实形成「士人政治」。相比之下西方没有智识集团的「士人政治」却长期停留于贵族政治，西方民主化是反对封建专制而形成的。西方现代文明和民主往往分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右派和左派、世俗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对立。然西方没有知识分子治国的制度和观念，其知识分子无制度资源支持犹如「游魂」，在民主制下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别掌握资本和多数选票成为主导性力量，然资本缺乏道义、庸众缺乏知识和理想、宗教缺乏入世且与政治文教分离，因此西方现代文明和民主的质量是不高的。
相较之下，中国由于有「士人政治」传统及民国知识分子政治，故在内乱外患严重且大多数人贫穷文盲的恶劣条件下，顽强开启民主化现代化，变帝国为民国、形成「临时约法」到「南京宪法」的宪政传统等等，此乃世界之罕见。然由于严重内乱外患最终摧毁大陆民主化进程和中国文化、伦理社会、知识分子政治、文教礼教、典章制度等等，于是乎今之大陆依然无法拨乱反正。而台湾虽有传统然存而不兴而显老态，台湾1980年代末新民主化时已经接续不上民国老民主化的精神、理想及质量追求，功利性本土化和西化反而发挥了主导力。
如何从传统「士人政治」过渡到现代「知识分子政治」呢？这是中国文化开出优质民主的关键。早在明末黄梨洲就提出宪政制度顶层设计意义上的「学校」（非今教育意义的学校），主张将文教权、评议权、监督权从皇权、政权、政治系统里分离独立出来，还诸社会文化界由士（今之所谓知识分子）直接掌握。以独立权威的、宪政顶层设计的「学校」制衡和优化政权，使文化道统有制度化寄存之具——「学校」，使师统、士统、学统有制度化引导力。牟宗三对《学校》有重点疏解，解读深刻。孙文则提出「考试权」，其源头是传统士人政治和「选贤与能」之制度化追求。然其于「考试权」之制度及原理语焉不详。后人把三民主义当「土地公」拜，没有发展之和充实之，故「考试权」退变成「考试吏权」。「考试权」首先出自「选贤与能」原理，其现代意义应为：以文化制度选举贤能，贤能集团本于社会，入于「庙堂」（喻宪政体制），其目的是以贤能制度力求实现文化引领社会，社会引领政治之理想。今之「考试权」限于「吏权」范围，可谓不古不今。故必须返本传统而求开创现代「知识分子政治」之宪政制度和精神。
察西方民主的教训可以凸显「知识分子政治」之必要性和重要性。西方现代政治普遍出现市场价值观和法则「无孔不入」侵蚀政治文教社会、资本与权力结合以及多数原则独大、庸众化、感性化和理性不足、文化政治质量不高的「民主综合症」，不能避免真理与民主、道德与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文化法则与法政规则、文教法则与市场规则等之矛盾失衡。这些「民主综合症」今在台湾也同理存在，造就很多流弊。究其原因，这是由于西方主导的现代民主模式的制度和文化的缺陷造成的，即：宗教因其缺陷与政治文教分离，政治文教因此缺乏价值理性和道德力量提升。大资产阶级掌握资本和主要媒体等，中产阶级掌握多数选票，此二者成为民主的主导性力量。然资本逐利而缺乏道义、「普通人政治」缺乏知识和理想，依附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党和社会的精英不能不有功利化偏向。所以西方式现代政治缺陷是：缺乏制度化支持理性力量来制衡和优化政治的宪政和社会的格局。也就是说缺乏文化引领社会、社会引领政治的贤能政治（知识分子政治）的制衡和优化，即西方没有宪政制度化的「知识分子政治」是其现代政治的制度和文化的一大缺陷。民主政治需要容纳贤能政治因素为其用，形成贤能集团（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三方制衡的社会政治大格局，使贤能政治（知识分子政治）制衡和优化政党政治、选举政治，优化社会，落实文化引领社会、社会引领政治的理想，从而引领和优化整个民主政治。
宪政顶层设计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政治」探究起来简要如下 [9] ：
1、以自由与考试之原则形成宪政制度下的贤能集团（制度化知识分子集团）。
2、由贤能集团选举出「文教院」掌文教权，收纳「考试权」，文教权独立且与政府权「分庭抗礼」。其目标是：知识分子治理文化及教育等。
3、提升选举之理性水平，选举质量一旦改善，必然改善整个民主政治质量。
4、提升社会和文化之质量，制衡和优化政治。
理性引领的政治才可能成为优良政治，理性力量的首要来源是知识分子。治疗「民主综合症」乃至「现代病」、「后现代病」，就必须依靠理性力量通过文化引领和提升社会，再由文化社会来制衡及优化政治，依靠知识分子政治力制衡和优化民主选举、政党政治及政权、治权。西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矛盾，在中国文化里可以以「知识分子政治」、人文与政治之和合、人文与「礼乐教化」（文化教育之教化）之和合而更好缓和及化解。「知识分子政治」是文化社会引领政治、道统学统引领政统之「阿基米得支点」(Archimedean point)。
当今世界之现代及后现代文化现状是令人失望的。由于政府治理文化教育，必然导致政治和文化的纠缠不清，政府也摆脱不了政经思维无能施政于文教领域。最终导致现代文化教育庸俗化、市场化的后果。教育「市场」化，学术也「市场」化，现代媒体沦为商业利益「奴仆」和受制于财团而失去昔日公义宗旨，而现代人又是媒体「消费主义奴仆」而缺乏思想独立性，传统重视质量的文化教育和社群风俗美德等不断受到侵蚀解构，等等。
所以必须形成「知识分子政治」掌握文教权，文化人治理文化，驱逐政府权于文化之外，唯有如此才可以「治疗」深重的文化弊端。
再者「知识分子政治」选民基础是知识分子，理性水平较高，政策评价和候选人风评会成为知识分子选举的「主轴」，其政治权威更多依赖道德和知识之支撑，不可能有政党政治的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痼疾」，可以有力消除文化领域的资本权力的弊端。例如：应对媒体商业化和受控于财团利益之诸弊，可以援教授治校模式入媒体，形成媒体人自治媒体之体制，遏制资本化和商业化对媒体公义和受众的损害，遏制「富媒体、穷民主」[10] 之现象泛滥等。有了「知识分子政治」力量，就有可能突破资本和权力结合之大势力和大局面，以礼义伦理社会理想、以德治礼治法治之融合（非个人自由至上）、以公平理念，突破和超越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局限性，构建选举制度之优质化，即：严格限制银行企业等资本单位的政治献金，尽可能使选举公益化，令媒体传播选举信息公益化，禁止有偿选举广告，今网络信息发达可以抵消大媒体可能因利润不高而减少选举报导之消极后果，不会损害民众获取选举信息；国家提供选举的主要资金和便利，等等。如此就可以遏制资本和选举的结合，从而遏制住资本和权力结合之主要来源。「知识分子政治」可以提供优质化民主的可行之广阔前景。
最后，构成「知识分子政治」的文教院等制度设计要比西方现行制度更自由更民主。西方教育、传媒、娱乐业等治理机构皆是总统或总理任命长官实行治理，例如教育部长是被任命的而非选举的。这种金字塔型的委任式精英式权力安排，其结果往往委任政客或执政者的亲信学者，多数不符合贤能原则和民意。而贤能集团一人一票选举出的文教院（委员会制而非长官负责制）更符合民主自由原则。然后，选举产生的文教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限制和缩小了政府权，扩大了社会的影响力和民意的支配力，故更自由更民主，也更符合贤能原则。
中国文明曾经领先世界数千年，传统士人政治可以说是功居其首；近现代中国于严重内乱外患中先缔造民国后顽强开启民主化进程，乃传统士人政治自然演进为知识分子政治之产物；今要对治民主弊端和超越西方式民主，就必须使知识分子政治和政党政治分立制衡，使文教权独立，依赖建设和优化社会、文化、教育等，最终制衡且优化政权和治权。
从传统士人政治演进到现代知识分子政治，这是本于中华文化优性特性而返本开新中华宪政之必然，合乎百年中华宪政渐进完善之逻辑和路径，其未来必有改良世界民主宪政之意义，必远胜于考试制度对于世界现代文官制度创立之意义。
审视当代中国，我们应当承认当代中国与现代中华文化的理想和精神相比，相差很远，甚至于许多领域是大倒退的。
大陆和台湾分别面临民主缺失和低质民主两大难题，我们要重续和复兴现代中华文化而开来，返传统之本、开时代之新，我们应有使命感构建优质民主。
四、重建学统再造文化政治之「思想灵魂」
1、学统性质及后来异变
学统者「知识之学」之统绪也（牟宗三语），这里谈其具体表现之社会科学，更重点谈中华社会科学之原型和流变及前景，兼述西方社会科学之缺陷。中华学统产生于民国开国后，其原初性质和形态是「中西结合」，吸取西学，亦继承传统学术思想，有价值理性根基和中华本位，代表人物如陈寅恪等及后来的牟宗三等等。
学统无论中西皆同为「知识之学」，故必然有大同者。然中西之学统又有本质差异，这是由于文化特性、传统、社会、本土需要、历史演进等不同而产生中西之学之大异。此中西学统之「大异」首要在于：西方文化是宗教型文化，至现代不仅政教分离而且宗教及其所蕴价值观等与学术教育也分隔，其社会科学深受自然科学典范性影响和制约，故成牟宗三所言之「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元论」的学统。中华文化是人文理性之文化，道统、人文理性不必与学术教育分隔，人文不必与政治分离，相反可以「和合」，由此所生学统、政统皆有所不同于西式学统、政统。故不能照搬「西用」，更不能移植「西体」，亦不能「中体西用」。其次社会科学有本土性，其中所遭遇学术格局及风气、母社会问题、时代问题及未来走向、历史传统等皆不同，故中西本土性差异甚大。所以说中华学统、社会科学必然与西学有较大差异，中华学统、社会科学必然应该吸收且转化乃至有所提升西方社会科学原理和成果，绝不能止步于引进模仿，也不能不中不西的实用主义本土化。因此中华与西方的社会科学的范式、结构、规范、检验、程序、标准、评价等皆应该有不同；中学在学术制度、学科格局、资源分配、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及方式等方面更应该有优化和不同。但是当代两岸学术和教育皆缺乏中华主体性自觉，这是令人失望的，然可寄希望于未来。
回顾学统、中华社会科学产生于民国开国后，乃民国文化一大「中枢」，其原初为中西结合之形态，当时国学在学术界深有底蕴，海归学人也多有浸润，文化和社会风气亦保有传统，故虽然有五四「新文化」、「西化」思潮之冲击以及极端保守主义反对，然学术思想的「中西结合」大格局不为之有所改变。然由于内乱外患之时局及其后掀起之「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席卷中原。学统未及成就即丧失其成长之文化与社会「土壤」。在台湾，由于日据之隔离传统、光复后社会接续现代中华文化很有限且南迁知识分子较少等因素，加之其后海归学人多缺乏本土学术思想浸润，故社会科学渐成引进、模仿西学甚至有所「西化」之格局，与老「学统」渐行渐远；至于当代不仅「西学」兴盛，就体制格局而言，台湾由于文教权没有完全独立于政治系统之外，意识形态之争负面影响了文教，此外民主产生「官学两栖」现象（政务官常由教授担任，有学人则钻营于党派政客），催生非学术性「学阀」借政治影响力而坐大，多占资源，学风大坏，学术与产业结合之余又有「学商勾结」。再观大陆：传统变成空白，政治力和外来意识形态统治学术和教育，就体制及格局而言，学术教育几乎沦为官和商之「奴才」；在学术和教育内容方式上，大陆早先沦于「俄化」、后沦于「俄化」之「中国特色化」以及病态本土化、庸俗化、腐败化等；知识分子多数仓皇而不知出路，徒劳以引进、模仿西学为出路，甚至于有不少人偏执于「西化」穷途。最后，两岸的学术制度和文教体制、资源分配、评价体系等亦有利于且偏向于西学话语霸权和海归学人；然大陆不止于此，更有意识形态之「至尊」领导地位和无所不在的官僚化体制。
缺乏传统士子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缺乏民国老学统之理想，缺乏以中华文化本位吸化西方文化而开现代化的传统民国人的胆识和魄力，缺乏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现代中国之本源精神和理想，这是台湾之「迷失」、大陆社会「重症缠身」之学术文化根源。
从学理上讲为何要继承学统、原初中华社会科学「中西结合」的原型呢？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1] 诠释学认为理解之前有「前理解」，「前理解」的构成主要指传统、历史、先见等；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认为信念、范式、理论等先于科学观察，科学发现及发展有社会文化、历史和心理因素等。此两者理路「异曲同工」。依伽达默尔诠释学、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理路阐释中华社会科学或社会科学本土化即：中华学术文化传统、语言、本土社会及历史变迁等作为「前理解」深刻影响了学界对西学的认知和解读以及选择判断（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深受传统、社会历史、语言等文化根源之影响和制约）。所以说「西化」是不可能的，就连全然的模仿亦不可能做得到。而且西方学术文化「浩如烟海」、错综复杂、各学派各执一端、文化架构相反相成（如宗教与世俗），岂能模仿、移植和「西化」呢？所以说要以中华文化优性特性以及历史传统、社会发展等为主位，学习和吸取西学，再诠释传统，其结果必然是「中西结合」之中华社会科学，其必然会形成返本、化西、开新之社会科学特性和构建。
然今之两岸学术现状呢？当代大陆人文社会科学奠基于中华文化和历史的大断裂、外来异质落后文化形成畸型社会的基础上……，如此「前理解」和知识增长之社会文化心理「土壤」岂能学好和吸取西学呢？又岂能自觉固有文化而建立中华社会科学呢？无传统、中华文化主位和吸化西学就无法谈学统。台湾亦历经坎坷且接续「学统」很有限，当代意识形态纷争又妨碍了文教，故难以自觉中华文化优性特性和历史传统，再加之学术教育体制和资源分配有利于西学话语霸权，如此就与「中西结合」之老学统渐行渐远。然西方社会科学虽然主导台湾各个大学，但是用之于台湾社会，由于其理论来源和背景、对象皆不同于台湾实际，所以理论与研究实际脱节，研究成了经验材料的堆砌，且又难以作理论的深入推演，如果强作理论推理，往往变成实用主义解读西方理论之原型，形成理论上的不中不西和运用上的低级。大陆社会与西方社会相去甚远、很不类同，然大陆学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解读利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几乎成为常态，优良学者用之于批判社会、用于「启蒙」（片面化「启蒙」）；庸俗学者很容易用之于粉饰社会成为利益和政治的附庸和工具。
2、西方模式社会科学之有限性及缺陷性
西方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而扩展，极端学派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科学是特殊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等认为源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标准、程序等皆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但是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认为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和变化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科学发生、发现、发展离不开科学家主体的内在资源，不能否定形而上学，信念等是必然的，直觉等心理因素是必要的。而且不赞成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程序等通用于人文社科领域。然而长期深受科学主义影响和制约的西方社会科学较容易接受实证主义，故又有绝弃心学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行为主义兴起等等。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充满了科学思维、逻辑和经验、语言分析及量化的标准及评价等等，其哲学基础是颇有局限性的过时的实证主义等，虽然西方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然其「船大难掉头」难以亦步亦趋于科学哲学新成就——后实证主义，更难以「自我否定」。「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个别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尽管这一效颦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失败远多于成功」。继「语言学转向」而来的解构主义源于量子力学理路，「新物理学怎样向古典物理学挑战，『知识考古学』便怎样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挑战」[12]。后现代主义亦奉科学知识为典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皆同属科学化体系，就此意义而言是同质的。
此学术思潮很早就流行于中国。然「『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并不像实证论与实验主义者所讲的那样。他们对科学的解释实际上是一种化约主义的谬误。这种谬误导自实证论者与实验主义者对科学的误解与对『科学方法』的迷信。实证论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很大、很坏，但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并不大。……更糟糕的是，由于受了胡适等人提倡科学方法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者的价值观念产生了严重的混淆，以致缺乏价值等差的观念……」[13]。当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文学研究所」学术名称的出现，说明西方科学化社会科学模式被海归学人无选择力引进，渐成话语霸权。
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及科学哲学有本质性不能相合之处以及无公度性、无通约性之处。社会科学的首要对象是人，人以心灵为尊。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认同信念、直觉灵感、形而上学等在科学里的地位，又有波兰尼（Polanyi,M.）提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意会认知理论，但是心灵主体不止于认知理性，更有向上一机的良知良能，此即价值本源。社会科学以人为首要对象，必然要以自由意志、信仰、价值、利益、情感、愿望等为研究对象，必然有「应然性」问题、价值理性之自觉，这种知识是自然科学无法应对，也是科学哲学或者科学性思维无法理解的。再者社会科学必然要继承传统学术思想（如孔孟思想），而这些传统是科学哲学或者科学性思维是无法相应诠释之和合理接受之的。但是当代社会科学主流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深受实证主义哲学等的影响和制约，依据经验事实、实验研究、量化分析、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确证（justification）等学术规范只能研究外在语言行为现象，无法研究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更无法研究心学、道德理性、自由意志等；不仅如此，科学化社会科学反而会解构传统主体学问，其只会把心学划入「语言现象」或者「神秘主义」、「形而上学」，把心学、心文化的语言知识划入「印象主义」等，把道德理性归为情感的，从而使之不能成为社会科学不可缺少的价值的根源性知识。也就是说科学必定无法构建自由意志的、道德的、文学艺术的价值理性之学、心学。西方文化架构是宗教与科学之相反相成，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根基在其宗教。自然科学有限性由宗教弥补，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缺陷和弊端，也由宗教来平衡，然这种模式不可能引进到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不是西方式宗教型文化，只有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和合」的有价值根源而非科学化的社会科学，才是依中华文化优性特性构建的。如此才能避免非宗教型文化缺乏宗教平衡世俗科学之弊端。
西方社会科学流行「脱价值化」、「价值中立」，然其有普世性吗？是「真理」吗？要解答上述疑问应究其成因，其成因有三：
1、西方价值系统根基在宗教，西方宗教天人分立，现代以来宗教与学术教育分离，其价值系统缺乏「根基」支持，且时代变迁使部分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综合而言，西方价值系统在学术和教育中的衰落是「脱价值化」、「价值中立」的内因之一。
2、西方社会科学深受自然科学典范性影响和制约，然科学只能回答「实然」问题，不能解答「应然」问题，再者其受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影响和制约，否定西方价值观之「基础」——形而上学，再者把道德、价值理性归于情感。这是西学「脱价值化」主要原因。
3、20世纪以来西方政府与企业采取「采购模式」，提供经费购买政经及社会课题成果，且绝大多数皆是工具性课题。社会科学学者提供研究成果。由此大学传统纯学术色彩转为学术与市场的结合，传统知识分子转向科技型专业型知识分子，旧有的「道」之担当日渐衰微，纯学术性和长远性课题备受冷落。而政府有政党轮替，各政党有不同价值观，企业求利，因此大学和学者的「价值中立」研究成果最能迎合不同价值立场的执政党和求利企业。「价值中立」原则一定意义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工具职能的规范化。
总之，社会科学流行「脱价值化」、「价值中立」是西方文化特性和学术市场机制造成的。这不是什么「普遍性真理」。其实「价值中立」只有于事实判断中才有正当性，然人类活动不可能无目的，有目的必然有应然性问题，所以社会科学不可脱离价值理性。
依中华文化特性而言：人文理性是价值基础，自孔孟至宋明儒家的形而上学是即工夫即本体、即境界形态即实有形态的人文实践的形而上学，绝非西方纯思辨的、观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信仰上帝。故价值、伦理等归于人文，根源于道德理性，而不归于情感，也不归于信仰，此乃中华与西方之文化差异，故中华文化从传统到现代，人文与学术教育不分离。再者应该形成未来「知识分子政治」和文教权独立于政府权之外，在制度和资源上支持学术和大学的独立性和尊于政经之地位，制约学术市场的负面影响和学术工具职能化。因此不能「脱价值化」等。（但是「脱价值化」、「价值中立」在大陆有其特殊意义和作用，其帮助大陆学人在学术上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形成所谓「纯学术化」、「学术规范化」的潮流，有其功焉）。
我们应当省思科学局限性和西方模式社会科学特殊性缺陷性。自由意志之学、心学、道德理性之学、文学等，究其本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大智能，不可依客观语言行为现象判断心灵主体及其道德智慧。那么智能的、德性之知的语言知识形态呢？波兰尼（Polanyi,M.）提出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或者说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与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相对，主张所有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根植于默会知识。德性之知、智慧之知类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同属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然认知意义上的默会知识不必言传成学，而道德智慧必然也必须言传成学，那么这种语言唐君毅称为启发语言（heuristic language），他提出启发语言、科学语言、情感语言之三分。科学性语言知识是显性知识，是可实验的、精确的、言尽其意的概念知识体系。然道德智慧之知非言意所能尽也，是立言传德传智慧，而求仁得仁赖于践形、工夫体证，立言乃方便法门，这种语言当然与科学语言有本质性不同，所以不能把孔孟到王阳明的经典文献呈现出的非概念性语言形态当作是无现代学术意义的，其有概念不及之超越。道德智能之知的理想语言模式是既有概念体系，亦有超越概念体系之通透（有圆顿说、「非分别说」、诡谲说等），此于当代新儒学牟宗三诸子最典型。显然目前人文领域从论文规范到评价标准等等深受社会科学影响和制约，其确定性、可实证性、可量化等学术规范、标准和程序以及评价，基本不合乎人文特性焉。如此必使得人文学者即使推崇传统道德智能，却弃圣贤语言风范，以概念知识去观解无法分析观解的道德智慧，再多摘圣贤数语点缀其中，其思维和学识必然与老传统（孔孟等）、新传统（当代新儒家等）渐行渐远。而人文乃价值根基，人文衰落或变异必使价值系统渐失活力，无以阻挡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偏途上愈走愈远。
现代自然科学基本认同科学真理的有限性。科学哲学更如此焉。科学真理有不确定性、不完备性、有限性。然西方社会科学兴起且推行于全球的是：确定性、可实验性、经验性、可量化等学术规范，与之相左的旧学术传统被边缘化甚至于被弃。而社会科学对象是人和社会、历史的现象，其受复杂无测的变因影响和制约，不少现象有很长的运行周期，又有较强偶然性、随机性、波动性、模糊性及浑沌性，再者主体人和社会的因素也是复杂难测，所以社会科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皆很难落实实证性、确定性、准确的数据化分析，所能取得的实验经验或观察经验等亦很有限制性。此外对于文本的解读和义理演绎（除了考据）,也不能以实证性、经验性、量化等为规范，如果以科学方法研究文本，必如胡适类型只能考据不能阐释义理，更不能有义理贡献。所以社会科学更要依靠信念、传统和有限证据、有限论证构成命题「真理性」，且社科「真理」还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既然「真理」有不确定性和有限性，作为学术规范就应该更宽容和多元化(非实证色彩一元化偏向)。所以要突破西方式科学一元化学术规范；要依人文特性和课题特殊性差异性构建学术规范和评鉴之多元性。否则实证色彩的严格学术规范会限制住社科学者的眼界和创造性，迫使其往「专」和「深」方向研究，然过专必难博大，过深必难高远，此非学术之大道也。人文社会科学特性的要求是：博且专，高且深，「见木又要见林」。自然科学无此要求。
然而社会科学却以自然科学及其哲学为典范，形成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学术规范，然课题越大就愈难实证，而心学更难实证甚至于无法实证，如此最终必然导致学术形式上越符合科学性，内容上越远离「真理性」。比如：当下论文形式越高标准，学人选择课题必越狭小，博士学识越来越狭深；论文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差。当代社会科学界几乎不可能出现学统初立之时大师如：陈寅恰、钱穆及后来的牟宗三等，他们影响深远的著作按当代科学化西化学术规范判断的话亦属不符合之列。深究诸上之原因是：移植西方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弊病，没有自主自立中华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学步」必然「失步」，必失传统和学术文化特性优性，根本不可能构建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物各付物」且「和合」的中华模式的学术规范体系，不能返学统之本而开来。
3、小结
科学理论的「基石」是数学公理，数学公理是无法实证或否证的，也就是说不证自明的，其作为公理是传统形成的，是信念的，也是实用主义、功效主义之认同。西方自由主义「公理」是个人权利，西方宗教「公理」是上帝法，其宗教与世俗又互相制衡。没有上述不证自明的、信念的、传统的「公理」就形成不了自然科学，也形成不了西方文化。
那么中华文化、人文社会科学之「基石」、「公理」呢？这必是几千年传统的、信念的，是价值根源的，即：道德理性。中华文化道统在此焉。道统之发用依赖于学统和政统等，学统不立，道统就不能得以发用，政统无学统作思想指导必然会实用主义本土化、功利主义现实化或者因「西化」而「学步失步」，也必然会产生「本土病」和「西化病」相混的综合性弊端。文化教育亦如此焉。故学统不仅要吸取西学，更要有本于中华文化优性和本土性而构建学统、中华社会科学体系。在高等教育普及和信息发达的当代，学统是政统、文教、公民社会等领域的「思想灵魂」，所以学统、中华社会科学及其相应学术教育体制之建成是十分迫切的。
我们要从人文文化优性特性和历史传统出发，上承道统下启学统、政统，有胆识有理性地构建优质中华现代文明。这是我们这时代必须担当的天命和大任。
五、总结
我们要继承先贤先烈的精神。在大劫难大巨变时，先贤英烈无畏担当、无私奉献。辛亥革命缔造中华民国，孙文黄兴等领风骚然无数英雄更巨伟，一代儒宗熊十力、梁漱溟也曾投身其中；宋教仁为民国宪政献身；国民革命推进出「五五宪草」；八年抗战产生「南京宪法」；大劫之时有新亚书院之精神重塑文脉国魂，如此等等。可谓波澜壮阔、绵绵不绝。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始终与民众站在一起，他们遭遇不公没有尊严，吾泪长流；他们失所失地失业，吾心揪痛；权贵化和草民化两极分化，吾血沸腾。
任良知行，道在吾心吾行。面对过去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而今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竭泽而渔」的中共「国家」模式；面对这种「后极权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杂交的马列主义的「变种」。我们只能在挫折和困顿中求升化。我们要克服过去民运无传统之本、无历史之根的本质性缺陷。我们要继承民国中道主义而非激进主义的革命精神。我们要从祖辈的民国民主传统和精神资源中获得无穷的力量和社会动员力，形成民族精神、历史传统与当代民运结合的文化政治社会全方位的强大支撑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民主运动升化成「民主复国运动」。以民主复国的理想和权威使一盘散沙的民运凝聚共识、力量和拥有更高的战略布局及可持续性、拓展性。
我们最终要驱逐马列光复中华，结束专制再续民国，不仅重续民主而且开创善治。
民国104年8月25日
[1]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按理战争期间，教育事业出现倒退，自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仅次于军费，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和难以应付抗战军费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包括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公务员好很多。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等等。教育事业因此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几乎翻了一倍。国民政府也高度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拔经费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评价西南联大：「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抗战时的大学培养了包括「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说，共产党中国最值得称赞的成就「两弹一星」，其重要研发者是民国教育培养的。抗战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也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除高等教育之外，在校中学生数量由1936年的48万增至120余万。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也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这二战中的世界教育奇迹出于「抗战建国」的国策。（参考毕唐书《抗战时期一项伟大的教育决策》。来源:共识网。）
[2] 民国经济，「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1936年，为 8.7％，1912－1942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1969,pp. 20－74)。……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3.75， 1936年是＄6.97，比印度 (＄20)和拉丁美洲 (＄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摘自杨小凯《民国经济史》刊于《开放时代》2001年9月号）
[3] 随着苏俄档案公开以及本土史学的进步，这方面的理论和史料据越来越具体有力。例如「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 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 个步兵师。」摘自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的注释[4]，原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 期（总第69期）网络版，其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TimesItalic{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1976年《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 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国民政府统计内战里国军伤亡近70%是炮火所致。这接近二战中欧战水平。这资料也证实了上述中共军队武器资料的可靠性，此外，根据苏联克格勃将军苏多柏拉托夫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一书中所说，苏联在1948年中共军队发动辽渖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这些战略进攻行动期间特意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计划，他们想以此转移美国对中国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将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减少美国对中华民国国军所提供的援助力度。这已经被许多历史学家所认同。最后另一主要因素是美国不支持中国政府。受到二战后经济因素、财政紧缩、战略以欧洲为重心、复员大潮等诸多因素的考虑，也考虑中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如果统一后崛起会填补日本的国际地位，妨碍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利益，所以美国不支持中国的统一。故先调停国共之战，实有利于中共，内战全面爆发后。1946年7月29日美国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1947年3月，司徒雷登报告称，国军美械部队弹药将在三个月内用完。在武器禁运的打击下，国军美械部队因缺乏补给而战力大打折扣，整个国军补给不足，经济陷于崩溃，而共军因有俄援而占武器优势、战力迅速提高，战争因此大逆转。(这方面研究随着史学专业水平提高，大陆政府的学者也有力作可供参考，如社科院学者吕迅《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总之，苏俄决定战争胜负的全面援助、战略支持中共和美国军火禁运等打击，是国民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
[4] 本文「道统」指文化道统，即天理良知、仁义之道、道德理性，此乃中华文化之价值本源。孙文有「道统」说以高标政治正当性之传统根基和价值本源，然孙文理念里道统和政统之分际不甚清晰。其后随着三民主义成为在朝者意识形态，其「道统」说被利用为政权合法性之支持性观念，即「道统」说沦为政统的部分内容。本文「道统」说与之不同，特指文化道统，取当代新儒家牟宗三诸子之「道统」之义。
[5] 传统「礼」如周礼，涵盖了国家制度、政经规范、刑律、文化秩序、风俗习惯、社会规范等。本文之「礼」承古意，依「中华法系」理路和取民国早期社会底蕴之理想意义，定义为：权利法和伦理法之和、成文法和习惯法之和、理性和传统风俗之和。
[6] 同注4
[7] 清末废科举，读书人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多数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新军招收读书人成为风气。（《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页3、48、6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例如：一九0五年新军在黄陂募兵。「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廪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辎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录》，《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页6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究清末新军政策，其《新军制方案》中规定，正兵粗通文字者应占全营总数的五分之一。鼓励有文化的人入伍当兵。凡征募为兵者「准免差徭三十亩，无差徭省份则准照生监例具报优免，兵丁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准其照生监一律遣抱。」「从此凡为兵勇者，俨然又列士流」一些地方在执行上述规定时又有加码。张之洞在编练新军时，奏请朝廷给军人更多优待，「头等弁目队长退伍时授给武举人资格，每年20名；头等正兵及二等弁目授给武生资格，不限名额。」江苏省更规定；士兵「退伍后，可取得小学教员资格，有志者可入陆军学堂深造。一无所长者亦可给予顶戴，地方官长以绅衿看待。」（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第167、1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然袁世凯希望新军成为其派系，故北洋新军少有知识分子，军官也大多出身北洋学堂。故北洋新军没能成为革命力量。张之洞为了建立御侮自强卫国之师，在编练新军时重视招收知识分子。因此，南方新军成为革命主力。（同书琴：《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5年第58卷第5期）。以上内容出自李明《当前学运与中华民国民主困境原因之省思——重提牟宗三政治学》,《鹅湖》月刊2014年4月（第466期）页62。
[8] 同注释5
宪政顶层设计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政治」，可以改良五权宪政体制，探究起来简要有五：
1、 以自由与考试之原则形成宪政制度架构下的贤能集团
贤能必备公共关怀、治国通才型知识、人格品行。所以要通过自由开放的「通才型」考试和小区清议程序从知识分子里形成民主政治下的制度化贤能集团（此可复兴「考试权」本义）。
2、 由贤能集团掌文教权，文教权独立，文化人治理文化及教育等。
其一，文教权治理精神文明，政府权治理物质文明。文教权从政府权里独立出来。政府权只限于政经军事外交。由贤能集团选举出「文教院」，治理文化教育、传媒、影视、娱乐业等，且收纳原「考试权」。
其二，文教权与司法权之产生原则应归于精英及专业和质量一类，而不适合产生于大众民主（如大法官就不能普选产生）。故「文教院」由贤能集团选举产生，由于选民由知识分子构成，故政策评价和候选人风评会成为选举的「主轴」，政策讨论会成为选举活动之首要，选举造势和广告反而未必成为首要。再者文教权应归于文化和社会而不归于政治、党派和意识形态，故「文教院」的候选人应是无党籍的。
其三，避免政府治文教之大弊。今政府权包含文教权，施政难免以政经为主、经济至上、文教其次、重利轻义、急功近利等弊端。未来如果文教权与政府权分立，就可避免上述诸弊病，且有以文教和社会力量来改善政治之可能。
其四，「文教院」领导体制适用七人上下之委员会制，文化和教育少有立决之急务，可众议规划周密谨慎，故适用委员会制。（政府适用德国式内阁制，大国决策系于总统一人，风险太大，政治学研究成果也显示内阁制比较总统制稳定，大国政治的稳定很重要。）
3、 提升选举之理性水平，选举质量一旦改善，必然改善整个民主政治质量。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一环。选举质量有赖于选民水平，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贤能集团选举水平必较高，大众选举水平必次之。故普选时，贤能选举在前，众选在后，如此，贤能选举结果会有力影响大众的投票选择，这有助于选举理性化。毕竟普通民众忙于生计而疏于知识和政策分析、辨别候选人，故选举水平不高，这是作为「普通人政治」之现代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贤能选举在先，可以起到理性引导作用，对治「普通人政治」之缺陷和不足。
唯有选举的理性水平提高了，才可以遏制选举中负面竞选，才可以制约朝野恶争、党派恶斗。反之就会恶化政治生态。而贤能选举是提升选举水平的首要理性因素。
4、 提升社会和文化之质量，制衡和优化政治。
制度化常态化为这贤能集团提供资源和建立影响大众的平台机制，形成贤能集团与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三方制衡的社会大格局，如此就改变了知识分子相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显得无力无资源而犹如「游魂」边缘化窘境，使知识分子独立且有力量，引导政治和社会、文化，提升公民社会和文化教育质量，制衡和优化政治。从而优质化民主。
5、 为避免行政权涉入司法权和监察权、检察权、政治协商会议，改由文教院推荐大法官以及监察院、检察院的领导层人选。检察权也应该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审议式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之代表构成和规则也应由文教院与各政党、社会团体、文化宗教界的代表协商决定。
6、 选举运作应由文教院执政，向国会负责。
[10] 参见[美]Robert W. McChesney《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01/01
[11] 伽达默尔（德语：Hans-Georg Gadamer，台译：高达美）
[12] 余英时《两种文化的百年思索》，中国时报2003.1.19
[13]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37—4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