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百年前，若从当时中国的体制内外各选一代表人物的话，则非袁世凯、孙中山莫属。作为“窃国大盗”的袁和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的政治谱系在百年历史演变中已基本被定格。但随着资料的不断公开，二人政治谱系的定论开始模糊起来。特别是对于袁世凯，在人们集中更大的注意力于体制内人物变迁的当下，重新品评袁的政治谱系，具有很大的时代意义。
主流历史对袁世凯的评价很容易看到“卖国贼”、“窃国大盗”等字眼。在教科书里，袁世凯是近代史上虚伪、诡诈、保守的代名词。但翻开浩如烟海的近代史资料，从中查找袁世凯的人生足迹，又会发现，“非袁莫属”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南北议和后，袁能成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也绝非巧合。袁世凯一生的行止和思想，使他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中脱颖而出。
袁世凯首先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官僚。他有一个显赫的家庭背景，袁世凯的父祖多为朝廷显贵，权重一方，这为袁的仕途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基础。1881年袁世凯投奔淮军将领吴长庆时，其家庭背景便为其提供了独特的方便。在袁弃吴长庆转投李鸿章时，也是其家庭背景为其敲开了中堂大门。袁也具有很强的审时度势的能力，在告密维新党时，在挟孤儿寡母之日，他充分利用了时势变迁创造的机遇，使自己一跃再跃而成了时代的新星。
但在作为传统官僚之外，袁也表现出了很强的革新倾向。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仕途实践过程中。在近代史上，具有革新思想的人不在少数，但象袁世凯那样在实践上能践行新思想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袁对新思想的践行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军事的创制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打破了以往中国旧式军队以乡勇为基础的组织方式，并打破旧军队中任人唯亲的传统，尽可能贯彻任人唯贤的能力主义，这在当时十分为人称道。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都是以各地乡勇的同乡血缘关系为组织纽带，军官的任命主要根据同乡血缘关系的亲密程度。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废除了同乡血缘关系的纽带，彻底实行能力主义，使其成为一支近似于西方军队的新式军队。被称为“北洋三杰”的段祺瑞是安徽人、冯国璋是河北人、王士珍是福建人，都与袁世凯没有乡族关系，而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被袁世凯选拔上来的。段祺瑞、冯国璋都曾留学德国，年青的蔡锷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被袁世凯破格提拔为云南总督。当时新建陆军的高级将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留学生。值得思考的是，后来袁世凯称帝，支持其称帝的多是一些以前的立宪派人士，他们又多是出于自己的政见，即认为当时的中国适宜建立君主立宪制而支持袁世凯的，比如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等，而袁亲手重用提拔的北洋军将领们，却大部分表示反对。段祺瑞和冯国璋辞官抗议，蔡锷更是起兵讨袁。可见这批所谓的“嫡系将领”与袁世凯之间并没有形成旧式的追随关系。
袁世凯对新思想的践行也体现在他对晚晴立宪派的支持上。投入立宪派之前，青年袁世凯在处理朝鲜兵变的过程中初步表现出较高的军事外交才能，在办理通商交涉事务期间，开始了与西方的接触，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开始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同时与日本侵朝势力发生了多次重大冲突，也让他进一步认识到清王朝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艰难处境。有了在朝十二年与各国交涉的丰富经验，袁世凯对世界风云看得更加明晰。唐德刚列举袁世凯在立宪运动之前的建树时，称之为“袁世凯的变法改制”，断言：“袁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 袁世凯在投入立宪以前的经历及所从事的活动，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有一定的改革思想和具有“西学”知识的新派人物。至于如何组织立宪政体，袁世凯主张“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袁世凯所主张的设内阁、建议院是标准的立宪政体组织。在山东巡抚任内他提出了一揽子改革吏治的措施，基本精神是引进西法，改造官吏。课官院、课吏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他的主持下设立，开设了许多外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课程。在这些学堂中接受培训的许多官员和士绅开始接受新思想、新知识。
在通商实践上，袁世凯完全接受了维新派的重商保商及发展农业、工业的经济思想和主张。1901年在山东巡抚任上，曾创设商务局，将联络工商、保护商人利益作为商务局的主旨。在保护商人利益、提供便商条件等方面，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此后，在直隶总督任上又创设了天津商务局。由于意识到农工商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密切依赖关系，袁世凯在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商业的同时，也积极致力于工业的发展。1903年3月，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业。回国后周立即被委派创办了直隶工艺局。1907年袁又着人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统制起来，扩充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为了使本国工商业不受外洋的压制，袁世凯提出了贸易保护政策，要重征洋货之税，轻收本国之税。对于商务也应及时整治，才能达到“内之而生计不忧终窘，外之而利权不尽旁倾”的目标。袁世凯当时对于英、德人的侵蚀深表忧虑，担心利权进一步失落，因而他在山东整顿金融，抵制外国货币的侵扰。他还专门对本国的产品实行了免税政策，以增强本国工商业竞争力和生存力，抵制外资的侵损。
大量创办实业、与外国企业争利，不仅为家境殷实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获利机会，而且为袁世凯赢得了很大的社会名望和政治优势，这种名望北京会关注，在民间也赢得了不少的拥护者。就这样，袁世凯的一系列措施不仅扩大了自身在地方士绅中的声望，而且受到朝廷和地方同僚们的推崇和效仿。袁世凯在直隶的改革也被《东方杂志》等报刊报导，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宣传，甚至为他在辛亥革命期间获得全国范围的地方精英分子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教育领域，作为“粗人”的袁世凯也有很多建树。1901年山东巡抚任上的袁世凯在济南设立了大学堂（山东大学的前身），并分设相当于今天的大、中、小学学制。1902年春“中小学堂、蒙养学堂，均已具有规模”，袁世凯的教育改革比全国范围的改革提早了很多，并且已见成效，所以清政府称赞他的教育改革“着手颇早”，“与教育提倡颇力”。1905年8月，他与张之洞、岑春煊等人联衔上奏，要求全方位废除科举。清政府不久就正式废除了存在千年之久的科举制。
袁在辛亥革命前的新思想实践不但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自己赢得了“稳健的改革者”的美名，成为了当时体制内外所公认的新潮人物和实权人物，并因此，武昌起义后，众望所归成为了新总统的最佳人选。以袁推翻清廷，举其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革命党人舆论的基本导向。当时在伦敦的孙中山得知南方各省关于大总统“非袁莫属”之意后，曾专门致电给民国军政府表示同意。宋教仁也多次表示拥护袁做民国首任总统，并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选。”尽管孙中山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成为革命派的公认领袖，但是革命派与南方独立各省在酝酿组织新政权时，自一开始就选择了袁世凯，并且就是在袁世凯尚未来归，“虚大总统以待袁君 ”。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只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
从袁的经历和他对革新思想的实践可以看出，袁首先是位强势人物。清末出现的“非袁莫属”局面，首先是植根于他的势力和实力。没有这样的力量，不论有何思想，都难有大的作为。因为他是这样的实权人物，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便关乎全局，成为了整个政治体系不得不注意的焦点，也成为了人们期待的焦点： 或期待其保全维新变法，或期待其保全清室，或期待其南下共和，各个政治派系都对他有了寄托。但他倾向何处，还须看其思想。袁是一个坚定的立宪派，即使后来违时代浪潮称帝，也是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而非传统上的君主专制。他的思想使他和维新派、立宪派更加亲近。袁虽然反对革命，但辛亥革命后革命者的立宪主张却正是袁的主张。这也正是南北议和前袁成了远超出孙中山，当时人们关注和期待中心的根本所在。袁当选总统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则在通电中称赞袁氏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而把曾作为临时政府首位大总统的孙中山排斥在列位之外。
从袁世凯的履历可以发现，其被锻造为实权人物的几道工序。分别是政治上的连带、军事上的创制、外交上的历练和经济上的新举。对照袁的履历，虽然不太精确，但却可以大致判断出什么样的人是实权人物。是不是实权人物，并不在乎他说话的语气是否有气势，而在于借着他的经历所营造出的。涉及各方面，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关系网。在人们都集中注意力对体制内人物进行品评的当下，袁世凯无疑具有时代的借鉴意义。
胡锦涛成为中共党的“核心”之前，人们就不断猜测他的政治观点、政治能力，进而猜测其能否开启中国的民主化之路。胡温当政之后，这种猜测一直没有中断过，只是随着十年任期的逐渐消逝，人们的期望也逐渐转变为了厌恶。然而期望还是存在，并转向了对下一轮核心人物的猜测上。习近平如何，李克强如何等内容成了最近媒体关注的新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藉着一百多年前袁世凯的经历、实践和他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似乎能对当今政坛人物发展趋势发微探幽。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是不需要隐瞒，也是不能被隐瞒的。因为他的功业正是建立在他的政治态度上。某些善良的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政治人物“王莽谦恭未篡时”，实际上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