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需要一份冷静。首先，无论重庆事件的结果如何，重庆模式面对的那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用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去了“西来”，还会有“东去”；第二，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了撑大政治空间的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的出现，因此，不应从“削藩”的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情。
而关于重庆模式我主要有两点看法：即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可能读者朋友会对我这样的说法感到迷糊，我的意思有这样两个层面：
第一，不能仅仅因为现在重庆出了事情（可能是严重的事情）就否定重庆模式。我之前曾说过，“尽管我也是力挺广东模式，而对重庆模式怀有戒心。但我不同意说现在重庆模式已经倒掉。重庆模式是用错误的办法面对了正确的问题。重庆模式能不能倒掉，不取决于重庆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取决于能不能形成用正确的办法面对正确问题的新模式”。不管前市委书记的动机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看到，重庆模式是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形成的，这个土壤就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民众在现实生活上面临的种种困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不满。前书记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形成这样的模式，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满足社会中的某种现实需求。我非常有一种担心：由于否定重庆模式而导致对造就重庆模式的那些现实问题以及民众要求的忽视。我的确是力挺广东模式而对重庆模式怀有戒心的，那么，为什么我没有公开反对重庆模式？就是由于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我一再强调，重庆模式能不能被彻底否定，得看你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造就重庆模式的那些现实问题。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力挺广东模式的。
第二，我也反对仅仅根据重庆模式注重民生，或者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而肯定重庆模式。这是因为，任何模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都是可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希特勒上台仅仅比罗斯福晚一两个月，面对的都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危机，法西斯主义没有有效解决当时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就业等）？1949年后，我们用铁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没有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黄、赌、毒”）？但我们能仅仅根据这些就肯定这样的模式吗？显然不能。问题在哪里呢？判断一种模式，不能仅仅看它眼前解决了什么，而是要看这种模式的逻辑是什么，其演变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么。我也正是在这样意义上看待广东模式的（见我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乌坎事件的文章）。因为从长远说，使民众拥有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当然我并未认为广东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正如我过去一直强调的，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只有解决机制的问题，才有未来的前景。
从历史上看，在制止了一种趋势之后，可能面临的都不是一种选择。希望以此为契机，开启一场真正的改革，朝向世界主流文明迈进。
「作者简介」孙立平，男，辽宁省人，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