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0日 北京王府井
2011年2月20日，这一天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早有算计和臆想，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却依然显得那么突然和强烈。这一天我要比往常醒得稍早一些，我也许知道今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在这个社会中发生，但我无法不被这种好奇以及这好奇的乐趣所激励。我想，这好奇是天生就拥有意义的，我如此决定后关上了房门。
我11点左右来到了王府井大街，好奇心被攥到了嗓子眼，我太紧张了，因为角落里应该还会有人的比我更紧张。我强作镇定用手机在推特的向朋友们打了声招呼，可爱的苏雨桐女士回复到“现场直播员到位，连‘撇大条’都现场报道了！”哈，我刚才发送的是“我已到现场，正在某酒店厕所撇大条，保持联络通畅，撇大条也是一样。”
我先是在商场和大街上来回穿梭，反复故作镇定的东张西望。后来我痛下决心一定要去“革命圣地”近距离看一眼，这个决定让我稍微有些缺氧，虽然“麦当劳”就在马路的另一边，但靠近它却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4000米登山一样。麦当劳有些闷热，这里坐满了人，看到汉堡包都让我感到压抑，我感觉自己在这里太过暴漏，便假装没带钱匆匆从后门离开了这个布满阴霾的小屋。我开始装作像一个对高楼大厦特别感兴趣的游客，在拍摄了不少驻足的警车和周围环境后前往一个商场的会员中心上网。
下午2:00左右，当我再次前往麦当劳外时，发现这里的路口都已经拥堵住了……我脑海中对集会现场的回忆画面就像一部快进中的默片，人们摩肩擦踵、步步紧逼；如鱼群一般彼此聚集和簇拥。
人群的中间一度是一个张牙舞爪穿着红色冲锋衣的胖子国保，他反复要将一个手持茉莉花来到现场的男青年带走。他反复尝试终不能得逞，人群几乎可以将他淹没，就像一股四处移动的涡流。但是这个疯狂的国宝的目的也许就是将人们的注意力分散，破坏了聚集的有序进行。一群警察逐渐占领了麦当劳门口的高台，他们连成一圈驱逐着不断企图站上去的人们。他们无法驱散围观的人群，但他们只是在竭力消灭这次集会的形式感，削弱又一场公众演说再次发生的条件。国外记者们挤在人群中，将摄像机高高的举起，国宝们也将这个特征视反抗作标语，他们一定对这些外国媒体恨得要命，似乎是因为他们的发狂和丑陋被这些摄像机和媒体暴漏出来了一样恼羞成怒。他们就像吃屎的狗那样对头顶的探照灯又气又恼，有时还用手遮住自己的脸。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也在拍摄，他们有一个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好理由：“我在为国家拍摄”——他们在全国各地使用的摄像机正在无耻的记录着党棍乱伦“祖国母亲”的事实。你们使用这些器材时就是在对自己进行羞辱，我从你们脸上看出了这内心的挣扎。
我站在这个“战场”上，用相机记录着这里正在发生的事实。这里自由的力量、青春的气息。
在看守所
秋后算账在几天后逐渐开始了。2月26号下午一群警察挤进了我的住所，用手铐将我铐住，搬着我的电脑主机，一路小跑的把我塞进了一辆警车里。我坐在警车后排听到了那句著名的中国警察喧言：“抓你怎么了，小心哪天把你活埋了。”我说：“你们辛苦了，一天要埋那么多人……”那警察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转过去自言自语般得小声说“你丫还不信！”我叹了口了一声，再没说话。2月26日半夜，在阴冷的花家地派出所里我和一位网易公司的员工都是因为茉莉花被捕。而那个“政治觉悟”比我们都高的犯人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研究生，他传播的不良信息政治比较正确，因为他派发的是卖淫小广告。我和这位网易公司的员工聊到彼此被捕的事情，他说他只是用MSN与朋友谈论了220的事情，警察就找上门用手铐带了过来。他还说，他有一个在新浪就职并参与了此事的朋友已经被单位开除了。
2月27号凌晨，我们这两个同案人被手铐连在一起押上警车。在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海淀区看守所”的门牌突然从窗外闪过，持枪的警卫、灯火通明的方块楼房，空旷的草地。我们从地下停车场被带入大厅，我们六神涣散茫然的站在墙边。警察说，这里有个办案单位要进一步确认是否批捕我们，我没有报希望，他的希望也破灭了。领头的那个派出所警察热情地办理着手续，威胁着我在“权利告知书”上签字。告知书上赫然写着一句“犯罪嫌疑人在被第一次问询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与律师……。”而我也只好在这“诉讼权利告知书”上签字前就在上面写下“我的诉讼权利已被剥夺了”。……大门哐当关上了……一番“囚犯标准化”后我们在狱警的指挥下穿着新布鞋沿着黄线走走停停，并且即将被分配到不同的班房去，我们并排站着，尽力去用眼神安慰对方。
……在看守所里有嫌疑犯，有预审，有驻所的检察官，但我无法将他们分清，因为这里只有国保是真正的“自由人”。
随着进一步的筛选，一周后有好几位茉莉花参与者被带着脚镣、手铐、头套相继押送到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貌似以年龄最小的政治犯的身份”有幸”观摩了这个中国重量级政治犯们的伤心地。
虽然这里也关押着众多的杀手和诈骗犯，但是国保也会经常跑来客串。这个看守所的提讯室里有一道新修的格栅可以将罪犯和预审员隔开，但是这些市局来的“预审”们看上去永远也不会习惯。他们动不动就如野兽一样撞向格栅张牙舞爪着，这些猴子们肮脏的谩骂经常在楼道里不断回响起来……不过预审和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深仇大恨，他们只是像《哈利波特》里的摄魂怪那样是被用来摧毁一个人的尊严和勇气的工具，我的内心坚守着光明的真诚和坦然，他们也就省了那套。记得另外还有一个公安大学的女实习生也来拿我练手，可是她总被我引的跑题。她看起来知识丰富但并不自信，似乎很想为自己辩解。当天提审完毕她把我交付给狱警时我朝她笑着挥手告别，她看着我微微的皱起眉头。第二天我又被叫去提审，而她再没有出现，原先那个三十多岁的摄魂怪不耐烦的又重新将昨天进行完毕的讯问又重新过了一遍。那个年轻女警的实习可能结束了。
说起看守所里寥寥无几的女孩，在一次提审中一个与我一同烤着手铐面对面站在提讯室外的女孩让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可能也是一个“220”的受害者。她看起来脆弱极了，她含着眼泪就站在我的对面，就像是幼儿园中最后一个回不了家的孩子，但是我似乎能感觉到她散发出的一种奔跑的渴望，因为我也有。遭遇她之后我突然坚定了一个信念：不能再失去一份尊严。
在这里关押时，我惊喜的收到了朋友们存给我的钱，当我看到单据上他们手写的签名，心里倍感安慰，我眼前浮现出他们奔波来看我的摸样，眼泪是那么的温暖。另外在这里结识的“狱友”也令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因为二进宫日夜都带着脚镣的人对我却是非常友好和礼貌的。他从小在混迹在社会里，没有半点所谓的高雅文化，但他却是随时愿意为自己朴素的道义感挺身而出，即便他可能一辈子都将这样依靠暴力解决问题，但他和那些“伟光正”们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在监室里，还有一个憨厚老实的四川小伙，是唯一一个没有亲人给他寄钱的人，大家经常主动地会去照顾他，和他分享一些食物。监室里的“头板”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对我也非常好，他的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官司已经上诉至第7年，他在这里呆的时间最长，他教给我很多的东西，他对真诚看的很重，似乎也对政治犯抱有崇敬。
将近一个月后我又被送回了海淀看守所，得知一位叫杨栎的“茉莉花”参与者之前就关在我现在住的这个监室，我在这个监区一个月前听到的那让我一度崩溃的巨大的哀鸣就是他从这里发出的，他重度抑郁症发作已有一个多月。
一天下午，一群北京市的“高层”国保来了，他们挨个将这里的茉莉花青年审阅了一遍。居然是两个傲慢的年轻人，其中一个看起来十分轻佻，他估计因为那身挺拔的警服和璀璨的肩章而分外自恋呢，他对我们乱叫乱嚷，极其暴虐和浮躁，强烈怀疑是个不检点的官二代。
一天的疲惫刚刚结束，深夜我们又被叫醒提审。我坐在强射灯下，疲惫不堪，脸色死灰的预审在不断的脏话骂娘中透漏出要我正式同意他们保证书的内容画押签字。我对几个条款提出疑问，但又遭来阵阵辱骂，我要求停止，他再骂，我要他道歉，他却要我出示他骂我了的证据。一番无用的争论后终究对其的底线忍无可忍，横下心坚持“不道歉就换预审”总之拒绝继续这种方式写什么保证书。他们研究了半天无计可施放我回去了。
在延安
几天后我和其他人一样签署“取保候审”，但同时也将我移交给了户口所在地延安警方。来接我的一个拿着世界历史地图册的延安刑警，得知我家已经搬去西安很多年后，表现的很是惊讶和疑虑，说那就在西安站下车再安排人带我回家。
在火车上，一名刑警领我去餐车吃饭，就提前打开了我的手铐。一个列车员和警察搭话，说这趟车上一共有三个“茉莉花”犯人，延安刑警不断的向他使着眼色，还可笑的阴郁着脸，警惕性极强地扫视着邻桌的外国游客。
路上他们接到了一个陕西省国保打来的电话，表现出很不满压力很大的样子，那个怀揣世界历史地图册的警员也沉默不与我交谈了。睡觉前他们夸张的用随身携带的工字脚镣将我锁死。
下火车后居然被一群延安土豹子，带到了延安唯一的一个恶心得令人发指的拘留所，一群丑陋的“劳教委员会”代表们现场给我开具了的一份“寻衅滋事劳教2年”的劳教告知书和决定书……在延安的拘留所里暴力和腐败充斥着每一个角落，瘾君子和黑社会统统公开的交流着官场上自己靠山，这里的政府腐败的公开，腐败的彻底。看来红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延安一直保持着领先。
因为我拒绝被看守用踢腿的方式坐下，而被他们一顿暴打，直到现在腰还经常感到不适。一个因为自己又愚蠢又嚣张又土所以看我不顺眼的很胖的副所长在半夜喝醉了酒，将我叫醒，对我耍了一通酒疯，说什么自己就是“共产党特务”等等，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恐吓和羞辱。他出去后依然野劲难消，没一会儿居然又将隔壁监室里一个哑巴拉进看守室里暴打了好几个小时。那晚棒子抽打在人身上发出的巨大沉闷的撞击声、哑巴的嘶哑的叫声、打人者身上钥匙剧烈的抖动声和他累的半死的喘气声在夜幕中回荡着。期间哑巴的叫声突然停止了，他使唤一个在押犯慌慌张张的跑进监室拿了一条新毛巾又跑了出去。我躺在肮脏不堪的通铺上，两边各有一个负责监视我的犯人。我心里的阵阵作呕，愤怒将眼泪一点一点地挤出。
后来室友告诉我打人者原是派出所的一名警察，曾就是因为在审讯时虐打犯人使犯人不堪忍受而跳楼摔死，打人者仅仅在隔壁的看守所里关了一年连法庭都没有上，就又出来了，而出来后就又担任了这个拘留所的所长。我理解陈光诚在山东临沂都要遭遇什么了，这些在穷乡僻壤作恶的文盲和二逼们实在是愚蠢得透顶，公权力在这里丝毫还没有开化。我目睹了太多太多的肮脏和罪恶，这些恶人们终将要被送上法庭被人民清算。
在密云
4月初，我又被四个北京国保接回了北京。
路上一个领头的国保问了我四个问题，大意是问我认同不认同共产党是在搞独裁的事实，我的回答很简单，共产党不文明、不诚实、而且不民主。此外，我离奇的还和一个看着一点也不像传统国保的“文青”谈论了电影，我们两个交流的很活跃，他也不喜欢国产电影。而聊到艺术的时候，其他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突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不认可我声称自己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的说法，觉得我装逼无止境，因为没有任何我是艺术家的证明，我们争论了半天，最后不欢而散。
下车后，我终于知道了我不知道而他们一直就知道的事。我被再一次交给“黑头套”并被押送到好远好远以外的一个秘密地点。后来，我才知道我去了一趟密云水库，被关押在密云区一个离当地公安局并不太远的怪异的废弃宾馆内。
我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度过了漫长的一个月，在这里唯一美好的事物就是透过厕所里的窗户缝隙看到不远处那一簇金黄色的迎春花，以及一抹绿的璀璨的深山，还有远处一颗总在阴影里的高大松树；还有每天都随着日出日落变化在窗帘上的投影斑纹，而这张黄不拉几脏兮兮的窗帘就是我是否还存在着的一个参照物，我整日坐在房子中央面对着它，它带给我的变化的时间，它带给我地球自转的证明。
这里无声的酷刑使我就像是一个瞎了眼睛的赌徒，感官拾取着每一丝少的可怜的细微环境变化，大脑让它的每一个神经信号都变成了爆米花，猜测、幻觉、臆想塞满挤压着我的头颅。
这里是这个国家诸多秘密监狱中的一座。这里森严的制度规定犯人要被时时刻刻用手铐铐在椅子上，就连晚上睡觉时也不能取开，有一个第一次来看守我的“大呆鹅”就在我要去上厕所时遇到了他又一个人生中的重大难题。在这里的一天早上我头痛欲裂，可一个看守却刚好来用脚踢的方式叫我起床，忽然间我怒火中烧，拒不合作的强睡了一个小时。看守遂上报了这里的尴尬，到了中午，看守头子决定以饿我一餐加以惩罚。不给吃饭？那好我接着去睡！我拉开铺盖又继续躺了下去。几秒钟后看守头子就赶了过来，一阵拳打脚踢过后，他怒不可遏地将我拉起来瞪着他那年轻暴虐的脸和眼，他又轮起手打了我两个耳光，并且盯着看我。我慢慢的抬起头像重获新生了一般冲着他那自卑、卑鄙的脸咆哮到——“来！你打！接着打啊！懦夫！”他的脸上写满了惊讶，但也只好继续向我的脸左右开弓。旁边一个女人夸张的叫道“哈，给脸不要脸！这是你让打得。”听到这声音我意识到这就是那个每天下午都在楼下欢乐的溜着狗谈笑着的那个女人。我侧过头去，对着那个正在僵着头看我的女人用轻蔑的舌尖清晰的吐出三个字：法西斯！
……一翻殴打与被殴打的较量结束了，被殴打者争取到了更加宽松的监禁条件。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的黑色政权面临的是全人类的挑战；因为他们必须害怕，因为他们的无耻暴政正在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冲撞。在这里我也时不时用各种方法放松自己正在趋于发疯的大脑。我和看守们说话，逗他们说话，有时就把现编的诗句朗诵出来。这些看守们都是一些临近区县的派出所的抽调过来的普通警察，每周一调换，他们除了盯住我看以外，还记录我的任何“生命体征”，包括我何时喝了几杯水，何时大小便了，有没有遵守他们命令，而有的看守看到我自言自语也会记录在本子上，那就像一本实验记录。比较善谈的看守，他在在我面前互相谈论同事和儿女，有些不善谈的就在我四周静静的坐着时不时的看我一眼。……
之后很多天以后，我又被突然地蒙头带走，再又是返回户籍所在延安，直到5月2日我被父母接走。
“审判”的经过
从一开始被抓，就注定了这是一场污秽的政治审问，但他们有时会拙劣地把我往和其他刑事罪行上牵扯，有时干脆就大呼我犯了“反革命”罪。
他们从一个专业的网监队伍那里捧回来厚厚一沓我的罪证材料，大部分都是打印下来的网页，并且每一个项目的旁边还有专门机构所作的评级。最后，还有几页网监舆情方面给出的有关“邪恶指数”的专业性评估，我的预审看了那上面对我的专业描述后对我刮目相看，估计那上面是说我坏到骨子里了。
党国体制真没一点高效率的地方，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上级太过空虚。底下的办案人员就向被牵线的木偶一样一遍一遍重复的做着笔录，也许是真的被动到了需要靠不断的重复劳动来弥补自己的困惑感和混乱感的地步了。总之我没什么隐瞒的，我就不断的重复诉说、诉说，直到自己感觉自己不像是在回忆而像是在背诵。由于在三月中旬要求写保证书时，我没有写，辛苦自己到后来至少被强迫写了两次保证书和悔过书。
双摄像头、大照明灯、精钢座椅是北京“一看”（看守所）的标配，延安的记忆则是黑压压窑洞里的有近百年历史的大黑铁椅子。
在密云的时候主要是调查我和艾未未之间的联系，我就如实道来，说自己现在和艾未未没联系了，并告诉他们艾胖子不是我菜。但是他们似乎要搜集有关艾未未的一切信息，包括我不喜欢艾未未哪一点，我如实说来，我说我觉得艾未未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还特别专横和过于自负……让我没想到的事，他们似乎乐坏了！就像是在万圣节那收到了一大包糖果的小孩，我深受打击，说我在推上说的比这些形象充实的多了。他们一下失望很多，就像突然对糖果失去了胃口。
他们非常想知道谁是幕后主使，一度说已经有人指正我就是主使了，一度又说有证据证明XXX脱不了干系，他们越到后期越像失去了线索的猎犬。
……今天，我的回忆依然清晰——“革命”要是来了，你真的阻挡的了么？
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一个肥胖的预审吼道：“你说你犯的是什么罪！？你煽风点火还不严重么！你的邪恶指数等同杀了3个人！甚至更多！革命万一真的发生了你想过么？到时候死的人都得算到你的头上……”
“你除了打人还会什么！”——我的怒喊让一个衣冠楚楚的高层官员有些慌张，他走到被春风卷起的窗帘旁说道“我还会把窗户关上。”
“我们现在是为你好，而不是为了你坏，你要明白。”
“等一下，我们一起照个像吧！”——国保将他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
国家先后对我的行为定义了“非法集会”与“寻衅滋事。”后来一个国保可能为了安慰我说道：“判你刑法第105条也不是不可能，你又不是不懂政治。”
2011年2月20日，这一天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早有算计和臆想，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却依然显得那么突然和强烈。这一天我要比往常醒得稍早一些，我也许知道今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在这个社会中发生，但我无法不被这种好奇以及这好奇的乐趣所激励。我想，这好奇是天生就拥有意义的，我如此决定后关上了房门。
我11点左右来到了王府井大街，好奇心被攥到了嗓子眼，我太紧张了，因为角落里应该还会有人的比我更紧张。我强作镇定用手机在推特的向朋友们打了声招呼，可爱的苏雨桐女士回复到“现场直播员到位，连‘撇大条’都现场报道了！”哈，我刚才发送的是“我已到现场，正在某酒店厕所撇大条，保持联络通畅，撇大条也是一样。”
我先是在商场和大街上来回穿梭，反复故作镇定的东张西望。后来我痛下决心一定要去“革命圣地”近距离看一眼，这个决定让我稍微有些缺氧，虽然“麦当劳”就在马路的另一边，但靠近它却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4000米登山一样。麦当劳有些闷热，这里坐满了人，看到汉堡包都让我感到压抑，我感觉自己在这里太过暴漏，便假装没带钱匆匆从后门离开了这个布满阴霾的小屋。我开始装作像一个对高楼大厦特别感兴趣的游客，在拍摄了不少驻足的警车和周围环境后前往一个商场的会员中心上网。
下午2:00左右，当我再次前往麦当劳外时，发现这里的路口都已经拥堵住了……我脑海中对集会现场的回忆画面就像一部快进中的默片，人们摩肩擦踵、步步紧逼；如鱼群一般彼此聚集和簇拥。
人群的中间一度是一个张牙舞爪穿着红色冲锋衣的胖子国保，他反复要将一个手持茉莉花来到现场的男青年带走。他反复尝试终不能得逞，人群几乎可以将他淹没，就像一股四处移动的涡流。但是这个疯狂的国宝的目的也许就是将人们的注意力分散，破坏了聚集的有序进行。一群警察逐渐占领了麦当劳门口的高台，他们连成一圈驱逐着不断企图站上去的人们。他们无法驱散围观的人群，但他们只是在竭力消灭这次集会的形式感，削弱又一场公众演说再次发生的条件。国外记者们挤在人群中，将摄像机高高的举起，国宝们也将这个特征视反抗作标语，他们一定对这些外国媒体恨得要命，似乎是因为他们的发狂和丑陋被这些摄像机和媒体暴漏出来了一样恼羞成怒。他们就像吃屎的狗那样对头顶的探照灯又气又恼，有时还用手遮住自己的脸。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也在拍摄，他们有一个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好理由：“我在为国家拍摄”——他们在全国各地使用的摄像机正在无耻的记录着党棍乱伦“祖国母亲”的事实。你们使用这些器材时就是在对自己进行羞辱，我从你们脸上看出了这内心的挣扎。
我站在这个“战场”上，用相机记录着这里正在发生的事实。这里自由的力量、青春的气息。
在看守所
秋后算账在几天后逐渐开始了。2月26号下午一群警察挤进了我的住所，用手铐将我铐住，搬着我的电脑主机，一路小跑的把我塞进了一辆警车里。我坐在警车后排听到了那句著名的中国警察喧言：“抓你怎么了，小心哪天把你活埋了。”我说：“你们辛苦了，一天要埋那么多人……”那警察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转过去自言自语般得小声说“你丫还不信！”我叹了口了一声，再没说话。2月26日半夜，在阴冷的花家地派出所里我和一位网易公司的员工都是因为茉莉花被捕。而那个“政治觉悟”比我们都高的犯人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研究生，他传播的不良信息政治比较正确，因为他派发的是卖淫小广告。我和这位网易公司的员工聊到彼此被捕的事情，他说他只是用MSN与朋友谈论了220的事情，警察就找上门用手铐带了过来。他还说，他有一个在新浪就职并参与了此事的朋友已经被单位开除了。
2月27号凌晨，我们这两个同案人被手铐连在一起押上警车。在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海淀区看守所”的门牌突然从窗外闪过，持枪的警卫、灯火通明的方块楼房，空旷的草地。我们从地下停车场被带入大厅，我们六神涣散茫然的站在墙边。警察说，这里有个办案单位要进一步确认是否批捕我们，我没有报希望，他的希望也破灭了。领头的那个派出所警察热情地办理着手续，威胁着我在“权利告知书”上签字。告知书上赫然写着一句“犯罪嫌疑人在被第一次问询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与律师……。”而我也只好在这“诉讼权利告知书”上签字前就在上面写下“我的诉讼权利已被剥夺了”。……大门哐当关上了……一番“囚犯标准化”后我们在狱警的指挥下穿着新布鞋沿着黄线走走停停，并且即将被分配到不同的班房去，我们并排站着，尽力去用眼神安慰对方。
……在看守所里有嫌疑犯，有预审，有驻所的检察官，但我无法将他们分清，因为这里只有国保是真正的“自由人”。
随着进一步的筛选，一周后有好几位茉莉花参与者被带着脚镣、手铐、头套相继押送到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貌似以年龄最小的政治犯的身份”有幸”观摩了这个中国重量级政治犯们的伤心地。
虽然这里也关押着众多的杀手和诈骗犯，但是国保也会经常跑来客串。这个看守所的提讯室里有一道新修的格栅可以将罪犯和预审员隔开，但是这些市局来的“预审”们看上去永远也不会习惯。他们动不动就如野兽一样撞向格栅张牙舞爪着，这些猴子们肮脏的谩骂经常在楼道里不断回响起来……不过预审和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深仇大恨，他们只是像《哈利波特》里的摄魂怪那样是被用来摧毁一个人的尊严和勇气的工具，我的内心坚守着光明的真诚和坦然，他们也就省了那套。记得另外还有一个公安大学的女实习生也来拿我练手，可是她总被我引的跑题。她看起来知识丰富但并不自信，似乎很想为自己辩解。当天提审完毕她把我交付给狱警时我朝她笑着挥手告别，她看着我微微的皱起眉头。第二天我又被叫去提审，而她再没有出现，原先那个三十多岁的摄魂怪不耐烦的又重新将昨天进行完毕的讯问又重新过了一遍。那个年轻女警的实习可能结束了。
说起看守所里寥寥无几的女孩，在一次提审中一个与我一同烤着手铐面对面站在提讯室外的女孩让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可能也是一个“220”的受害者。她看起来脆弱极了，她含着眼泪就站在我的对面，就像是幼儿园中最后一个回不了家的孩子，但是我似乎能感觉到她散发出的一种奔跑的渴望，因为我也有。遭遇她之后我突然坚定了一个信念：不能再失去一份尊严。
在这里关押时，我惊喜的收到了朋友们存给我的钱，当我看到单据上他们手写的签名，心里倍感安慰，我眼前浮现出他们奔波来看我的摸样，眼泪是那么的温暖。另外在这里结识的“狱友”也令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因为二进宫日夜都带着脚镣的人对我却是非常友好和礼貌的。他从小在混迹在社会里，没有半点所谓的高雅文化，但他却是随时愿意为自己朴素的道义感挺身而出，即便他可能一辈子都将这样依靠暴力解决问题，但他和那些“伟光正”们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在监室里，还有一个憨厚老实的四川小伙，是唯一一个没有亲人给他寄钱的人，大家经常主动地会去照顾他，和他分享一些食物。监室里的“头板”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对我也非常好，他的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官司已经上诉至第7年，他在这里呆的时间最长，他教给我很多的东西，他对真诚看的很重，似乎也对政治犯抱有崇敬。
将近一个月后我又被送回了海淀看守所，得知一位叫杨栎的“茉莉花”参与者之前就关在我现在住的这个监室，我在这个监区一个月前听到的那让我一度崩溃的巨大的哀鸣就是他从这里发出的，他重度抑郁症发作已有一个多月。
一天下午，一群北京市的“高层”国保来了，他们挨个将这里的茉莉花青年审阅了一遍。居然是两个傲慢的年轻人，其中一个看起来十分轻佻，他估计因为那身挺拔的警服和璀璨的肩章而分外自恋呢，他对我们乱叫乱嚷，极其暴虐和浮躁，强烈怀疑是个不检点的官二代。
一天的疲惫刚刚结束，深夜我们又被叫醒提审。我坐在强射灯下，疲惫不堪，脸色死灰的预审在不断的脏话骂娘中透漏出要我正式同意他们保证书的内容画押签字。我对几个条款提出疑问，但又遭来阵阵辱骂，我要求停止，他再骂，我要他道歉，他却要我出示他骂我了的证据。一番无用的争论后终究对其的底线忍无可忍，横下心坚持“不道歉就换预审”总之拒绝继续这种方式写什么保证书。他们研究了半天无计可施放我回去了。
在延安
几天后我和其他人一样签署“取保候审”，但同时也将我移交给了户口所在地延安警方。来接我的一个拿着世界历史地图册的延安刑警，得知我家已经搬去西安很多年后，表现的很是惊讶和疑虑，说那就在西安站下车再安排人带我回家。
在火车上，一名刑警领我去餐车吃饭，就提前打开了我的手铐。一个列车员和警察搭话，说这趟车上一共有三个“茉莉花”犯人，延安刑警不断的向他使着眼色，还可笑的阴郁着脸，警惕性极强地扫视着邻桌的外国游客。
路上他们接到了一个陕西省国保打来的电话，表现出很不满压力很大的样子，那个怀揣世界历史地图册的警员也沉默不与我交谈了。睡觉前他们夸张的用随身携带的工字脚镣将我锁死。
下火车后居然被一群延安土豹子，带到了延安唯一的一个恶心得令人发指的拘留所，一群丑陋的“劳教委员会”代表们现场给我开具了的一份“寻衅滋事劳教2年”的劳教告知书和决定书……在延安的拘留所里暴力和腐败充斥着每一个角落，瘾君子和黑社会统统公开的交流着官场上自己靠山，这里的政府腐败的公开，腐败的彻底。看来红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延安一直保持着领先。
因为我拒绝被看守用踢腿的方式坐下，而被他们一顿暴打，直到现在腰还经常感到不适。一个因为自己又愚蠢又嚣张又土所以看我不顺眼的很胖的副所长在半夜喝醉了酒，将我叫醒，对我耍了一通酒疯，说什么自己就是“共产党特务”等等，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恐吓和羞辱。他出去后依然野劲难消，没一会儿居然又将隔壁监室里一个哑巴拉进看守室里暴打了好几个小时。那晚棒子抽打在人身上发出的巨大沉闷的撞击声、哑巴的嘶哑的叫声、打人者身上钥匙剧烈的抖动声和他累的半死的喘气声在夜幕中回荡着。期间哑巴的叫声突然停止了，他使唤一个在押犯慌慌张张的跑进监室拿了一条新毛巾又跑了出去。我躺在肮脏不堪的通铺上，两边各有一个负责监视我的犯人。我心里的阵阵作呕，愤怒将眼泪一点一点地挤出。
后来室友告诉我打人者原是派出所的一名警察，曾就是因为在审讯时虐打犯人使犯人不堪忍受而跳楼摔死，打人者仅仅在隔壁的看守所里关了一年连法庭都没有上，就又出来了，而出来后就又担任了这个拘留所的所长。我理解陈光诚在山东临沂都要遭遇什么了，这些在穷乡僻壤作恶的文盲和二逼们实在是愚蠢得透顶，公权力在这里丝毫还没有开化。我目睹了太多太多的肮脏和罪恶，这些恶人们终将要被送上法庭被人民清算。
在密云
4月初，我又被四个北京国保接回了北京。
路上一个领头的国保问了我四个问题，大意是问我认同不认同共产党是在搞独裁的事实，我的回答很简单，共产党不文明、不诚实、而且不民主。此外，我离奇的还和一个看着一点也不像传统国保的“文青”谈论了电影，我们两个交流的很活跃，他也不喜欢国产电影。而聊到艺术的时候，其他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突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不认可我声称自己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的说法，觉得我装逼无止境，因为没有任何我是艺术家的证明，我们争论了半天，最后不欢而散。
下车后，我终于知道了我不知道而他们一直就知道的事。我被再一次交给“黑头套”并被押送到好远好远以外的一个秘密地点。后来，我才知道我去了一趟密云水库，被关押在密云区一个离当地公安局并不太远的怪异的废弃宾馆内。
我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度过了漫长的一个月，在这里唯一美好的事物就是透过厕所里的窗户缝隙看到不远处那一簇金黄色的迎春花，以及一抹绿的璀璨的深山，还有远处一颗总在阴影里的高大松树；还有每天都随着日出日落变化在窗帘上的投影斑纹，而这张黄不拉几脏兮兮的窗帘就是我是否还存在着的一个参照物，我整日坐在房子中央面对着它，它带给我的变化的时间，它带给我地球自转的证明。
这里无声的酷刑使我就像是一个瞎了眼睛的赌徒，感官拾取着每一丝少的可怜的细微环境变化，大脑让它的每一个神经信号都变成了爆米花，猜测、幻觉、臆想塞满挤压着我的头颅。
这里是这个国家诸多秘密监狱中的一座。这里森严的制度规定犯人要被时时刻刻用手铐铐在椅子上，就连晚上睡觉时也不能取开，有一个第一次来看守我的“大呆鹅”就在我要去上厕所时遇到了他又一个人生中的重大难题。在这里的一天早上我头痛欲裂，可一个看守却刚好来用脚踢的方式叫我起床，忽然间我怒火中烧，拒不合作的强睡了一个小时。看守遂上报了这里的尴尬，到了中午，看守头子决定以饿我一餐加以惩罚。不给吃饭？那好我接着去睡！我拉开铺盖又继续躺了下去。几秒钟后看守头子就赶了过来，一阵拳打脚踢过后，他怒不可遏地将我拉起来瞪着他那年轻暴虐的脸和眼，他又轮起手打了我两个耳光，并且盯着看我。我慢慢的抬起头像重获新生了一般冲着他那自卑、卑鄙的脸咆哮到——“来！你打！接着打啊！懦夫！”他的脸上写满了惊讶，但也只好继续向我的脸左右开弓。旁边一个女人夸张的叫道“哈，给脸不要脸！这是你让打得。”听到这声音我意识到这就是那个每天下午都在楼下欢乐的溜着狗谈笑着的那个女人。我侧过头去，对着那个正在僵着头看我的女人用轻蔑的舌尖清晰的吐出三个字：法西斯！
……一翻殴打与被殴打的较量结束了，被殴打者争取到了更加宽松的监禁条件。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的黑色政权面临的是全人类的挑战；因为他们必须害怕，因为他们的无耻暴政正在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冲撞。在这里我也时不时用各种方法放松自己正在趋于发疯的大脑。我和看守们说话，逗他们说话，有时就把现编的诗句朗诵出来。这些看守们都是一些临近区县的派出所的抽调过来的普通警察，每周一调换，他们除了盯住我看以外，还记录我的任何“生命体征”，包括我何时喝了几杯水，何时大小便了，有没有遵守他们命令，而有的看守看到我自言自语也会记录在本子上，那就像一本实验记录。比较善谈的看守，他在在我面前互相谈论同事和儿女，有些不善谈的就在我四周静静的坐着时不时的看我一眼。……
之后很多天以后，我又被突然地蒙头带走，再又是返回户籍所在延安，直到5月2日我被父母接走。
“审判”的经过
从一开始被抓，就注定了这是一场污秽的政治审问，但他们有时会拙劣地把我往和其他刑事罪行上牵扯，有时干脆就大呼我犯了“反革命”罪。
他们从一个专业的网监队伍那里捧回来厚厚一沓我的罪证材料，大部分都是打印下来的网页，并且每一个项目的旁边还有专门机构所作的评级。最后，还有几页网监舆情方面给出的有关“邪恶指数”的专业性评估，我的预审看了那上面对我的专业描述后对我刮目相看，估计那上面是说我坏到骨子里了。
党国体制真没一点高效率的地方，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上级太过空虚。底下的办案人员就向被牵线的木偶一样一遍一遍重复的做着笔录，也许是真的被动到了需要靠不断的重复劳动来弥补自己的困惑感和混乱感的地步了。总之我没什么隐瞒的，我就不断的重复诉说、诉说，直到自己感觉自己不像是在回忆而像是在背诵。由于在三月中旬要求写保证书时，我没有写，辛苦自己到后来至少被强迫写了两次保证书和悔过书。
双摄像头、大照明灯、精钢座椅是北京“一看”（看守所）的标配，延安的记忆则是黑压压窑洞里的有近百年历史的大黑铁椅子。
在密云的时候主要是调查我和艾未未之间的联系，我就如实道来，说自己现在和艾未未没联系了，并告诉他们艾胖子不是我菜。但是他们似乎要搜集有关艾未未的一切信息，包括我不喜欢艾未未哪一点，我如实说来，我说我觉得艾未未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还特别专横和过于自负……让我没想到的事，他们似乎乐坏了！就像是在万圣节那收到了一大包糖果的小孩，我深受打击，说我在推上说的比这些形象充实的多了。他们一下失望很多，就像突然对糖果失去了胃口。
他们非常想知道谁是幕后主使，一度说已经有人指正我就是主使了，一度又说有证据证明XXX脱不了干系，他们越到后期越像失去了线索的猎犬。
……今天，我的回忆依然清晰——“革命”要是来了，你真的阻挡的了么？
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一个肥胖的预审吼道：“你说你犯的是什么罪！？你煽风点火还不严重么！你的邪恶指数等同杀了3个人！甚至更多！革命万一真的发生了你想过么？到时候死的人都得算到你的头上……”
“你除了打人还会什么！”——我的怒喊让一个衣冠楚楚的高层官员有些慌张，他走到被春风卷起的窗帘旁说道“我还会把窗户关上。”
“我们现在是为你好，而不是为了你坏，你要明白。”
“等一下，我们一起照个像吧！”——国保将他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
国家先后对我的行为定义了“非法集会”与“寻衅滋事。”后来一个国保可能为了安慰我说道：“判你刑法第105条也不是不可能，你又不是不懂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