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以前，胡锦涛以“王储”的身份访问美国，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那时，不仅中国民众，而且大部分的西方政要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对“胡温新政”抱有极高的期待。美国政府方面希望以礼遇来赢得胡的好感，并促使胡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然而，胡锦涛即将结束其任期之际，人们发现：胡锦涛是毛泽东之后最仇视西方的中共领导人，他试图以“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挑战西方的民主制度，而中国的人权状况也发生了大幅的倒退。
我个人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证明：由于我与刘晓波一起参与许多人权活动，比如组织独立中文笔会、发表各种公开信等，在江泽民时代，我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跟踪、电话监听，但他们一般斗士偷偷摸摸地干这些事情，似乎还有一点廉耻之心；但在胡锦涛时代，秘密警察在“六四”等敏感的日子，直接用桌子抵住我的家门，不让我出门，他们明目张胆地干坏事，已经毫无羞耻感。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我被软禁、绑架和酷刑折磨。秘密警察头子甚至威胁说：“我们不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你活埋。”秘密警察的黑帮化，表明胡锦涛时代的中国正在大步地走向法西斯化。
人类的愚蠢就在于：他们总是在曾经跌倒的地方第二次跌倒。如今，习近平也以中共党魁和中国元首的接班人的身份访美，人们把当年寄予胡锦涛的热望重新投射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习近平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呢？
乐观的舆论四处弥漫。最让人吃惊的，是曾和习近平接触过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习近平的评价。李光耀说：“我会把习近平视为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同一层次的人物。一个曾有过不幸遭遇，但不会因此影响判断的高度情绪稳定之辈。”
这句话让我惊诧不已。因为习近平和曼德拉的相似之处，并不比希特勒和罗斯福的相似之处多。说到“不幸遭遇”，曼德拉是为了人权和自由坐了二十七年的黑牢，出狱之后以宽恕和仁爱的精神推动南非的社会转型与族群和解，无愧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殊荣；而习近平则是青年时代作为倒台的中共高级官员的后人，被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政策席卷到贫穷的西部山村当“知青”，他对那段历史并无公开的反省和批判，反倒说“吃苦”的经历让自己对党更加忠诚。
而对于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差异，人们常用“团派”（共青团）和“太子党”来区分。在我看来，两者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共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经济增长成为其惟一值得夸耀的地方。
而经济增长带来的，不是“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目标，而是一个高度腐败的官僚集团对财富和资源的垄断。这种高度的垄断甚至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期。比如，李鹏家族垄断了中国的电力系统，李鹏的女儿是国家电力集团的总经理，李鹏的儿子是煤炭产量最大的山西省主管能源的副省长。许多高级官员的家人都参与房地产开发，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和姐夫邓家贵便拥有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北京中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他们做生意比谁都轻松：为了讨好习近平，各个地方政府都争先恐后地将最好的土地献给这家公司。二零零九年，邓家贵的生意合伙人在香港购买了一栋价值一亿五千万港币的豪宅，可见邓家贵简直就是富可敌国。
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只是这个由几百个家族组成的权贵集团推选出来的代理人而已。他们不是经过西方式的选举而任职的，而是小集团黑箱操作的产物。他们不是因为多么聪明能干才脱颖而出，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的平庸，他们对这个利益集团的“无害”。
与胡锦涛一样，如果说习近平有什么特殊才能，那就是某种走钢丝式的平衡能力。习近平曾经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任职，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也没有千夫所指的劣迹。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他比当年的胡锦涛隐藏得更深。与在重庆推行毛泽东式的政策的薄熙来相比，虽然同样是太子党，但习近平是一个没有棱角、也没有争议的人。习近平的家族背景让中共的元老们放心，因为他是“我们的人”；习近平曾任职于军队，使得军方和强力部门都支持他；习近平的父亲是在毛泽东时代最先被打倒的开明派，这也让对党内自上而下地推行政治改革抱有希望的群体，认为习近平有可能像父亲一样开明。
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像混凝土一样“板块化”的今天，习近平最多就是一个“维持会会长”。在中共统治的危机日趋严重之际，中共需要的是一个有魄力和远见的领导人，习近平并不符合这个要求。但是，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已经朽坏了，无法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筛选出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优秀的领导人来。
那么，这个外强中干的政权还能维持十年吗？胡锦涛把权力交给习近平，总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毕竟末代之君不是我。习近平战战兢兢地走上驾驶座位，等待他的是一段怎样的路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