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杰获得自由后，在美国发表了《去国声明》，称2010年12月9日曾遭北京国保毒打，其间国保威胁说：“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在外面挖个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外国人在给刘晓波颁奖，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来报复他们。”“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这些话让举世震惊！一个号称人民政权，要建设政治和法治文明的当代政府，怎么可以如此残忍地对待其公民？！余杰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会受到如此野蛮残暴的对待？！国保作为政府的执法人员，怎么能够像纳粹法西斯一样任意处置公民而不受制裁？该《声明》很快在国际国内传开，很快“活埋”成为网络热词。
接着网络上又传出《某领导在全国政法维稳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这个讲话更加令人恐怖。它不仅间接证实了余杰所言非虚，中共政法委高层确曾有人说过要屠杀二百异见知识分子的话，而且道出了理由和前提。由是，“活埋”之说在公众意识中，不再只是某些底层执法人员的随意胡说，而是官方高层面对危机的决心和预谋：“现在回过头看看埃及和利比亚的结局，后果触目惊心，如果让他们得逞，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家人后代，都要上断头台。”“一旦出现动乱，我们同这些人将进入战争状态，我们会予以果断，全面，彻底的打击。”“要有你死我活的思想意识。”“指望我们拱手相让政权是痴心妄想。”
不论是国保所言，还是中央政法委高层所言，都只能在不见阳光的地方才讲得出口，如果面对国民、媒体，他们肯定要掩藏自己的狰狞面目。这些话太残忍，谁说，谁就是人民公敌！甚至是人类公敌！
在任何文明国家，批评政府都是公民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反对派的职责所在。如果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服从命令不是警察的天职，警察的天职是遵守法律），那么与执政者为难就是反对派的天职。对政府的反对、反抗、批评、批判、挑刺、曝料、设卡子，都不是敌对行为，而是公民行使权利的正常行为，是国家利益所需。执政者与在野者之间的意见和利益互动，既是寻找共识的基础，也是实现正义的必要途径。
国家不是用来满足执政党或强势集团的利益的，而是为了保障正义得以实现，这才是好国家。对执政党发出反对声音、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反抗，这样的公民和在野党不是国家的祸害，而是国家的建设者。反对派与执政者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共赢关系。把这种正常的对抗，视为你死我活，正是极权政治的特点，其不仅是愚蠢的，也是野蛮的。
卡扎非的结局让全世界的独裁者惊恐。那位在全国政法维稳会议上讲话的“蒙面人”显然是吓坏了的惊弓之鸟，其愚蠢地把卡扎非式的结局当作民主化之必然，又以为杀尽反对派，才能避免落到卡扎非式的命运。此人显然忘记了，卡扎非在被杀之前，有许多机会和方式避免其悲剧。比如像选择流亡、像中国清帝那样逊位、像萨利赫那样和平地移交权力；比如像戈尔巴乔夫那样顺应民意；比如像蒋经国那样主动改革……卡扎非免死的途径实在太多，“非盟”事实上也为他的后路作过安排和承诺，如果卡扎非识时务，今天的卡扎非和其子女也许就还在某个地方安享天伦之乐。但是，卡扎非顽固地迷恋赫赫权势，顽抗到底，以屠杀激发起了反屠杀，才走向可耻的灭亡。
卡扎非的结局是悲惨的，但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英国光荣革命早就为解决利益集团与平民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套成功经验。其承认利益集团由历史造成的优势地位，给予他们虚位元首和上议院的地位，同时把国家的实质性权力机构下议院和行政权力交由民众的选票来决定，让新权力与旧势力和平相处，实现和平过渡。
其实，在实现和平过渡方面，中国也有现成的智慧和传统。蒋经国先生面对民众的民主要求及国际国内的困局，毅然改革，不仅自己由独裁者一变而为台湾乃至中华历史上的伟人，而且为国民党一干权贵造了福。许多曾经腐败、遭人痛恨的国民党高官，搭乘蒋经国先生改革的顺风车，逃避了被清算的下场。当然，再远一点还可追溯到辛亥革命，只因为清廷顺应民意下台，没有负隅顽抗，不仅逊位的清帝，而且连同满清的王公贵族都受到了优待。即使在大革命的汹涌澎湃的激流中，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大体得到保全。
今天，中共政权面临执政合法性问题，面临腐败日益泛滥的问题，面临民众风起云涌的反抗问题，面临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日甚一日的质疑与批评问题，面临国际上第四波民主化的压力问题，面临经济减速与贫富不均的问题，面临南海问题，等等，不可谓不是危机四伏。重重困境之下，顽固地坚持特权地位不放，风险极大，而且前途晦暗不明。单纯靠暴力维持，能否长久？大概只有一小撮高层“人民公敌”才会把暴力的鸦片当作救命稻草；而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如过去的胡耀邦赵紫阳，今天的温家宝等，提出的政治改革，才是顺应民意，与时俱进的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