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事件震动了世界，更震动了中国的政局。薄熙来和左派是这个事件最大的输家，已成定局，但谁会是最大的赢家，尚不清楚。
薄熙来之所以成为最大的输家，是因为王立军的惊人之举，超出了薄熙来的预料。左派目前对王立军行为的解释，是他有病。即使这是真的，也不足以对王立军事件做出全部解释。我的解读是，王立军无法接受由他和忠于他的同伙来承担重庆打黑的政治代价，对薄熙来和中共做出了拼死反抗。王立军此举，暴露了中共的政治黑幕，有可能像当年林彪事件一样，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
王立军事件证明，薄熙来当年下决心打黑，并不容易。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大员来说，打黑都要准备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薄熙来作了这个准备，但他也相信自己有本钱赌赢。现在看来，他还是搞砸了。搞砸的一大原因，就是用了王立军这样一个“疯子”。这个疯子虽然很敢干也很能干，但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王立军显然很清楚薄熙来的为人，知道自己不过是薄的一个棋子，但他也认识到，薄熙来有赌赢的机会，自己可能从中得益。
薄熙来和王立军之间的关系说明，意识形态在中共的当权派中早已不重要，官员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甚至是类似黑帮的团伙关系。正是在个人和团伙利益的驱动下，地方当权派普遍与地方黑势力勾结，形成了无官不贪，无处不黑的局面，以致地方黑恶势力日益猖獗，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
正因为如此，中共早在06年就部署地方打黑，但没有地方大员认真执行。道理很简单，打黑对自己不利。那薄熙来为什么要打黑？首先是因为地方黑势力已经威胁到他本人的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薄熙来看到了打黑给自己带来的政治收益。薄熙来要打黑，面对著棘手的政治选择。理论上存在的一种选择，就是推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但这个选择在薄看来是不现实的，这不仅需要相当的时间，而且会威胁到整个中共当权派的利益。另外一种理论上存在的选择，就是严格按照司法程序办，依法打黑。但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法不治众，在一个利益分配完全失衡，完全没有公平可言的社会，试图通过法治来实现只有政治和社会改革才能实现的目标，只是一种幻想。一些当年的市场乌托邦主义者，现在又成了法治乌托邦主义者，认为法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丹，这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虚伪的。
薄熙来的选择是，一面把司法过程政治化，一面发动唱红对地方官员和恶势力进行威慑。这个做法虽然颇有成效，但也给自己引来了强大的敌人。司法过程的政治化早已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是，薄熙来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他与政治对手的矛盾。另一方面，这个选择也必然遭到中国自由派的强烈反对，遭到法律人的强烈反对。对此，薄熙来的选择是进行更大的社会政策改革，争取民心，同时避免给人民政治参与权，避免真正的政治改革。这个选择也让薄在政治上得了分。
但是，薄熙来不可能不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政治代价，他打黑的得力干将王立军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政治代价。王立军事件表明，王立军发现自己要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这可能与王立军的精神不正常有关，也可能与薄熙来过于自信，低估了王立军的反抗能力有关。
王立军事件会不会给地方黑势力反扑带来机会？这是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首先需要关注的大问题。王立军事件之后，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发展，就是汪洋宣布要打黑。这说明汪洋果然是比其他地方大员高明的政治家。可惜的是，中共内部这样的政治家太少了，而平庸无能，无所作为，甚至甘心与地方黑恶势力勾结的贪官则太多了。因此，汪洋打黑的成败，将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汪洋不能走出一条路子来，或者汪洋不过是用像征性地打黑为自己捞取政治本钱。或者汪洋也要为打黑而丢官，那就意味著一场玉石俱焚的大革命即将到来。（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