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世界人权日前夕，中国当局对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访民都加强了“维稳”力度。事实说明，中国虽然“人权入宪”，但并没有入脑，也就是说在中国统治者的脑子里没有“人权”二字。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1950年联合国把每年的12月10日设为世界人权日。有两名中国人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和制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张彭春和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专门助理吴德耀。《世界人权宣言》发表时，中国共产党正在隆隆炮声中争夺中华民国的天下，一年后便江山易手。张彭春和吴德耀这两位《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甲子后，中国人权不仅丝毫没有进步，而且倒退到比战火纷飞的当年还不如。

胡锦涛上台后，中国的宪法加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文，这让中国老百姓着实高兴了一阵，有学者大呼“中国人权入宪了！”但胡氏快执政十年了，中国人权不仅没有得到“尊重和保障”，反而遭到更加严重的践踏。一年一度的12月，不仅有世界人权日，也包括中国的“法制日”。因此，一年之中饱受地方政府蹂躏的中国百姓，期盼在这个月最高当局能倾听他们的苦处，体察他们的冤情，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正因为他们对“大共产党”还抱着一线希望，所以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到北京上访。他们顶着严寒，餐风露宿，深更半夜就到国务院、中纪委、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等部门的信访办门口排长队等候“青天大老爷”接见。但是，“大共产党”也和“小共产党”一样把访民视为洪水猛兽，对他们严加防范。

世界人权日前夕，当局对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都加强了“维稳”力度。12月4日是中国的“法制日”，当天有一万多人到国家信访办、中纪委、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上访，但大部分访民被关押到了久敬庄。12月10日，又有来自全国各地约两万多访民到北京上访，仍遭到几千警察大规模的截访。在信访办、中纪委等地，被拦截的访民多如潮水。仅两个多小时，被送进久敬庄的访民就有54辆客车。在北京市通往世界人权大厦附近的亮马河两岸，每个公交车站都布满了上百名警察，对每位下车的乘客进行巡查和拦截，并迅速把访民用大型客车送往久敬庄关押。200多名江西访民在北京南站出站时，马上就被当局截访，很快被送往久敬庄。10日下午4点钟左右，从上海到北京被截访并送往久敬庄的访民有1000多人。徐传松，一位老实巴交的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八堡村农民，因江干区政府以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名义强征八堡村两千亩耕地后又卖给开发商，并把农民赶出家园，他和妻子陆凤英带着村民们的嘱托，从11月底就来到北京，向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递交举报信。但上述机关不负责任的态度使他放心不下，12月4日凌晨不到6点，夫妇俩又到中央电视台去投诉。但他们刚到央视门口，就被守候在那里的便衣带走，在黑监狱关了一夜。12月10日早上，徐传松夫妇又到中央电视台去递举报信，但还是没能逃脱魔掌，在久敬庄被关到晚上12点。

事实说明，中国虽然“人权入宪”，但并没有入脑，也就是说，在中国统治集团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人权”二字。北京政府虽然夸夸其谈地发表《人权白皮书》，并煞有介事地制定所谓《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好像中国真的有人权似的。其实，中国当局的所谓人权，跟普世价值的人权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

按照普适价值，人权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是指人的自然权利，亦称天赋人权，它具有普适性和道义性两个基本特征。按照《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获助权、公正权六种。其中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自由权是人权的灵魂。如果没有充分的自由权，生命权也将失去意义。人权的普适性要求每一个人都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而公正权就是为了将人权平等地扩展到每一个人身上。因此公正权不仅是人权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人权中其它部分的必要条件。

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中国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观”，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观”的幌子下，当局在世界人权日公然践踏人权，敢于把民间研究人权问题的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成员全部抓捕和软禁起来，将其手机和网络信号都给切断，敢于对异议人士和访民加大打压力度，正如法国媒体所指出的，世界人权日是中国的无人权日。

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不仅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也招致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12月9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荷兰海牙发表关于人权、网络自由等问题的演讲，谴责中国对网络进行严格管制。她认为，实行网络自由是非常紧迫的任务，对于世界上一些还在实行网络审查的国家，这项任务尤其紧迫。同时她还要求中国立即地、无条件地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12月10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就国际人权日发表声明，谴责北京当局监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限制其妻子刘霞的自由，非法让高智晟“消失”，非法拘禁中国公民，以及限制藏人和维吾尔人社群的宗教自由及行使宗教的行为。同一天，德国慕尼黑近郊达豪集中营纪念馆新教教堂里举办了“中国的希望”读书会，为中国被迫害民众举行了祈祷仪式。

达豪集中营是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地方。这么多神职人员和人权工作者在这样一个地方集会，谴责中国糟糕的人权，对中国决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相反，它是中国的耻辱。但是，制造糟糕人权记录的是中国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因此耻辱属于当权的中国政府，被钉在国史耻辱柱上的也只能是当政的独裁政府。中国作为一个有14亿人口的堂堂大国，经常被其他国家“干涉内政”，被指名道姓地要求释放某某人，确实是不体面的，甚至是一种耻辱。但这种耻辱不是外国强加的，是中国政府自找的，是其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