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受聘于中国官媒的西方记者的尴尬处境。他们在碰到与自己的价值观不相符合的报道时，往往”半心半意”地工作，有时运用微妙的手段瞒过新闻审查。这些”润色者”普遍感到失望，认为中国的对外媒体囿于官方操控，无法与西方媒体竞争。
该报（1月12日）以化名罗斯（Andrew Ross）（注：以下姓名皆为化名）的编辑为例说，有的日子他只是”半心半意工作”，2010年12月10日狱中的刘晓波被缺席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就是这样的日子。他说，”那一天在北京官媒工作的西方编辑态度相似，他们在编审文字时只让它符合正确英文的最低标准。这是经常发生的，只要观察一下中国媒体的过分民族主义文章就可看出，那些文章的英文几乎都很糟糕，因为没有人下功夫修改。比如可以通过半生不熟的标题或者报道中的双感叹号看出。”
文章说，像罗斯那样在中国英文媒体工作的西方记者有数百名。中国从2009年起将对外媒体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大力扩建，起初没有什么训练有素的求职者，由于西方报纸倒闭大量记者失业，官媒的高付酬有了吸引力。
“润色者”的软抵抗
该报写道，”较之中文媒体，英文出版物和电视台的偏见和民族主义明显少些。许多中国雇员因此以为自己是西方媒体的直接竞争者。这要打折扣。为新华社工作的加拿大人凯勒（Jason Keller）说：’他们都想像半岛电视台（Al Dschazira）那样一举成名，但这注定会失败。他们受困于一个矛盾：想要让人信服，自己却受到控制。”
该报说，有的西方人觉得从事于受操控的媒体无妨。”其他人则试图用微妙手段瞒过审查。《中国日报》的布拉德肖（Claire Bradshaw）说，’中国人不懂反话。’比如她在2011年9月加的标题是，美国宣布报道占领华尔街的’媒体禁区’，这个来自专制语汇的概念给该报带来嘲讽。
“由于不可能就内容进行争论，有些西方人就另辟战场争取获得自我价值感。菲舍尔（Tim Fisher）几乎愤怒地说：’我常常因为语法和他们争论，因为他们自认为懂得更多。’他在语言上做过的改动，常常又被改回来。这位已经离开《环球时报》的美国人问道：’这是侮辱，究竟要我在那干嘛？’这些’润色者’流动性很大，《北京周报》的雇员斯图尔特（Brian Steward）估计，平均逗留11个月。
“中方也宁愿短期使用外国人。有个不明说的规定，每个西方记者只聘用2、3年，最多5年。斯图尔特说，’这样能不让他们有太多的影响。'”
中国同事回避接触
该报还写道：”大多数中国编辑回避接触西方同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英国人布拉德肖说：’我单独吃饭没有问题，但是与200人同处一屋，没人愿意坐你旁边，感觉不好。’尽管如此，她也悄悄上网交谈。
报道指出，”……中国的对外媒体想要改善与西方的交往，但在自己的编辑部里就已经失败了。
“起初许多人以为，中国的国际媒体攻势会从内部改革这个制度。美国人菲舍尔在2009年4月《环球时报》创办时加盟，他说：’我当时真的很振奋。’聘请时向他许过媒体会更开放的大愿，他以为可以自己确定题目、建议规格、培训当地同事，然而他的任务却是修改糟糕的英文。现在他只能以自己的履历多了一行而聊以自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