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7日，作者和余杰，两个流亡者的合影。如今，一个国内、一个国外。
龙年伊始，悖逆先祖敬神祭天传统的人们，再一次以龙的图腾填补信仰的空虚，掩盖对权钱的迷信崇拜。当官方借春晚等愚乐对国民进行精神麻醉的时候，严寒中许多访民乞讨为生，无处栖身，躲在桥洞下露宿；曾组织访民春晚的东北访民赵振甲等除夕日被抓走；上海数十访民大年初一给温家宝总理拜年被抓……当文化太监们歌颂党与国的偶像时，长期被软禁的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盲人律师陈光诚夫妇，却无法看望同样被监视的父母；西藏炉霍县和平抗议的6名藏人被中共武警枪杀，30多人受伤……当中共的高级“五毛”司马南，前往一贯被他唾骂的美国过春节时，34名敢言的记者和撰稿人，因所谓“煽动颠覆政权”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正被关在狱中……当官方组织文化艺术界联欢，那些新老被圈养人，面对镜头露出或真或假的“幸福”笑脸时，长期被封杀、监视，曾遭酷刑虐待，被威胁活埋的作家余杰，不久前携妻儿被流亡美国（详见余杰《我的去国声明》）；被判监十年的南京师大教师郭泉的妻子李静和儿子郭义，近日也被出走异国；而更多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精英已经或正在移民国外……
中共专制将人的良知与民族隔离，将公民的权利与祖国隔离，打造起远远超过奥威尔想像的“动物庄园”，这里不允许人的存在，只容主子安身，只盛产奴才与奴隶。真正的中国被专制强权流亡，难以栖息在自己的国土。
一个人的营养不断流失，必然走向衰亡；一个国家的少数权贵维持逆淘汰体制，同样自取灭亡。
一、第三帝国的流亡
卡尔•冯•奥西茨基 朋霍费尔
当年，正是丢弃了超越性的信仰根基，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走向了理性的反面，孕育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促使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篡权。纳粹一体化先夺权、再烧书，最后走向烧人。1933年4月从德国大学校园中开始的“文化清洗运动”，实行“文化同质性要求”，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统一思想”。此后，2400多名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以及上万名文化精英，在德国的社会文化领域中被排除，在国内“内心流亡”或国外“肉体流亡”。1969年美国学术界公布了一份涉及到所有学科领域中最为杰出的300名流亡科学家的传记名单，他们当中的79%，即238人是从纳粹德国版图内逃亡出来的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正是他们，在美国成了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参看《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李工真，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当真正的德国被流亡，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度。一些纳粹科学家秘密研制原子弹，充当法西斯的帮凶，另一些流亡的德国科学家则参与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留在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对纳粹保持沉默，但他的二儿子参与暗杀希特勒未遂而被杀害，使普朗克为自己的行为悔恨终生；被迫流亡出国的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反对纳粹，希特勒悬赏两万马克要他的人头，纳粹科学家纷纷谩骂、攻击爱因斯坦；著名的思想重镇法兰克福研究所被迫迁往美国，成员分散，留在国内的哲学家胡塞尔和雅思贝尔斯遭受迫害，海德格尔与纳粹合作。
“焚书驱儒”后，纳粹德国的文化教育完全法西斯化。另一方面，德国也存在“国内流亡”的反法西斯抵抗力量，以“红色合唱团”（又译红色乐队）、“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白玫瑰”抵抗运动、讽刺文学团体“胡椒末”和“坟窟”剧团等为代表。德国杰出的政治记者、政论家和著名的反法西斯和平战士卡尔•冯•奥西茨基，不断撰文反对希特勒，唤醒国民警惕法西斯，不要支持纳粹，先后4次身陷囹圄，受到非人的虐待，1936年，成为第一个在囚牢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35年度）的人（1938年被迫害致病而亡）。1939年7月7日，33岁的神学家朋霍费尔，离开安全而自由的美国，返回黑暗的祖国，与同胞共担苦难，力阻狂轮。纳粹崩溃前夕，1945年4月9日，朋霍费尔与五位战友一起在绞刑架上就义。（参看《力阻狂轮》，[德]温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狱中书简》，[德]朋霍费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故事片《朋霍费尔》，2003年）
更多的文学艺术家们被“国外流亡”，以作家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戏剧家布莱希特、音乐大师勋伯格等为代表，他们成立德国作家联合会等组织，创办出版社、杂志、图书馆，创作小说、诗歌、戏剧、广播剧、电影，抨击纳粹的罪行，揭露法西斯崛起的根源。戏剧家布鲁克纳借《种族》一剧由民主派变成纳粹再转变回来的青年之口，否定了纳粹对祖国的占有：“千秋万代，德国永存。这也是我的德国：千秋万代，永难改变！”流亡也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与法西斯的共同性质。著名的原共产国际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员蒙森堡（又译明岑贝格），西班牙战争时，他抨击斯大林政策，后来又谴责斯大林与希特勒勾结，背叛德国人民。他与共产党决裂后预言，希特勒垮台后的共产党专制同样不是真正的德国。因此，1940年他在法国被暗杀。另外，在苏联文化部门工作的约130名德国流亡者，有70%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捕。（参看《希特勒与知识分子》，刘国柱，时事出版社，2000年11月；《新秩序》，海南出版社，2001年3月；《纳粹德国文学史》[英]J•M•里奇，文汇出版社，2006年1月）
当大批优秀的德国文化精英在祖国被纳粹的党棍们替换的时候，也注定了纳粹灭亡的结局。
索尔仁尼琴 萨哈罗夫
说到流亡，国人最熟悉的还是苏俄。比起十九世纪英国的拜伦、德国的海涅、法国的卢梭、伏尔泰、雨果等人的流亡，俄罗斯流亡者的规模堪称世界流亡史的奇观，经历了十月革命、二战后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三次流亡浪潮。
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变。他们夺权后以为通过立宪会议选举可以取得统治合法性，但遭到大多数国民的反对，在全国只获得24%的选票，与之竞争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选票比他们多出两倍多，于是，布尔什维克便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用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组成政府，废除原先的法律。从此，俄罗斯陷入恐怖血腥之中。先后有一千多万（一说二百多万）人流亡国外，其中包括绝大多数各界精英，有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弗兰克、布尔加科夫等，作家布宁、阿尔志跋绥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阿•托尔斯泰、扎米亚京、纳博科夫、吉比乌斯、维茨塔耶娃等，画家列宾、科罗温、康定斯基等，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等，戏剧家米•契诃夫等，芭蕾舞明星巴甫洛娃、尼任斯基等，电影演员莫茹欣、夏里亚宾等。他们在布拉格、柏林、巴黎等地，创办大学、研究院、出版社等，组织协会、社团、沙龙。正如女诗人和评论家吉比乌斯所言，流亡的俄罗斯侨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微型的俄罗斯”。诗人阿•阿恰伊尔在著名的《在各个移居国里》一诗中写道：“祖国把我们赶出家门，我们却将她带往世界各地。”第二次浪潮的流亡人数有六十多万，其中有作家克列诺夫斯基、叶拉金、莫尔申、勒热夫斯基等。第三次流亡浪潮中，有五百多位持不同政见运动领导者被捕或驱逐出国，流亡国外的包括作家索尔仁尼琴、马克西莫夫、布罗茨基、季诺维耶夫等，还有格里戈连科将军，以及女权运动领导者、学者、画家、雕塑家、芭蕾舞艺术家、音乐家等。
少数后来返乡的流亡者命运各不相同。十月革命后，高尔基满怀幻想地歌颂，但很快在红色恐怖中清醒，他一面撰文抨击暴行，一面奔走营救屠刀下的艺术家，最后自己也被噤声，无奈地流亡国外。后来他禁不住思乡的痛苦，回到苏联，立刻被斯大林所控制利用，一度被欺骗。但高尔基毕竟是只海燕，大清洗中，他愤怒地对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当巴别尔即遭不测时，高尔基公开为他辩护，称他是“最诚实的作家和人”，高尔基还一再拒绝像对列宁那样为斯大林作传，最后被下毒暗害。1939年，维茨塔耶娃流亡十七年后回到苏联，不久，丈夫被判死刑，大女儿遭逮捕被驱逐出境，小女儿病死，儿子与她划清界限后赴前线战死， 1941年，她在穷困绝望中自缢。相反，曾经的反布尔什维克作家阿•托尔斯泰，1923年被获准作为“悔过自新的流亡者”回到祖国，成为官方忠实的支持者和奴仆，地位显赫。另一个回国的流亡作家兼记者爱伦堡是个机会主义者，服务于专制文化，直到斯大林死后才以《解冻》博得声誉，成为非斯大林化的时代标志。
斯大林时期，那些国内流亡的作家有两千多被关押、封杀、处决，其中，诗人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的枪口下，他的前妻、诗人阿赫玛托娃长期被封杀，阿赫玛托娃的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学家尼古拉•布宁死于劳改营。作家皮里尼亚克、巴别尔等被处死。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作家曼德尔斯坦姆在精神分裂中死于集中营（一说被枪杀，一说病饿而亡）。戏剧家梅耶霍尔德遇害，其妻在他被捕后死于随即赶到的秘密警察乱刀之下。讽刺文学作家左琴科被开除作家协会。斯大林死后，对异己分子的迫害更多地借法律之名，采取监控、判刑、关精神病院、驱逐出国等手段。作家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曾被法国《世界报》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但是，“小说的书稿曾被送到内务部审查，很快，他的家遭到查抄，手迹、信件、打印稿，乃至打字机的色带，也被席卷而去。……作家受此打击，4年后郁郁而终。”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被开除作协，被迫拒绝领奖，因为受到官方驱逐出国的威胁，一年多后他抑郁而亡。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古拉格群岛》等一系列揭露劳改营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国而放弃领奖，但四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是被以“叛国罪”逮捕，次日即被剥夺国籍，放逐国外。同日，被开除作协的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获准流亡出国。天才诗人布罗茨基，在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职业中，坚持以诗歌创作彰显自由，一度被判在劳改营服苦役，1972年，他被放逐国外。15年后，47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历史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前的醒悟：“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真实的“保尔•柯察金”》，盛禹九，《教师博览》，2009年第6期）
俄罗斯深厚的宗教信仰传统，在国内外流亡的知识分子身上延续着血脉，使他们能坚守良知、与帝国对峙。科学界，以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和科学家麦德维杰夫兄弟为代表，他们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苏联当局拒绝他出国领奖。文学界，国内作家通过“地下文学”反抗“官方文学”，在称作“萨米亚特”的各种地下刊物上，发表文学、新闻、政论等作品。在俄罗斯5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中，流亡文学向世界贡献了4位（另外是唯一的官方作家、《静静的顿河》有争议的作者萧洛霍夫），包括先后流亡国外的布宁、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和国内的帕斯捷尔纳克。音乐界，流亡国外的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罗斯特罗波维奇，归国的普罗科菲耶夫，国内屡被批判的肖斯塔科维奇，都坚持了自己的个性，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俄罗斯杰出的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是生命体验性的，其人格与作品是统一的。吉比乌斯的丈夫、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流亡前，曾拒绝去冬宫作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报告，“在自由的杀手面前颂扬自由的受难者”。大清洗时，在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后，一封发表的要求判处几位元帅死刑的公开信上依然冒用他的签名，于是他闯到作协抗议。当曼德尔斯坦姆被捕时，阿赫玛托娃只身闯入克里姆林宫，执意要营救他，帕斯捷尔纳克也为此四处奔走，甚至给斯大林打电话。解密档案显示，就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参加肃反机关“契卡”的工作时，也“曾受过法庭的审判。在内战年代，他曾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也反对‘肃反’运动。”（《真实的“保尔•柯察金”》，盛禹九，《教师博览》，2009年第6期）文学批评家伏伦斯基经常陪斯大林看歌剧，但他作为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被流放，后来斯大林把他召回莫斯科，当面给他表示归顺的机会，他却甘愿回到监狱。伏伦斯基病重临终前，斯大林当面说服他悔过，被厉声拒绝：“见鬼去吧，神父。”1958年，当官方决定对获得诺奖的帕斯捷尔纳克进行大批判时，诗人叶甫图申科致电当局表示反对。作协表决开除帕斯捷尔纳克，大会主席宣布“一致通过”时，女作家阿利卢耶娃大声说：“怎么能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大会主席急忙装聋作哑地离开。1966年，当萧洛霍夫恶毒攻击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时，女作家丘科夫斯卡娅发表公开信给予谴责。1973年9月5日，索尔仁尼琴公开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你们神圣的愿望：希望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不要改变，永远存在下去。但是，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每一个制度，不是发展，就是衰落。”
在不朽的文化传统和强大的精神力量面前，独裁者也有所忌惮。大清洗时，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上过黑名单，斯大林说：“不要触动这个天上的人……”斯大林让女钢琴家尤金娜专门为他灌制唱片后，送给尤金娜两万元卢布，得到的回信写道：“谢谢你的帮助，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这个心狠手辣的独裁者在病床上读完，却默默放下信。等了很久，斯大林才对身边的人说；“走开吧，我原谅她。”也许信中的话触动了这个教会学校肄业生内心对上帝的隐秘敬畏，也许他想到了虔诚教徒的母亲去世前对他说的心里话：“你没当上神父，真可惜！”解密后的苏联内务部档案证实，斯大林死时，留声机里播放的正是尤金娜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的那张唱片。
在漫长的黑暗里，俄罗斯流亡的知识分子捍卫了心中的祖国，向历史交出了无愧的答卷。
三、红朝中国的流亡
刘宾雁 刘晓波
中国的流亡史源远流长，孔子在列国流亡，屈原在汨罗江畔流亡，苏武在北国流亡，李白在宫廷与民间流亡，陶渊明在山水间流亡……直至近代以降，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东瀛；辛亥革命，始于孙中山、黄兴等的海外流亡者；抗战烽火，带来前所未有的大流亡；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几百万人流亡台湾和海外……
中共建政后，许多海外流亡的赤子纷纷回归。鲁迅最忠诚的学生、自觉担当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阐释者宣传者捍卫者的胡风，也被满目的表象所迷惑，拜倒在偶像之下，以类似《圣经》创世纪的语言命名他的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毛泽东/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象一尊塑像……”后来，他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此时，一批清醒的内心流亡者出现了，“在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时，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致全国信徒书》，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他们的代表是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吴维尊等。所以中共的矛头首先对准信仰这一最核心的要害。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与神亲嘴》，王怡，2008年）
基督教会这个源于神启、基于信仰的预言，揭示了新中国被流亡的本质。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从此，人民的共和国被流亡，只剩下空名而已。
土改、镇反、肃反，百万亡灵成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祭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杨奎松，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其中，镇反对象除了土匪，大都是“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者。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自杀、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53230人。打击了14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94%。（《镇反与肃反》，信力建，《北京之春》2010年12月号）
朝鲜战争后，21000多志愿军战俘，14000多人选择流亡台湾和第三国。而回国人员成了另类的流亡者，2900多名共产党员，91.8％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6064名归来人员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贺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直到反右，知识分子开始为自己的幼稚天真埋单了，55万右派分子成为身在故土的被流亡者，本已失去经济独立，再被剥夺思想自由，精神和肉体双重流亡。
精神的灾难必然带来物质的灾难，流亡开始向更广泛的底层蔓延。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成了无根的奴隶，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带来的是三年大饥荒的人间地狱，至少四千万饿殍。为了社会安定，不给社会主义“抹黑”，饥民们连流亡乞讨的自由都没有，“盲流”一词就源于此时的官方文件，他们被持枪的民兵卡在车站、路口，许多地方全家人饿死家中。树叶、树皮、野草吃光了，各地就发生自杀和人吃人现象。地里的庄稼被武装看守，偷窃者法办。许多呼救的农民饿死在粮库门前。有的地方爆发饥民抢粮库事件。至少十万人通过深圳偷渡逃亡香港，许多人被边防军射杀，死于河中、海上、岸边和山里。云南等地许多边民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舍弃家和国，逃亡境外。1960年1月，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杨德才说：“现在都饿死人了……不信到台湾没有出路。”他驾驶一架米格十七逃往台湾，开了中共建国十年首次驾机叛逃的先例（但因超低空飞行坠海而未遂）（此后，解放军还发生16起驾机叛逃台湾、苏联和越南的事件，其中4起失败，12起成功）。没有了言论自由，连胡耀邦到北京汇报工作，辗转一夜，还是不敢向毛泽东讲饿死人的现象。当一些西方媒体发出中国大陆饥荒的零星报道，中共一概斥为敌对反华势力的“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中共拒绝苏联的粮食援助，并提前还苏联的外债，同时出口粮食换取外汇，研制原子弹。就在全国各地大批饿死人之时，毛泽东装模作样不再吃肉，同时又让湖南在他的老家韶山，为他将来回乡养老“搭个茅棚”——建豪华别墅。（《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人祸》，丁抒，[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专制之下的民族政策也导致流亡。1959年3月，在种族冲突中遭到武力镇压的藏人，在达赖喇嘛带领下大规模流亡印度，并在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逃亡人数有15万到20万。民间说法是70万。1962年5月中旬，新疆伊宁市、塔城地区各族居民走上街头，要求粮食，遭到血腥屠杀。当地民众捣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办公大楼，随后举家逃离新疆。当年在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额敏等边境口岸，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和蒙古族等各族居民，骑着马、骆驼，赶着牛羊、坐着马车，人喊马嘶，像决堤洪水，滚滚冲过边界关卡，演出了一场悲壮的现代“出埃及记”。据中共文件说，逃亡人数有15万到20万。民间说法是70万。几天之内，伊犁、塔城地区十室九空。连被中共曾笼络的少数民族领袖也随民众大逃亡。上至新疆军区副司令马尔戈夫将军、新疆军区副总参谋长祖农•泰也夫，厅长、州长、地区专员，下至县长、公安局长、医生、教师、宗教人士等等。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苏联和土耳其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阵线”。
后来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1949年后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有近百万人。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一位逃亡农妇这样表达对祖国的绝望：“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大逃港》，陈秉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文革是红色王朝毛泽东时期灾难的顶峰，暴力由官方蔓延到整个社会，涉及全国各地各界，非正常死亡至少两千万人，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帅、毛泽东秘书到普通百姓，包括大批知识精英（其中有许多海归）。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成为祖国最低贱的被流亡者。他们中的少数人有幸流亡国外。其中甚至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一家。据时任云南瑞丽县县委宣传部任文化干事刘鸿渝披露：1976年夏天，“我意外地碰到了准备偷渡出境的刘涛。这位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当时和她一家人竟然跳入波涛汹涌的瑞丽江，在奋力游向对岸时，公公、婆婆被激流卷走，她自己和丈夫、小姑被闻讯赶来的边防民兵救起，押送回京。”“我联想到，1976年清明节期间，参加纪念周总理活动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邓小平又重新被打倒，连我心里也都憋着一口气，何况她还是最大走资派的女儿。我又想到，文革中，她和弟弟被迫写了父亲的大字报，但仍然没有得到好报，还只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大学毕业才当了个工人。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她肯定有冤屈，有想不通的事情，才走上了这条绝路。”“后来，在她被关了两年的时候，才正式宣判她以偷越国境罪判刑两年，押期抵刑期，判决时，她的服刑期正好也满了，恢复了自由。”（《凤凰周刊》2011年28期《少奇女儿逃缅蒙难记》）。
当时著名的流亡者还有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他不堪迫害，在友人的帮助下，经过一番波折，1967年1月15日夜晚，与妻子、子女偷渡出海，竖日凌晨到达香港九龙的海滩。上岸后，他摘下胸前的毛泽东像章抛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流亡美国后，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道出了流亡者的心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马思聪最后客死异乡。
文革中最著名的流亡事件，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叛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震惊中外，给予独裁者毛泽东致命一击。
改革开放初期，刚打开国门，人们对国外的向往形成新一波流亡潮。深圳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1983年4月，网球冠军胡娜在赴美参加比赛期间提出个人政治庇护，流亡异国。
1989年六四屠杀，造成又一波国内外政治流亡潮。既有被软禁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撤职查处的海南省省长梁湘，因拒绝带兵屠杀而入狱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继林彪之后流亡国外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入狱的赵紫阳秘书鲍彤等高层幕僚及各界运动骨干，还有驻外机构和留学、访问等人员。那年，旅居法国的著名作家高行健据此创作了话剧《逃亡》。2000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记录这段历史的有《逃离中国——一个当代鲁宾逊的故事》（张伯笠，[台湾]道声出版社，1998年8月）、《血路──1989》（孔捷生，[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9年）、《“黄雀行动”工作日记》（记录1989年六四后至1997年6月香港营救大陆被通缉人士约300人出逃，[香港]2009年）等。此后，记录国内外六四流亡者心路历程的有《回家》、《再回家》（采访六十多位“六四”流亡人士，蔡淑芳、麦燕庭，[香港]2009年）、《100“六四”人物20年》（归化章、浦前，[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风雨如晦十五年—— 六四”惨案十五年纪实》（“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蒋培坤，2005年）、《廿年生死两茫茫》（“天安门母亲”，2009年）、《流亡诗集》（六四文化传播协会，2009年）等。
在中共军队和安全部门同样出现叛逃流亡者。例如：国安部处长、高级特工俞强声（原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胞兄）1985年叛逃美国；总参谋部军情局美洲司司长、大校徐峻平2001年叛逃美国；1990年至2004年在中共国家安全系统工作14年的前中共国安部对外情报警官李凤智，2009年3月10日在美国宣布退出中共、彻底与中共组织决裂；在2001年3月著名的“新青年学会”一案中，充当密探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大三学生李宇宙，后来良心发现，2002年7月8日流亡泰国，向联合国办事处申请避难……
同样是内心流亡者，前三十年，我们有殉难者林昭、遇罗克、王佩英、张志新、王酉申、郭世英、李九莲、钟海源、陈卓然、许云峰等，后三十年，我们有国内外大批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包括身陷狱中、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我们苦难的规模和复杂远远超过任何民族，我们的收获与贡献却无法与之相配，我们的流亡还在继续……
祖国是上帝赐予的世界，流亡是对“治理这地”（《圣经》创世纪）的剥夺；祖国不是强权骗取牺牲的偶像，流亡是捍卫信仰的反抗；祖国是人人平等相爱的家园，流亡是对爱与自由的追寻；祖国不是愚民的乐土，流亡是灵魂的解放。心在那里，祖国就在哪里。
2005年12月5日，最著名的流亡者之一刘宾雁客死他乡。王康的悼亡诗《中国的大雁，中国的十字架》，不仅是献给刘宾雁的，也是献给所有大陆内外流亡者的：
……
中国的天空足够辽阔，在这里
穿云破雾是你命定的抉择，本性
不批准你擅自偏航，
你无论如何无法飞往
与中国相反的方向！
即使比所有的鸟儿都惆伥，
惆伥也只惆伥在中国的天空里，
即使比所有的生灵都彷徨，
彷徨也只彷徨在中国的大地上。
……
它们要折断你的翅膀，
它们要屏蔽你的航向，
它们要取缔你与生俱来的权利，
它们要像禁绝禽流感一样把你堵死在异国他乡！
……
一只遍体鳞伤的大雁，终于
停落在中国的十字架上。
你的心脏依然坚强，
你的头颅依然高昂，
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阻止你回家，阻止你飞翔，
你已经永远停落在融化在
中国的十字架上。
2012年1月30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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