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化”转向“俄化”的二重变奏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西化运动。这一现象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就波澜迭起，时高时低，大约到1949年后才嘎然而止，完全中断。所以，将新文化运动冠以“五四”之名，不很恰当（将“五四” 学生运动和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统称为“五四” 新文化运动，在文化界已成习惯，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不过，五四那个时期可以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和后期
这个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起始，大约至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胡适。主要内容是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批判儒家礼教，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大声疾呼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这是国人在西化文化影响下对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一次猛烈冲击，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对皇权专制的一次政治革命，那么，这次运动是对皇权专制的思想文化革命，两次革命都是“西化”的成果。如李劼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逻辑伸展”，“是一次汉语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努力”（见李劼：《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
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大概可以以1919年 的“五四”学运为标记，虽然“五四”学生运动是一次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了另一股思想潮流，那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使一些知识分子为之兴奋。听说那里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工人和农民破天荒成了国家的主人。苏联政府还宣布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政府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这更赢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好感。他们对马列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列主义的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大地点燃。研读、讨论马列主义成为一种时尚。此时的陈独秀也由西方文化的鼓吹者转而成为苏俄文化的追随者。1919年1月，陈独秀还认定，只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维护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是在十月革命苏俄文化的影响下，一年之后陈独秀就改口说：“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还说：“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是他们“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需要提及的是，1940年，陈独秀经过多年思考，方认识到列宁、斯大林所建立的专制极权制度的残暴本质，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普世性。此时，他偏居四川江津，他的声音已难以能为外界所闻）
这个时期的代表还有李大钊。他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写了一系列文章。1918年10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对后来决定中共和中国革命命运的人物，二十年之后也回忆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此，“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西行漫记》，第132页）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分子从此时开始出现了俄化、赤化、左倾化的重大转向，并且在日后影响到整个中国的俄化、赤化、左倾化。这时的《新青年》也就由自由、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者转变为倾向于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吹鼓手了。
1920年4月，俄共派遣维经斯基来中国建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还制定党的纲领：“⑴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⑵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⑶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⑷ 联合第三国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页）这4条，第1条是搞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第2条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3条是剥夺资本，建立公有制社会。这几条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吗？把它搬到党章里去，很是教条主义。比如，推翻资产阶级的专政，不知这个专政在哪里？现在看来，党的一些创始人，既不理解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了解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权。但是，以后就是沿着俄化、马列化这个路子走啊走的。
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评价
由此可见，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需要重新考量。这次运动，开始是“西化”运动（以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标记）；后来，一部分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这位民主与科学的旗手，转向到“俄化”方面去了（以中共的建立与党纲的制定为标记）。这样，新文化运动就出现了“西化”与“俄化”的分化。可是，90余年来，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从未认识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有过一次分化与变异，未认识到“西化”与“俄化”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反把追随俄化、马列化的倾向误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认为是对前期倡导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一种超越，因此一直给予正面、积极的评价。甚至成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重要依据。笔者认为，俄化、马列化的思想倾向在当时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一棵杂草，因为是杂草，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中国這样具有专制主义悠久传统的国土中，更适宜于它的生存和发展，因而愈来愈明显地威胁到西化在中国的进程，直至1949年之后完全打断了这个进程。百年来的中国文化运动始终贯穿着“西化”与“俄化”的矛盾与斗争，可惜这种矛盾与斗争对于中国命运的关系，很久很久沒有被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所发现。中国文化运动的悲剧在于，以“西化” 为前奏，经过一个时期的博弈，“俄化” 终于成了主旋律，唱响中国，大行其道。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俄化与马列化运动在1949年以来的六十余年中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所以，十月革命之风吹到中国，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共产主义之烈火的点燃，是中国离开人类文明的普世大道的开端，是对西化的排斥和对辛亥革命的背离。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许多中国人在共产党的宣传里凝结了这样的认识：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革命一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面貌就为之一新；毛泽东思想便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灯塔。如此等等。而在实际上是把中国引向了一条岔路与弯道。这里，我们无意苛责前人：你们在那时为什么“以俄为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呀？你们为什么放弃向西方国家学习，而轻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苦海，通过各种主义的比较，认为惟马列主义与向俄国人学习可以救中国，似乎情有可愿。但是，随着克里姆林宫顶上红星的熄灭，随着苏联的解体，列宁、斯大林的极权体制的垮台，直到俄国人将十月革命所打断的人类文明链条重新钳接，再加上中国人在共产极权统治下所遭受的不胜其数的灾难与不幸，我们今天应该有这个觉悟了。
现代史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辛亥革命？
笔者不是史学工作者，不知道对于现代史的开端问题，史学界是否有一个公认的说法，或者，对于现代史的开端问题是否进行过一番学术讨论。
据笔者所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出版的中共近代史都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收尾的，或者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转变到现代史的关节点。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呢？因为，这一时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获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鼓舞了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从这个崭新的学说中得到了启发，认为找到了解救中国光明的道路，并且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改变了俄国命运，也开始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这是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将马列为指导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作为现代史的开端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很遗憾，随着苏联的落幕，苏共在政治舞台上的消失，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实践经营中的凄惨破产，上述认识因此成了共产极权制度的陪葬品。既然十月革命之后七十四年的俄共（苏共）的极权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段歪歪斜斜的插曲，那么，跟随俄共闹革命的中共所上演的历史，也同样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这个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的起点或源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所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如其说是现代史的开端，不如说是埋下了中断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潜在因素，或者说，开启了颠覆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步伐，中国从此逐步走向背离人类文明的普世大道；直到1949年之后，随着毛泽东皇朝的确立，自由荡然无存，民主成了罪恶，血腥的极权统治全面出台，才完全扭转了辛亥革命所开辟的历史方向，全盘葬送了辛亥革命的成果。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覆灭，中国开始复苏，自由民主从地狱里爬出来，但仍不时受到“反自由化”的围剿，直至今天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未有正式的席位。所以，以马列主义为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之后所展开的历史不过是开了历史倒车，打断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没有理由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的。
对于台湾，对于国民党，当然是个例外。1949年之后，国民党守护台湾，继续操守三民主义，使辛亥的血脉得以延续。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惟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才可以说，中山先生的理想在台湾成为现实，“中华民国要做华人世界的民主模范。”胡锦涛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如果这样，国共两党为什么长期生死相拼？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难道也是共产党的纲领？
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惟辛亥革命而已！辛亥革命，上断皇权专制，下开共和新政，乃商周以降之大变局，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如果说，19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封闭的大清国门，西方的先进文明开始影响中国，亦开始改变中国，那么辛亥革命便是引进西方文明中的政治制度的一次伟大创举。这一创举，也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革，那就是帝制遭唾弃，共和理念深入人心。所以，辛亥之举是举政治革命、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于一炉，开辟了中华民族自由、民主、强盛的正确道路。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和台湾现代宪政民主的确立，都是这一革命的逻辑延伸。辛亥以来，中国的发展颇为艰辛，人民几度陷于苦海，除去外敌入侵这个原因，皆因为有的人、有的党派损害、背离、甚至颠覆了辛亥革命所举起的旗帜，所开辟的道路。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有的正在为少数学者所总结，对于多数国人，这还是一个未被重视、未被认识的领域。辛亥革命，不仅给我们以国家制度的创新，还给我们留下“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新法统新道统，这一精神财富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精髓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杰作，它既与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相决断，又不受马克思主义的污染。为我们建立自由民主、建设崭新国家奠定了规范基础，也是全体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础。相信总有一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清除历史成见，弥合历史创伤，统一于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再创中国的辉煌。
（未完待续）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西化运动。这一现象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就波澜迭起，时高时低，大约到1949年后才嘎然而止，完全中断。所以，将新文化运动冠以“五四”之名，不很恰当（将“五四” 学生运动和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统称为“五四” 新文化运动，在文化界已成习惯，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不过，五四那个时期可以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和后期
这个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起始，大约至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胡适。主要内容是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批判儒家礼教，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大声疾呼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这是国人在西化文化影响下对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一次猛烈冲击，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对皇权专制的一次政治革命，那么，这次运动是对皇权专制的思想文化革命，两次革命都是“西化”的成果。如李劼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逻辑伸展”，“是一次汉语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努力”（见李劼：《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
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大概可以以1919年 的“五四”学运为标记，虽然“五四”学生运动是一次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了另一股思想潮流，那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使一些知识分子为之兴奋。听说那里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工人和农民破天荒成了国家的主人。苏联政府还宣布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政府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这更赢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好感。他们对马列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列主义的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大地点燃。研读、讨论马列主义成为一种时尚。此时的陈独秀也由西方文化的鼓吹者转而成为苏俄文化的追随者。1919年1月，陈独秀还认定，只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维护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是在十月革命苏俄文化的影响下，一年之后陈独秀就改口说：“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还说：“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是他们“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需要提及的是，1940年，陈独秀经过多年思考，方认识到列宁、斯大林所建立的专制极权制度的残暴本质，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普世性。此时，他偏居四川江津，他的声音已难以能为外界所闻）
这个时期的代表还有李大钊。他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写了一系列文章。1918年10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对后来决定中共和中国革命命运的人物，二十年之后也回忆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此，“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西行漫记》，第132页）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分子从此时开始出现了俄化、赤化、左倾化的重大转向，并且在日后影响到整个中国的俄化、赤化、左倾化。这时的《新青年》也就由自由、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者转变为倾向于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吹鼓手了。
1920年4月，俄共派遣维经斯基来中国建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还制定党的纲领：“⑴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⑵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⑶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⑷ 联合第三国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页）这4条，第1条是搞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第2条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3条是剥夺资本，建立公有制社会。这几条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吗？把它搬到党章里去，很是教条主义。比如，推翻资产阶级的专政，不知这个专政在哪里？现在看来，党的一些创始人，既不理解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了解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权。但是，以后就是沿着俄化、马列化这个路子走啊走的。
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评价
由此可见，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需要重新考量。这次运动，开始是“西化”运动（以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标记）；后来，一部分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这位民主与科学的旗手，转向到“俄化”方面去了（以中共的建立与党纲的制定为标记）。这样，新文化运动就出现了“西化”与“俄化”的分化。可是，90余年来，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从未认识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有过一次分化与变异，未认识到“西化”与“俄化”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反把追随俄化、马列化的倾向误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认为是对前期倡导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一种超越，因此一直给予正面、积极的评价。甚至成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重要依据。笔者认为，俄化、马列化的思想倾向在当时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一棵杂草，因为是杂草，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中国這样具有专制主义悠久传统的国土中，更适宜于它的生存和发展，因而愈来愈明显地威胁到西化在中国的进程，直至1949年之后完全打断了这个进程。百年来的中国文化运动始终贯穿着“西化”与“俄化”的矛盾与斗争，可惜这种矛盾与斗争对于中国命运的关系，很久很久沒有被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所发现。中国文化运动的悲剧在于，以“西化” 为前奏，经过一个时期的博弈，“俄化” 终于成了主旋律，唱响中国，大行其道。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俄化与马列化运动在1949年以来的六十余年中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所以，十月革命之风吹到中国，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共产主义之烈火的点燃，是中国离开人类文明的普世大道的开端，是对西化的排斥和对辛亥革命的背离。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许多中国人在共产党的宣传里凝结了这样的认识：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革命一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面貌就为之一新；毛泽东思想便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灯塔。如此等等。而在实际上是把中国引向了一条岔路与弯道。这里，我们无意苛责前人：你们在那时为什么“以俄为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呀？你们为什么放弃向西方国家学习，而轻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苦海，通过各种主义的比较，认为惟马列主义与向俄国人学习可以救中国，似乎情有可愿。但是，随着克里姆林宫顶上红星的熄灭，随着苏联的解体，列宁、斯大林的极权体制的垮台，直到俄国人将十月革命所打断的人类文明链条重新钳接，再加上中国人在共产极权统治下所遭受的不胜其数的灾难与不幸，我们今天应该有这个觉悟了。
现代史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辛亥革命？
笔者不是史学工作者，不知道对于现代史的开端问题，史学界是否有一个公认的说法，或者，对于现代史的开端问题是否进行过一番学术讨论。
据笔者所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出版的中共近代史都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收尾的，或者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转变到现代史的关节点。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呢？因为，这一时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获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鼓舞了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从这个崭新的学说中得到了启发，认为找到了解救中国光明的道路，并且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改变了俄国命运，也开始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这是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将马列为指导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作为现代史的开端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很遗憾，随着苏联的落幕，苏共在政治舞台上的消失，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实践经营中的凄惨破产，上述认识因此成了共产极权制度的陪葬品。既然十月革命之后七十四年的俄共（苏共）的极权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段歪歪斜斜的插曲，那么，跟随俄共闹革命的中共所上演的历史，也同样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这个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的起点或源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所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如其说是现代史的开端，不如说是埋下了中断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潜在因素，或者说，开启了颠覆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步伐，中国从此逐步走向背离人类文明的普世大道；直到1949年之后，随着毛泽东皇朝的确立，自由荡然无存，民主成了罪恶，血腥的极权统治全面出台，才完全扭转了辛亥革命所开辟的历史方向，全盘葬送了辛亥革命的成果。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覆灭，中国开始复苏，自由民主从地狱里爬出来，但仍不时受到“反自由化”的围剿，直至今天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未有正式的席位。所以，以马列主义为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之后所展开的历史不过是开了历史倒车，打断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没有理由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的。
对于台湾，对于国民党，当然是个例外。1949年之后，国民党守护台湾，继续操守三民主义，使辛亥的血脉得以延续。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惟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才可以说，中山先生的理想在台湾成为现实，“中华民国要做华人世界的民主模范。”胡锦涛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如果这样，国共两党为什么长期生死相拼？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难道也是共产党的纲领？
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惟辛亥革命而已！辛亥革命，上断皇权专制，下开共和新政，乃商周以降之大变局，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如果说，19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封闭的大清国门，西方的先进文明开始影响中国，亦开始改变中国，那么辛亥革命便是引进西方文明中的政治制度的一次伟大创举。这一创举，也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革，那就是帝制遭唾弃，共和理念深入人心。所以，辛亥之举是举政治革命、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于一炉，开辟了中华民族自由、民主、强盛的正确道路。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和台湾现代宪政民主的确立，都是这一革命的逻辑延伸。辛亥以来，中国的发展颇为艰辛，人民几度陷于苦海，除去外敌入侵这个原因，皆因为有的人、有的党派损害、背离、甚至颠覆了辛亥革命所举起的旗帜，所开辟的道路。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有的正在为少数学者所总结，对于多数国人，这还是一个未被重视、未被认识的领域。辛亥革命，不仅给我们以国家制度的创新，还给我们留下“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新法统新道统，这一精神财富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精髓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杰作，它既与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相决断，又不受马克思主义的污染。为我们建立自由民主、建设崭新国家奠定了规范基础，也是全体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础。相信总有一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清除历史成见，弥合历史创伤，统一于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再创中国的辉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