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大陸不少知識分子因涉足社會公益、民間維權等公民組織活動而陷入牢獄之災。相當中性溫和的著名作家、編輯徐曉女士，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莫名其妙地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遭拘留，原立人鄉村圖書館理事長薛野、原立人鄉村圖書館副總幹事柳建樹，也在同一天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引發國際輿論高度關注。當局對立人系（立人鄉村圖書館、立人大學）的全面扼殺，和對其領導骨幹的大規模抓捕，昭示了官方對任何試圖建立不隸屬於中共領導的民間組織堅決鎮壓，令人再次聚焦中國「NGO」的悲慘命運。
不同類型「NGO」先後中箭落馬
二○一○年，法學博士許志永與知名風險投資人王功權等人一同發起了新公民運動，目的在於從底層倡導公民文化，維護公民權益。許志永及其新公民運動在胡錦濤時代一直是被容忍的，但自從把「防腐拒變」視為首要任務的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上台以來，便如骨鯁在喉，開始對他們頻頻亮劍。許志永及其追隨者，包括敦促官員公示財產的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丁家喜、趙常青、孫含會、王永紅、李蔚和齊月英（網民稱之為「財產公示十君子」），紛紛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關押，有的被判刑。而在胡錦濤時代也容忍了的、享有良好聲譽的北京NGO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更是不斷遭到打壓，直到二○一四年十月九日，傳知行創始人、原所長郭玉閃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傳喚，同日晚上十點被刑拘，現關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二○一四年十月十日，北京傳知行現所長黃凱平先生又被北京警方從北京傳知行辦公室帶走，至今仍無任何消息。日前，當局對立人鄉村圖書館、立人大學的全面扼殺，正是當局「依法治國」旗號下，打擊民間組織「NGO」的最新例證。
眼下，中國民間「新公民運動」（維權型）、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型）、立人系（公益性）這三個頗具典型意義，分別代表著不同類型的「NGO」，都先後喋血在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依法治國」旗號下，充分詮釋公民社會在中國特色「敵對意識」關照下的殘酷現實。
「公民社會陷阱論」杯弓蛇影
這些年來，「公民社會」議題一直引起廣泛爭論。由民間組織構成的公民社會，被自由主義者們看作是推動中國民主建設的重要動力；民間組織的缺乏，則被看作是中國不能完成社會變革的主要原因。而政府如何對待「NGO」的態度，則成為解讀中國政治改革狀態的標杆。托克維爾曾經說過：「市民是獨立的和無力的，他們幾乎不能做任何事，沒有人能要求他的夥伴幫助他們。因此，如果他們不學會志願性的相互幫助，他們將沒有力量。」當今中國平民階層，特別是廣大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一再被欺壓，而毫無回應能力與自保手段，恰恰印證了這一觀點。然而，在中南海的潛意識裡，一向視公民社會為西方的「陷阱」，把各類不隸屬自己的民間組織，看成是抵制或對抗政府的異己力量，甚至是敵對組織。
中南海喉舌《求是》雜誌，就曾發表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防止落入所謂「公民社會」陷阱》的文章聲稱：一定要站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高度，切實解決社會管理中與新形勢不相適應的問題，防止誤信、誤傳，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國家為我們設計的所謂「公民社會」的陷阱。這是中共政法系統高官首次如此違民意、逆潮流炮製出台的「公民社會陷阱論」。如今，官方更是恐懼民間組織在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中，特別是在香港「雨傘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杯弓蛇影，認為民間組織的發展壯大，勢必會削弱黨對社會的一元化控制權。故此他們要採取進一步打壓態勢。近期國內有近百人，僅僅因表達贊成香港雨傘運動就被拘押，更顯示了他們杯弓蛇影的心態。
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尺度
公民社會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是現代憲政民主的基礎。憲政民主制度就是要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並借助於公民社會與政府管制形成對治，來尋求平衡，體現公平。由此可見，公民社會是憲政民主得以建立的必要條件。在當今時代，貫徹人權普世價值觀國家的最主要標誌，就是建立起法制條件下，由公民自願組成與公權領域相對應的自治組織，來構成公民社會，又可稱之為「社會人」。這種社會結構中，公共權力的管理職能，就是在制度的框架內充分保障公民自由結社的權利。當前，中國之所以腐敗深入到公權力體系的骨髓，而茅坑裡「拍蒼蠅」式的反腐毫無意義，除了沒有憲政制度上的「以權力制約權力」原因外，更在於政府權力不受公民社會的權利對治。
現代文明世界普遍認為，一個國家公民社會的發展，即公民權利履行與受到保護的狀況，雖不說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唯一標準，但肯定是不可或缺的至關重要的尺度。所以，考察中國民間NGO機構這種具有指針性意義的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況，是準確把握今日中共當家人「依法治國」真實含義的依據，是判定他們改革與保守的認識坐標。
「刀把子」維穩「新常態」
近些年來，中國社會惡性公共事件井噴式爆發，群體上訪與群體事件遍地開花。在「改革開放」三十五年後，政府拒絕任何政治變革形成的許多深層次問題一一暴露出來，從而導致了社會的綜合症、併發症爆發，令今日中國社會陷於無法解脫的焦慮、憤怒與反抗的震盪中。
但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起，習近平就以國家安全為名，通過黨國的高度集權壟斷體制，將黨、政、軍、法、經濟、網絡等一切權力集中在黨魁個人手中，開創了習近平「一把手工程」的維穩新模式。眼下，中共新的當家人多次講話，不斷強化「階級立場」「階級分析」的敵對意識，已對胡溫時代主調和諧、安撫加打壓的維穩政策，作出重大調整，開始了大肆震懾抓捕、大張旗鼓地宣傳「亮劍」，毫不含糊地主張「刀把子」的專政維穩。如此維穩模式轉變，將成為中共第五代「依法治國」的「新常態」。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二○一四年十月九日發表二○一四年度報告，指出中國的人權和法治情況總體上並無改善。報告說，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繼續以人權和法治為代價進行威權控制，加緊了對維權人士、公民社會、維權律師、國內外記者、互聯網和宗教機構的限制。這說明，國際社會也十分清醒地認識到，眼下中國的執政者正把「依法治國」精力，用於一再劍指公民社會，侵犯言論自由，封鎖網絡信息，打壓異見人士、宗教信仰者和維權人士等，維持其對社會的高壓管制毫不鬆懈。在當今中國，民間「新公民運動」、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立人系等不同類型的民間組織全被封殺的現實，已經成為中共「依法治國」旗號下的標誌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