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春运回城路更难

随著春节假期进入尾声，各单位企业已经陆续开工启市，在过去两个礼拜从全国各地赶回家过节的外来打工一族，现在又行色匆匆踏上了他们回程的路。

根据资料，各省市的春节返程客流量在上周六、日进入最高峰。其中在北京市，上周六单日的回程火车客流量达到21万人次；而在南方，广州火车站在这天就接待了抵达的旅客20万人。

返城的人数众多，令火车票异常紧张。不少人纷纷在网上抱怨，有人用“秒杀”去形容火车票的售卖情况，也有人说回家路难回城路更难，也有人就透过微博发帖求助，其中不少买不到火车票的网友尝试改用其它途径“曲线回城”，方法之一是“拼车”。有参加活动的网民表示，所谓“拼车”就是开私家车回城的网友，将自己的行车路线在网上公布，以便有共同目的地的网友可以根据各自情况加入乘车，而回城的路费油费则由大家平均摊分。

网友：“大家‘拼车’，就是平分路费油费嘛。”

记者：“其他人为什么‘拼车’？他们是买不到火车票吗？”

网友：“对对对。”

连日来，在国内的新浪微博上， “春节回家顺风车” 这个话题，一直在热门话题榜上居高不下，有一批网友透过这个方法顺利回到工作的城市。不过，对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工而言，微博“拼车”这招就不起作用了。

清洁工仙先生过节后要赶回城，虽然今年有了网上订票，不过没有用过电脑的他，买票还是用老方法。仙先生说，今年的火车票特别难买，自从火车票实行实名制后，连“黄牛票”这个特殊途径也行不通了。不过无论如何，仙先生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回去上班，他说，在城市打工赚的钱比在家乡种田要多许多。

仙先生：“去年我们那里还没有(用)身份证买票，没有实名制嘛，就买高价票罗。火车站有专门拿票的嘛，他拿出来你就出高价，一张票多掏三十块、五十块可以拿得到。我在广东已经十年了，比在老家好一点。在家我们是农民，在家就靠种地吃饭。种地现在农民来说，一年两季粮食，开销要一季的开销。我们地少，一个人才一亩地，一亩地也就是千百块钱那样子收入一年。在外面好一点，一个月一千块钱一，年也可以找一万块钱，我们那边很多人都是出来打工。”

对很多到外地打工的人士来说，金钱当然是他们的首要考虑因素，但原来有很多的年轻一族离乡别井到外地发展，更多考虑到的是城市带给他们的机遇。在广州打工的茂名张小姐说，广州打工的薪酬较高，但城市生活指数高开销也大，跟在当地工作比较开支基本持平，虽然如此，大部分年轻人还是选择到城市发展。

张小姐：“工资各方面都已经是平衡的了，因为茂名的消费没有广州那么高。（工作机会）当地也有，但跟广州来比就广州好一点了。后生一辈读了书出来，一般全部都出去了。”

每个人到外谋生的原因都有不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和故乡的亲人聚少离多。在外地打工已经六年的王先生说，过去他每年只能够在春节回家一趟，13岁的儿子因此与他关系淡薄，所幸儿子读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王先生对他将来读大学寄予厚望，因此做父亲的不惜在异乡过著寒酸的生活，有时还会遭人白眼，一切也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将来供儿子念书。一年到头只有几天时间在家，对家人疏于照顾，王先生深感愧疚。

王先生：“一年一次，就没有回来过两次的。我的老婆跟我的一个小孩在家里，13岁了，从小都是他妈妈把他带大，跟我就疏远一点，那肯定就没有经常在一起的那种关心那种默契。他读书还可以，在班上是前面排著的，考大学我看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考上大学也要一笔开支，我当然是从农村出来的，经济不是很宽，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创造一些条件，给他们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对他们老一辈和小一辈的人来讲，我做得不够好，因为我经常在外面。我母亲讲，一年都见不到一面，像我妈妈的一些兄弟姐妹，有些都八、九十岁了，我都好几年没去看了。”

中国有很多的打工者都跟王先生一样，长年漂泊在外，每到年尾就带著一年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带回家。不过，随著近年经济大环境越来越不明朗，各地工厂企业拖欠打工者薪金的问题随之加剧，许多农民工到了年尾不但没有馀钱，甚至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

民间组织“打工之友”的负责人张志强举例说，在北京的地盘工人一年辛苦下来，年尾会得到一至两万元的酬劳，这份收入足够他们乡下亲人三年的开销。但近年各地欠薪情况恶化，单从媒体上得到曝光的案件已经非常多，政府对此却袖手旁观。农民工经常遭到欠薪，有人讨薪维权遭到打压，也有人在各个行政部门间被视作皮球踢来踢去。结果，有农民工无奈放弃，有人最终走上轻生之路，有更多人迫于无路来年仍为欠薪的老板打工，以期能够拿回过去被欠的薪金，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周期。

张志强：“很多农民工现在为什么出来打工赚钱的目的，就是因为家里的土地连生存都不能维持了。一个建筑工地上，运气不好一点也有一万块钱（一年），相当于他家人三年的生活费。我刚看到新闻，有一个农民工拿不到工资就跳楼自杀了，那么有的农民工没有办法就借钱回家去，更多的人要是实在要不回来就放弃了。像我现在有一个建筑工人，欠了一百多万，找到北京的劳动局，北京说找当地劳动局，找到当地劳动局它说我们也管不来你去找开发商，找到开发商，它说已经把钱给了总承包了，总承包就说钱已经给包工头了……等到你第一年欠的钱你第二年来了以后，老板就劝你，如果你今年给我干的话，去年的钱我就给你，你要不给我干的话去年的钱就没有了。给我的感觉是农民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2011年，在全球经济持续不景气的环境下，中国经济仍比对上一年度增长9.2%，令中国式“经济奇迹”得以延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近年每到年尾，各地纷纷就会出现讨薪、罢工潮，这种情况已经变成一种常态。尽管国家乃至各地政府过去几年推出了多项政策试图扭转这种现象，可惜的是，这些政策往往出台后未能贯彻落实。今后，要改善拖欠农民工薪金的情况，恐怕根本还是要靠政府加大企业监督力度。

国家经济发展有赖各行各业的打工者坚守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在新的一年里，希望这些无名英雄，在付出之馀，还能够获得他们应有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