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之一
自从美国和法国革命为世界开辟了民主之路，整个世界就被不断地席卷进民主潮流。二战结束以来，人类向民主挺进的步伐越来越快。今天，地球上绝大部分国家已经民主化，非民主国家残存无几。不幸的是，中国正是残存的非民主国家之一，这种情况令我们伤痛，逼我们深思，催我们反省，并且，尤其需要我们奋起努力！
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将世界上已经发生的民主化浪潮分为三波：1828-1926年为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有美国、英国、瑞士、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民主制度（最低限度的民主制度：1、50%的成年男性有权投票；2、一个负有责任的行政官，他要么必须维持在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要么通过定期的普选产生。）。1943-1962年为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有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土耳其、希腊、乌拉圭、巴西等国成为民主国家。1974-1990年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葡萄牙、西班牙、韩国、台湾、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30多个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由于亨廷顿已经在2008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亨廷顿并没有总结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另有一些学者似乎对民主化浪潮的划分有所不同，他们着眼于二战之后，而不把二战以前的计算在内。在我看来，后者的方法比亨廷顿更有道理，原因是，二战前，民主是一个西方问题，除西方——欧美国家——外没有成功的先例（中国继欧美之后第一个进行了民主化尝试，结果是几十年战乱后出现了极权专制主义），那时，民主制度还没有蔚为大观，只是涓涓细流，在欧美这里冒出一个，那里冒出一个，所以谈不上”浪潮”。二战以后就不同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十几个几十个国家雪崩般的走上民主之路，而且广泛分部于世界各地，与此同时，每一波走向民主的国家之间，多半又都有那么一些必然的关联，仿佛是到了收获的季节，一种庄稼一成熟都成熟了。
二战后，第一波是法西斯倒台后的政治民主化。那次民主化主要是德意日等西方国家，也包括印度等一大批新独立的亚非拉非西方国家。这些国家有的自己民主化了，有的是被民主化了（如德意日和一些亚非拉国家）。第二波民主化的高潮，理论上体现在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那次会议说明，亚非拉国家不光是要求民族独立，也要求实现政治民主，由此一些亚非拉国家推翻了殖民统治或专制制度，开始具备了民主国家形式，但是到八十年代才纷纷走向成熟，例如印度、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等，以及中国的台湾。第三波民主化是由苏联解体引发的。在这一波民主化浪潮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很短时间里就摆脱了集权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亚非拉的一些军人政权或者专制国家也纷纷建立起以多党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体。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从前最落后的非洲，1989年53个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3国，到1994年已有48国。
在第三波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之间，是承上启下的”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最早起源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了反对当时总统瓦尔德纳泽的一系列示威活动，最终导致谢瓦尔德纳泽在11月23日宣布辞职。在这场革命中，由于格鲁吉亚盛产玫瑰，其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每次公开露面都拿一枝玫瑰，因此被称为”玫瑰革命”。
2004年11月22日，乌克兰民众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反对舞弊选举的抗议。经过17天的抗议之后，12月8日取得了成功。由于抗议者身穿橙色衣服、橙色围巾、橙色丝带或者带橙色旗帜，所以这场革命被称为”橙色革命”。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黃色革命”。当年的3月4日，反对派开始行动，占领了各州行政大楼，导致已经连续执政十五年的独裁者”阿卡耶夫”在3月24日经哈萨克斯坦出走俄罗斯，随后于4月4日在莫斯科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由于参与示威者穿着黄色衣服，拉着黄色横幅，加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的市花是黄色的迎春花，而发生革命时正是迎春花开的季节，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黄色革命”。”颜色革命”是”苏东波”也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深化，与此同时它也在时间上连接起了”中东波”，也就是第四次民主化浪潮。
第四次民主化浪潮也叫”中东波”，或者是”茉莉花革命”。2011年1月14日，统治突尼斯23年的独裁者本.阿里乘坐飞机流亡沙特。至此，这场因一名叫布阿吉吉的失业青年的自焚而引发的革命终于取得了成功。由于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所以这场革命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在埃及引起连锁反应后，迅速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随着穆巴拉克的倒台，随着利比亚大独裁者卡扎菲被打死，整个中东的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也门独裁总统在内战中终于下台，就连向来最稳固的叙利亚，也因为民众不畏流血牺牲面对镇压奋起反抗，阿盟顺应历史潮流对其下了最后通牒，而迫使巴沙尔为避免联合国讨论决定是否武装干涉而不得不接受阿盟派遣的观察团！这样，中东国家基本都被席卷进来，就是相对稳定的国家也不能不主动转型。
当然，对于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而言，最为关键的还是我们中国的民主化。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甫一发生，一些海外的流亡者就积极推动中国发生同类运动，其结果则众所周知。虽然中国并没有被”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但这绝不是说它对中国毫无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式方法不同。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是精神上的，理念上的，以及对未来社会演进发展道路的抉择，而不是实质性的，不是社会现实的，不是迫在眉睫的。因为中国的国情实在太特殊了，这样，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对内政的直接影响，通常都微不足道。
中国的未来主要由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决定。
那么，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在我看来大致可以归结为其下几个方面：
1、普世价值，普遍规律，必然性
如前所叙，中国国情特殊，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对内政的直接影响通常都微不足道，中国的未来主要由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决定。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可以逃避普遍规律，普遍规律是大数，是定数，特殊情况会使其有极不相同的外貌，但是，任何特殊性最后还是会服从一般规律。
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相反，日本选择了和战胜它的高举民主人权大旗的美国为友，和美国共同战胜日本的中国，在中共夺权后，却选择了投靠没有历史出路的苏联而与美国为敌。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四波民主浪潮对中共统治的中国也就有了各不相同的意义。
德国日本等国被民主，和其他一些国家走向民主，不过是落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区区小事。印度、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等，以及中国的台湾走向民主，则是资本主义还非常有活力的表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值得慎重考虑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很短时间里就摆脱了集权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则使之如梦初醒，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原来会这样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东波”的袭来，则使包括中共决策人在内的举国上下军民人等无不清楚，无论中国国情怎么特殊，无论当前还怎么能抗拒，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只是时间问题！也就是说，以正义、人权、自由、法治、民主为核心要素的普世价值，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你无法包容它，它却必然要包容你！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不能不接受的经济生活方式，它的发展成熟肯定会呼唤民主政治，这是一切国家不可逃避的定数！
2、鼓舞士气，增强斗志，探索路径
相反，对中国既定的和将要站出来的民主志士来说，这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意义当然都是正面的。但是，前两波民主化浪潮的作用微乎其微。直到”苏东波”即第三波前后(实际上正是中国89民运为他们开了道)，国人才如梦初醒，但屈服于血腥镇压而无可奈何，只好也”一切向钱看”，在明目张胆的”强盗资本主义”（李昌平）下各自为利益拼命。于是，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以几百万工伤死亡、以社会道德大沦丧、以自然环境大毁灭为代价实现了经济高增长，相应的，民主运动一再遭到镇压，迫使国人不能不降低要求，转而从事维权运动。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不仅完成了两极分化，而且产生了一大批国际超级富豪，当然，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也提高到可以丰衣足食的水平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波”袭来。由于海外的鼓动，中国在”中东波”之初也有一些从来没有从事民运活动的人试图走上街头一试身手，更多的仅仅是在网上转发了几句，结果是，当局的极端过敏反应使几千人被或长或短的关押起来，不少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民运精英则被当局出于”预防出事”的考量无端抓捕，于是，事态固消弭于无形，道义的是非黑白也昭然若揭。也就是说，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终于使中国这个被一党专政的愚民政策愚化了的泱泱大国的全体国民整体觉醒（当然还有社会两极分化。权力越大钱越多的功劳），举国上下无人不知中国必须进行宪政民主制导向的改革了!
这样，对所有真正要致力民主事业的人来说，不仅因”中东波”士气大振，斗志昂扬，而且纷纷开始切切实实的思考和探索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之路了！正因此，网上网下，只要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都在讨论”革命””改革””改良”。顺便指出，就是专门负责打压民运人士的公安国保官员，也不再反对民运人士的主张、观念，甚至多半还要加以附和！
3、当局已经丧失历史出路感
《人民日报》（ 2011年12月26日03版）发表的国纪平文章《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虽然是哀悼苏联之亡的，也不得不提起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对照1991年和2011年，我们找到这样两个”交集”：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寻”传导效应”的目光没有变，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也没有变。”通观全文，作者一方面承认共产实验的彻底失败，一方面又为作为共产制度余孽的中国这套体制的延续寻找存在理由和出路。可笑的是，这家伙开出的药方却还是已经失效的”改革开放”：”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在70年代末取代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伪）意识形态，并且确实使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回归了世界文明主流，但现在这一套实用主义玩意造成的无穷问题正需要解决，而且面对”中东波”的冲击全国人民都知道出路何在，他代表当局再次抛出这个本身就造成目前这种危局的东西，怎么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呢？显然，可惜这家伙开不出新药方！
当然，除非他的”改革”摆脱邓小平的窠臼，加上以宪政民主制为导向的政治改革，但这又恰恰是他要反对的！所以，面对第四波民主浪潮，作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发表这种自相矛盾，从本质上说是完全绝望的文章，充分表明当局已经”找不着北”。以他们的这种思维，不仅不能《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而且只能是”坐困愁城，徘徊歧路”，其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被动的被历史拖着走！
4、中国和平转型的机会大增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作用一如上述，第一是指明了民主化的必然性，第二是鼓舞反对派认真地探索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制的方法途径，第三是使当局第一次彻底明白它已经穷途末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意义何在？在我看来，其巨大的意义在于使中国的和平转型机会大增。
从社会秩序上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四方起火八方冒烟，各种乱象人所共知不必在此列举，民主国家面临无法平息的动乱只需换政府，专制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则必须换制度，这使中国现行制度一步步走向非换不可的地步。从经济运行上说，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行将结束，当局想继续靠这个独轮车以速度保持平衡已难为继，这使中国换制度只是时间问题—-随着经济危机到来，目前的格局必然全盘改换。从”纲纪”，即官员以其对意识形态的效忠而维护体制的自觉性上说，早已荡然无存——他们现在已经只靠利益纽带维系了，这样，一旦社会经济危机使官僚体系的利益链条断裂，官僚体系必然彻底瓦解。以上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制度变化已经为时不远。
但是，中国还有大量因素使这种制度变化可以采取不那么血腥剧烈的形式。其一，中国是在人均收入几千美元基础上发生转型的，这样，即使中产阶级不发达，绝大部分民众已经有了一定的私产，有恒产者有恒心，因此总体上说，国民不会像工业革命初期发生转型的国家那样、不会发生中国二十世纪30—40年代那样的大量赤贫人口一心想靠财富再分配来解决生存问题的暴民作乱现象。
其二，有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草莽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随着自由空间的扩大，处于社会边缘的激进人士的表演会越来越吸引眼球，真正能领导中国完成民主转型的精英主要还是知识分子、律师、民间研究机构、维权人士，这些人都是相对理性、温和、明理、识大体的，懂得怎么以和平、合法的方式一步步推进运动，也善于进行必要的妥协。
其三，当局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因此也就没有了不可动摇的原则，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问题，而利益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大势之下，他们都不难以确保自身利益来换取放弃专制权力。
这种情况下，再来看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作用就清楚了——既然转型不可避免，那么从中共当局的对抗来说，就不是要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主义，仅仅是抓住最后的机会大捞一把，一旦发现大势已去，他们千方百计保住自己捞到的物质财富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有任何殊死抵抗的意志？所以，可以说，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作用就是告诉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你们该考虑体面地收场了！
2011.12.27
自从美国和法国革命为世界开辟了民主之路，整个世界就被不断地席卷进民主潮流。二战结束以来，人类向民主挺进的步伐越来越快。今天，地球上绝大部分国家已经民主化，非民主国家残存无几。不幸的是，中国正是残存的非民主国家之一，这种情况令我们伤痛，逼我们深思，催我们反省，并且，尤其需要我们奋起努力！
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将世界上已经发生的民主化浪潮分为三波：1828-1926年为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有美国、英国、瑞士、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民主制度（最低限度的民主制度：1、50%的成年男性有权投票；2、一个负有责任的行政官，他要么必须维持在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要么通过定期的普选产生。）。1943-1962年为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有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土耳其、希腊、乌拉圭、巴西等国成为民主国家。1974-1990年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葡萄牙、西班牙、韩国、台湾、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30多个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由于亨廷顿已经在2008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亨廷顿并没有总结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另有一些学者似乎对民主化浪潮的划分有所不同，他们着眼于二战之后，而不把二战以前的计算在内。在我看来，后者的方法比亨廷顿更有道理，原因是，二战前，民主是一个西方问题，除西方——欧美国家——外没有成功的先例（中国继欧美之后第一个进行了民主化尝试，结果是几十年战乱后出现了极权专制主义），那时，民主制度还没有蔚为大观，只是涓涓细流，在欧美这里冒出一个，那里冒出一个，所以谈不上”浪潮”。二战以后就不同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十几个几十个国家雪崩般的走上民主之路，而且广泛分部于世界各地，与此同时，每一波走向民主的国家之间，多半又都有那么一些必然的关联，仿佛是到了收获的季节，一种庄稼一成熟都成熟了。
二战后，第一波是法西斯倒台后的政治民主化。那次民主化主要是德意日等西方国家，也包括印度等一大批新独立的亚非拉非西方国家。这些国家有的自己民主化了，有的是被民主化了（如德意日和一些亚非拉国家）。第二波民主化的高潮，理论上体现在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那次会议说明，亚非拉国家不光是要求民族独立，也要求实现政治民主，由此一些亚非拉国家推翻了殖民统治或专制制度，开始具备了民主国家形式，但是到八十年代才纷纷走向成熟，例如印度、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等，以及中国的台湾。第三波民主化是由苏联解体引发的。在这一波民主化浪潮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很短时间里就摆脱了集权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亚非拉的一些军人政权或者专制国家也纷纷建立起以多党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体。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从前最落后的非洲，1989年53个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3国，到1994年已有48国。
在第三波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之间，是承上启下的”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最早起源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了反对当时总统瓦尔德纳泽的一系列示威活动，最终导致谢瓦尔德纳泽在11月23日宣布辞职。在这场革命中，由于格鲁吉亚盛产玫瑰，其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每次公开露面都拿一枝玫瑰，因此被称为”玫瑰革命”。
2004年11月22日，乌克兰民众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反对舞弊选举的抗议。经过17天的抗议之后，12月8日取得了成功。由于抗议者身穿橙色衣服、橙色围巾、橙色丝带或者带橙色旗帜，所以这场革命被称为”橙色革命”。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黃色革命”。当年的3月4日，反对派开始行动，占领了各州行政大楼，导致已经连续执政十五年的独裁者”阿卡耶夫”在3月24日经哈萨克斯坦出走俄罗斯，随后于4月4日在莫斯科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由于参与示威者穿着黄色衣服，拉着黄色横幅，加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的市花是黄色的迎春花，而发生革命时正是迎春花开的季节，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黄色革命”。”颜色革命”是”苏东波”也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深化，与此同时它也在时间上连接起了”中东波”，也就是第四次民主化浪潮。
第四次民主化浪潮也叫”中东波”，或者是”茉莉花革命”。2011年1月14日，统治突尼斯23年的独裁者本.阿里乘坐飞机流亡沙特。至此，这场因一名叫布阿吉吉的失业青年的自焚而引发的革命终于取得了成功。由于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所以这场革命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在埃及引起连锁反应后，迅速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随着穆巴拉克的倒台，随着利比亚大独裁者卡扎菲被打死，整个中东的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也门独裁总统在内战中终于下台，就连向来最稳固的叙利亚，也因为民众不畏流血牺牲面对镇压奋起反抗，阿盟顺应历史潮流对其下了最后通牒，而迫使巴沙尔为避免联合国讨论决定是否武装干涉而不得不接受阿盟派遣的观察团！这样，中东国家基本都被席卷进来，就是相对稳定的国家也不能不主动转型。
当然，对于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而言，最为关键的还是我们中国的民主化。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甫一发生，一些海外的流亡者就积极推动中国发生同类运动，其结果则众所周知。虽然中国并没有被”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但这绝不是说它对中国毫无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式方法不同。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是精神上的，理念上的，以及对未来社会演进发展道路的抉择，而不是实质性的，不是社会现实的，不是迫在眉睫的。因为中国的国情实在太特殊了，这样，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对内政的直接影响，通常都微不足道。
中国的未来主要由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决定。
那么，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在我看来大致可以归结为其下几个方面：
1、普世价值，普遍规律，必然性
如前所叙，中国国情特殊，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对内政的直接影响通常都微不足道，中国的未来主要由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决定。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可以逃避普遍规律，普遍规律是大数，是定数，特殊情况会使其有极不相同的外貌，但是，任何特殊性最后还是会服从一般规律。
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相反，日本选择了和战胜它的高举民主人权大旗的美国为友，和美国共同战胜日本的中国，在中共夺权后，却选择了投靠没有历史出路的苏联而与美国为敌。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四波民主浪潮对中共统治的中国也就有了各不相同的意义。
德国日本等国被民主，和其他一些国家走向民主，不过是落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区区小事。印度、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等，以及中国的台湾走向民主，则是资本主义还非常有活力的表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值得慎重考虑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很短时间里就摆脱了集权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则使之如梦初醒，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原来会这样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东波”的袭来，则使包括中共决策人在内的举国上下军民人等无不清楚，无论中国国情怎么特殊，无论当前还怎么能抗拒，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只是时间问题！也就是说，以正义、人权、自由、法治、民主为核心要素的普世价值，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你无法包容它，它却必然要包容你！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不能不接受的经济生活方式，它的发展成熟肯定会呼唤民主政治，这是一切国家不可逃避的定数！
2、鼓舞士气，增强斗志，探索路径
相反，对中国既定的和将要站出来的民主志士来说，这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意义当然都是正面的。但是，前两波民主化浪潮的作用微乎其微。直到”苏东波”即第三波前后(实际上正是中国89民运为他们开了道)，国人才如梦初醒，但屈服于血腥镇压而无可奈何，只好也”一切向钱看”，在明目张胆的”强盗资本主义”（李昌平）下各自为利益拼命。于是，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以几百万工伤死亡、以社会道德大沦丧、以自然环境大毁灭为代价实现了经济高增长，相应的，民主运动一再遭到镇压，迫使国人不能不降低要求，转而从事维权运动。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不仅完成了两极分化，而且产生了一大批国际超级富豪，当然，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也提高到可以丰衣足食的水平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波”袭来。由于海外的鼓动，中国在”中东波”之初也有一些从来没有从事民运活动的人试图走上街头一试身手，更多的仅仅是在网上转发了几句，结果是，当局的极端过敏反应使几千人被或长或短的关押起来，不少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民运精英则被当局出于”预防出事”的考量无端抓捕，于是，事态固消弭于无形，道义的是非黑白也昭然若揭。也就是说，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终于使中国这个被一党专政的愚民政策愚化了的泱泱大国的全体国民整体觉醒（当然还有社会两极分化。权力越大钱越多的功劳），举国上下无人不知中国必须进行宪政民主制导向的改革了!
这样，对所有真正要致力民主事业的人来说，不仅因”中东波”士气大振，斗志昂扬，而且纷纷开始切切实实的思考和探索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之路了！正因此，网上网下，只要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都在讨论”革命””改革””改良”。顺便指出，就是专门负责打压民运人士的公安国保官员，也不再反对民运人士的主张、观念，甚至多半还要加以附和！
3、当局已经丧失历史出路感
《人民日报》（ 2011年12月26日03版）发表的国纪平文章《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虽然是哀悼苏联之亡的，也不得不提起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对照1991年和2011年，我们找到这样两个”交集”：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寻”传导效应”的目光没有变，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也没有变。”通观全文，作者一方面承认共产实验的彻底失败，一方面又为作为共产制度余孽的中国这套体制的延续寻找存在理由和出路。可笑的是，这家伙开出的药方却还是已经失效的”改革开放”：”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在70年代末取代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伪）意识形态，并且确实使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回归了世界文明主流，但现在这一套实用主义玩意造成的无穷问题正需要解决，而且面对”中东波”的冲击全国人民都知道出路何在，他代表当局再次抛出这个本身就造成目前这种危局的东西，怎么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呢？显然，可惜这家伙开不出新药方！
当然，除非他的”改革”摆脱邓小平的窠臼，加上以宪政民主制为导向的政治改革，但这又恰恰是他要反对的！所以，面对第四波民主浪潮，作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发表这种自相矛盾，从本质上说是完全绝望的文章，充分表明当局已经”找不着北”。以他们的这种思维，不仅不能《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而且只能是”坐困愁城，徘徊歧路”，其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被动的被历史拖着走！
4、中国和平转型的机会大增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作用一如上述，第一是指明了民主化的必然性，第二是鼓舞反对派认真地探索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制的方法途径，第三是使当局第一次彻底明白它已经穷途末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意义何在？在我看来，其巨大的意义在于使中国的和平转型机会大增。
从社会秩序上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四方起火八方冒烟，各种乱象人所共知不必在此列举，民主国家面临无法平息的动乱只需换政府，专制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则必须换制度，这使中国现行制度一步步走向非换不可的地步。从经济运行上说，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行将结束，当局想继续靠这个独轮车以速度保持平衡已难为继，这使中国换制度只是时间问题—-随着经济危机到来，目前的格局必然全盘改换。从”纲纪”，即官员以其对意识形态的效忠而维护体制的自觉性上说，早已荡然无存——他们现在已经只靠利益纽带维系了，这样，一旦社会经济危机使官僚体系的利益链条断裂，官僚体系必然彻底瓦解。以上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制度变化已经为时不远。
但是，中国还有大量因素使这种制度变化可以采取不那么血腥剧烈的形式。其一，中国是在人均收入几千美元基础上发生转型的，这样，即使中产阶级不发达，绝大部分民众已经有了一定的私产，有恒产者有恒心，因此总体上说，国民不会像工业革命初期发生转型的国家那样、不会发生中国二十世纪30—40年代那样的大量赤贫人口一心想靠财富再分配来解决生存问题的暴民作乱现象。
其二，有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草莽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随着自由空间的扩大，处于社会边缘的激进人士的表演会越来越吸引眼球，真正能领导中国完成民主转型的精英主要还是知识分子、律师、民间研究机构、维权人士，这些人都是相对理性、温和、明理、识大体的，懂得怎么以和平、合法的方式一步步推进运动，也善于进行必要的妥协。
其三，当局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因此也就没有了不可动摇的原则，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问题，而利益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大势之下，他们都不难以确保自身利益来换取放弃专制权力。
这种情况下，再来看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作用就清楚了——既然转型不可避免，那么从中共当局的对抗来说，就不是要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主义，仅仅是抓住最后的机会大捞一把，一旦发现大势已去，他们千方百计保住自己捞到的物质财富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有任何殊死抵抗的意志？所以，可以说，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作用就是告诉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你们该考虑体面地收场了！
2011.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