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乌坎村民抗暴，已经3个月。起因照例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贪官与奸商合谋夺地，坑害农民，官逼民反。其间，村民派出代表与官府谈判，官府竟将村民代表投入监狱，其中一名村民代表薛锦波，于关押两天后，离奇死亡。
官方宣布薛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但看了遗体的死者家属发现，薛遍体伤痕与血污，明显是因为酷刑或暴打致死。官府拒不交还薛的遗体。于是，乌坎村民的诉求，又增加一项：讨回薛的遗体，调查死因，追究凶手。7千村民为薛锦波举行追悼大会，规模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来得大。
官府派出上千武警，围攻乌坎村；村民自卫，以农具为武器，击退官兵。于是，官民对垒，警民对峙。官府使出下三滥手段，对乌坎村断水断粮断电。到目前，截止12月20日，乌坎村情势危急，1万3千村民，存粮仅剩6天！村民酝酿突围，到陆丰市政府请愿。
坊间热议并对比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和汪洋的“广东模式”，前者向左，如文革重现；后者朝右，看似更开放。人们怀疑，是否只是表面文章？薄、汪互别苗头，各自要标新立异，以期先声夺人，争取“十八大”上位（政治局常委）？
实际上，不论重庆还是广东民间，生活都自顾自地进行，并不受地方官什么“模式”的影响。因此，乌坎村起事，并非冲汪洋所谓“开明政策”而来。早在江泽民亲信张德江掌粤的2005年，同属汕尾市的东洲村，就大闹了一场，也是因为官商勾结，谋地害民。警民对峙7个月，结果以官府血腥镇压收场。
如今的乌坎事件，如何了局？东洲村血迹未干，外界都为乌坎村民捏一把汗。既然汪洋作势更开明、更宽容，是真是假，不妨拿乌坎村一试？乌坎村民有标语：“乌坎人民冤枉！”“请中央救救乌坎人民吧！”…… 可见，乌坎村民并没有指望省政府，大概知道，省上也做不了主，孤立无援，只巴望远在北京的“中央”能做他们的“靠山”，犹如古代平民“告御状”。
深居中南海的“党中央”，按理，完全没有必要为地方贪官污吏站台，完全可以借民怨查贪官，一则树威自己，二则收揽民心。可惜的是，迄今，华夏民众一次次喊冤，“党中央”最后的选边站，都不是千呼万唤的黎民百姓，竟是那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那原是既得利益使然，上下官僚一体，维持政权。
对照六年前的东洲村，乌坎村还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汕尾当局宣布冻结争议土地，愿意补偿村民，并对涉贪的乌坎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实行“双规”。如果乌坎村民逆来顺受，不抗争，哪能让官府有如此让步？但汕尾当局同时出言威胁，妄称：“有境外势力推波助澜，致使本已平息的事件又趋严重，改变了事件的性质。”大有化“人民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之势，为镇压找借口。
大量外国记者涌入乌坎村，使乌坎抗暴成为国际事件，无形间，也带给乌坎村民几许安全。官府虽借机耍赖，赖上所谓“外部势力”、“敌对势力”，但要说马上镇压，又不免有几分投鼠忌器。
乌坎村民赶走该村共产党干部，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令人联想到，这个乌坎村，原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彭湃的故乡，彭湃发动农民，以武装斗争，建立起第一个共产党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最早迎来共产党政权的乌坎村，如今，却成为第一个赶走共产党的村。历史仿佛是一场讽刺。
与彭湃不同的是，如今的乌坎村民，似乎并不打算与“中央政府”对抗，申明“绝对不是起义”，意即，并非利比亚或叙利亚那种情况，给“党中央”派“定心丸”；但对地方贪官污吏，乌坎村民发誓：绝不妥协。如果中南海的选边站，仍然是地方贪官污吏一方，乌坎民意民心，则随时可能生变。而中国境内，已积累多少乌坎民怨？长此以往，难免有朝一日，中国不会变身另一个利比亚或叙利亚。
如何应对乌坎民变？再次拷问中南海。如果又要杀人，谁负责？是地方，还是中央？如果是中央，下达屠杀令的，会是即将卸任的胡锦涛，还是即将接任的习近平？胡锦涛杀得太多，累不累？习近平还没试过，敢不敢？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乌坎村还是东洲村，都是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相对富裕的村，一个富裕的沿海村，往往比内地的一个镇还要气派。百姓因为穷困而造反，这是老观念；现实中国，富裕起来的民众，更容易起而维权，挺身抗暴，那是因为公民意识的觉醒，不满贫富差距，不齿贪官奸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与“人生而平等”的近代世界文明理念，不谋而合。
由此观之，中南海的唯经济论、视人为单纯经济动物、动辄唱“民生”高调，并未能抵挡民众的权利意识，甚至，也未能阻挡民众的参政意愿 —— 角逐“人大代表”的独立参选人，今年涌现者，为历年最多。此类现象，难道还不足以摇醒中南海梦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