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这些民主派人士就因为民主维权大声疾呼而遭受牢狱之灾，不就是他们的言论触动了执政集团的忌讳吗？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这些毛左派人士成天攻击民主维权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而到处成为演讲嘉宾，不就是因为它们的言论是在为统治集团卖力叫好吗？同是抨击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言论，右派的余杰说是“一代影帝”，左派的张宏良说是“一代奸相”（哪个骂得更狠？），结果是一个被戴上黑头套受到体罚、虐待和监禁，一个至今安然无恙、招摇过市，大放厥词！两种遭遇，是不是清楚地说明，“过于强大”的右派受到了权贵集团的强力打击，过于“弱小”的左派受到了权贵集团的强力扶植？人们是否该为这种维稳式的“平衡”拍手叫好？
最近一段时间，王希哲先生不停地在鼓吹他的“打江山坐江山”论。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但自认为有两千年改朝换代的中国历史佐证，说起来就振振有辞，好像是颠扑不破了。无奈，一些坚持普世价值的家伙偏不认同这套高明论点，左一个说他是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右一个说他是坚持只讲实力不讲正义的王朝霸道，让有左派情结的老王感觉受到了“围攻”，进而认为，今天的中国，右派实在是太强大了，不遏制不行了；右派强大的必然结局就是右派专制，那将是极其可怕的后果！老王于是急匆匆搬出一个救兵，就是杨小凯（王希哲称早年的杨小凯是“极端毛泽东主义左派”）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本文不谈杨小凯，只谈王希哲），由此提出，要用长期内争的左右两派平衡来作为制度创新的基础（见本文后附录）。
这里，王希哲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民主派的策略就是维持上层派别平衡。确实，高层派别矛盾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冲突必然会更加剧烈，最后必然会导致分裂。民主派既可以在此缝隙中来发展自己，也可以把它作为抓手，基于民主派的立场，对于执政党内的主流派（党内主导派）、改革派（党内右派）、保守派（党内左派）采取或打或拉的方针。这对加速统治集团分裂、促成民主化转型，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文中也有不时流露出来的偏执和脱离实际，如果作为民主化转型的理论指导，问题就会很严重。所以不得不抱着兄弟般的坦诚与之切磋。
一、左右派的平衡策略
老王读到杨小凯说的：“（英国的议会制度）核心是两党制。托利（后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紧接着就推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社会及共产党内的左右派，正是中国“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老王现在极力主张和推动实践的，正是“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
也许，老王十几年前参与创建偏右的“中国民主党”，最近准备创建偏左的“社会主义连线”，正是这种主张的一些实践吧。无论是作为一种权利，还是作为一种尝试，这些创举都是值得历史尊重的。
杨小凯又说：“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说来极为简单，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老王又评点到：“杨所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就是老王最近反复所提的“鸟笼”。一般国家（地区）的民主之上，都必须要有“鸟笼”。只看到日本或台湾之类的“民主”，看不到他们头顶之上的强制“鸟笼”，是非常皮相的。美国民主的鸟笼，是华盛顿革命独裁集团强加给后人至今的费城宪法鸟笼，这鸟笼再由林肯的刀剑血火彻底巩固，再由永世不受民选左右的最高法官保障。中国这样的千年历史传统大国既要民主，又须保证国家主权利益不受外国操控，这之上就很难有“鸟笼”。怎么办？老王与杨曦光（杨小凯）又想到一起去了”！
我们认为，谈到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离开了三权分立制衡等宪政架构，才是皮相之谈！这种宪政架构，是在民主制度框架之内而不是在它的外部。政党政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和议会政治是孪生关系而非生成关系。三权分立也不是来源于两党（或两派）竞争。虽然民主制度本身并非尽善尽美，但它自身具有调节、纠错的机制来克服自身的缺陷；虽然民主社会的创建者和参与者也都不是完人甚至有可能是 “魔鬼”，但民主的自我完善机制会使恶得到遏制、善得到回报。看看民主社会的发生、运行和发展过程，在民主制度框架的 “外部”去寻找 “鸟笼”或进行“设计”，离开了宪政精髓而空谈平衡策略，都是没有抓住要害或者不得要领的。
老王又说，民主派的“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这话不错，但要十分谨慎地处理，因为策略就是策略——在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对于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矛盾冲突，民主派当然必须审时度势，作精细的辨析和微妙的处理。但不要把谋略与原则、目标混为一谈，更不要把谋略置于民主目标、民主原则之上。暴力或非暴力是如此，维持均衡或打破均衡也是如此。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持或争取达到“平衡”，如果民主力量不能聚集到足以打破“维稳”的局面，如果执政集团内部的民主派不能崛起并取得相对优势，民主化的根本转型就不会实际发生！要促成转型，就要改变专制强而民主弱的局面，这时的平衡无非是两方面：一方面，对体制内上层派别的分化，要促使其矛盾公开化以接受社会监督和寻求民间支持；另一方面，对体制外民间派别的整合，要形成先共同合作改变现状、后在新框架内平等博弈的共识——这才是民主派的转型策略。
当然，在已经民主化的社会里，平衡也只是在民主制度大框架内的平衡，绝不是打破这种框架的平衡，更不是维持争吵不休、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平衡。说到底，无论是争取民主还是巩固民主，平衡都只是民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为了维持或争取左右两派的平衡，老王固执而又自豪地宣称：“永远使自己处于反潮流的中流砥柱地位，永远使自己处于被冲击、仇视、谩骂的不受欢迎，但却是最清醒最明智的地位。”？呵呵！勇气固然可嘉，个性确实特殊，但却未必永远是 “最清醒最明智的”——因为你不分青红皂白地“永远反潮流”，也不顾及绝大多数人的常识和良知而“永远使自己处于被冲击、仇视、谩骂的不受欢迎”！也许作为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文人或某些异类，可以宣称永远站在少数人一边去反对大多数，但作为一个搞政党政治的政治人物而言，却是既不清醒也不明智的。因为争取多数人支持的政治才是成功的政治（多数情况下也是正确的政治），譬如说，您最近起草了一个社会主义连线的宣言，您就要争取更多人签署参加，是不是？对处于劣势、受到打压的异议人士，一味地把自己永久置身于少数反对多数的绝对境地，是作茧自缚，无异于政治自杀，就更别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了。
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分辨民主化前提和民主化后果，前者是争取民主化的问题，后者是巩固民主化的问题。民主化之前的“坐江山”者，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殊材料”，是靠暴力夺权并且靠暴力维稳的冷血动物。要争取民主化，实现民主化转型，就要不断积累民主力量，打破专制统治的平衡（或稳定）。因为现在的专制实际上是左派专制（虽然极左认为是右派专制，但国内以及国外大多数正常人都清楚地知道是左派专制），所以，争取民主化，就是要打破这个专制。转型完成后，要巩固民主化，肯定要在法治的基石上保障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存和竞争，那时不讲平衡也不行。那时“坐江山”的，说到底还是人民。至于是人民中的哪一派来“坐江山”，既要靠实力的较量（争取到多数同意），更要靠规则的保障（宪政的框架）。
类似于费城宪法那样的制度框架，中国将来肯定也要有，也一定会有。但这种民主制度框架不是民主派“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是人民自己选择的，或者说是人民通过程序确认的，这跟独裁集团把它们的统治意志强加在人民头上不可相提并论。独裁集团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只能是独裁，民主力量交给人民选择的才是民主。说“美国民主的鸟笼，是华盛顿革命独裁集团强加给后人至今的费城宪法鸟笼”，显然是把民主的结果同独裁的结果混为一谈了。听听，一个“独裁集团”，竟然把“一个民主的鸟笼”，“ 强加”在人民头上，这是哪家逻辑？又哪有此等好事？我们看到的历史似乎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独裁集团在民主压力加大到难以承受的情况下，被迫（而不是强加）与民主派一起构造一个新的鸟笼（民主的鸟笼）以挽救自己的死亡；一种是独裁集团冥顽不化直到彻底覆灭，民主派与人民一起构造一个新的鸟笼来庆祝和纪念自己的胜利。
换句话说，民主国家的执政权是靠民主规则下的实力竞争决定的。而民主化的转型，则是在民主力量发展到打破专制规则、建立民主规则时完成的。所以，转型，就是要打破旧框架，建立新框架，此时的平衡主要是致力于“打破——建立”这一总目标的实现。转型后，就是要巩固新框架，完善新框架，此时的平衡主要是致力于“巩固——完善”这一总任务的完成。形式上似乎都是力求平衡，但两者的内涵其实是很不相同的。
受时代潮流、社会发展、国际交往、国内政策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左右力量的强弱对比总是在变动不居中。历史的钟摆也总是在左右之间来回摆动。只有制度性框架才是轻易不变的。人们才因此对未来生活有一个可能的预期。但是，当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再也不能在这个框架内得到调和解决，当大多数人再也不能忍受在这个框架内生活下去，抛弃这个框架的时候也就到了。这个时候，是准备在这个框架内继续谈平衡，还是准备换个框架再说，应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策略。民主派即使要有两手准备，也还是要十分清醒地记住自己的转型目标，谨慎而又坚定的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
二、 两个问题：今天中国右派过于强大？右派强大的结局必然是右派专制？
一个是现实判断，一个是理论推断。老王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出了纰漏。
1.今天中国右派过于强大吗？
老王又说：“中国真正的“自由派”们恰恰不能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右派过于强大时，他们不去支持左派”，又在犯错误了。结局必将是右派专制，不会有民主。”这涉及到对目前力量对比的客观分析。老王可能是远离专制社会时日已久、在海外民运圈子里“曲高和寡”、在左右争执中钟情于左派才得出这个不符合实际的结论！
这里举一个跟老王判断相反的人，是一个在国内、并且是在体制内的老李，叫李伟东，前几年当过中国改革杂志社的社长，这两年跟左中右各派代表人物都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交往，最近在北京天则所的一个学术论坛上，对中国左右派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形有一段清晰的描述。
他是回答王占阳的提问：“现在假设是左中右这三大派的话，哪个是主流？”他说：“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是沿着左右这个形式在走，这个国家是个左的国家，所以他出来的主流思想家和主流话语是以左为主的。也因此，象《乌有之乡》这样的给四人帮一个个平反，给江青祝寿，也没人管，没人封它。右翼网站反倒被频繁地封，在微博上，右翼说得过头的天天被打，然后转世党非常之多。微博上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没了。”
王占阳接着问：“那这个国家话语，就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的？”李伟东接着回答：“就是整个国家话语的倾向性是一个左翼倾向。话语的主流，主导性的，权重很大的是左翼的，我基本上是这样判断的。右翼的是新出来的，而且是民间顽强生长的，是跟官方打游击战打出来的，在微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游击战每天都在打。有些人都转世八、九十次、一百多次了。”（参见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共识网》2012-02-25；http:// new.21ccom.net/）老王说今天的中国右派过于强大，老李则说现在的中国还是左派占主导地位，甚至还在压迫右派，两种判断，哪种正确？明眼人自然明白。
看事实就更清楚了！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这些民主派人士就因为民主维权大声疾呼而遭受牢狱之灾，不就是他们的言论触动了执政集团的忌讳吗？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这些毛左派人士成天攻击民主维权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而到处成为演讲嘉宾，不就是因为它们的言论是在为统治集团卖力叫好吗？同是抨击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言论，右派的余杰说是“一代影帝”，左派的张宏良说是“一代奸相”（哪个骂得更狠？），结果是一个被戴上黑头套受到体罚、虐待和监禁，一个至今安然无恙、招摇过市，大放厥词！两种遭遇，是不是清楚地说明，“过于强大”的右派受到了权贵集团的强力打击，过于 “弱小”的左派受到了权贵集团的强力扶植？人们是否该为这种维稳式的“平衡”拍手叫好？
2. 右派强大必然是右派专制吗？
老王指出：“中国社会及共产党内的左右派，正是中国‘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互相迫害的两大派”？问题是中共执政62年来一直都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左派压迫右派），哪有“互相迫害”？毛是左，邓也是左，江和胡都是左，只不过毛是极权的左，邓江胡是极权威权之间的左罢了。他们比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左当然都要 “左”得厉害、“左”得邪乎！民运阵营或民间力量，从极左到极右，甚或都有，但主要的是中左和中右，王希哲这么多年能跟民运一路风雨走过来，也应该主要是在中左和中右之间，否则早就分道扬镳了。所以，从转型的角度来看，左右的分野虽然有其价值，但还不如直接分为民主派和专制派更加简捷和鲜明。
是的，62年前，是国民党（右派）迫害共产党（左派）。但此后一直是左派迫害右派，反右、文革、八九六四、现在的维稳，都是如此！到现在还没有根本改变。
只是在民间、在网上、在海外，民主派（右派）已经成长起来，阵容和声势也越来越大了。但民主派现在并未掌权，哪有迫害左派的现实情形？
看来，老王是未雨绸缪，要为左派复兴着想，担心将来民主派一旦掌权会构成对左派迫害的可能。这是一种移情想象吧——过去总是右派受到迫害（老王就是深受其害者，因为极左把一切跟它稍有不同的观点都打成是右派）！老王很容易按“历史的经验”推测，右派将来掌权了，肯定也要迫害左派。
这里其实有两个误会。
一是对民主化的结果、对民主制度的本质缺乏信心或抱有偏见。老王多年身处美国民主社会，您作为一个被迫流落异国他乡的政治难民，又自称是不认同西方主流价值的左派人士，在那里有谁迫害过您吗？美国右派力量够强大吧，“结局是右派必然专制”吗？
二是没有分清平民立场的左派和权贵立场的左派。现在的执政集团，无论是主导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偏于极左一派的。社会上那些为权贵集团卖力叫好而混得很风光的毛左精英也是极左。这些可以统称为权贵左派。与之相对立的是平民左派，他们本身是平民或站在平民立场，要求社会平等，关注民生福利，同情弱势群体，抨击权贵腐败，与民主派有很大的交集。这种真正的左派同其他右派一样是受到打压的，至少是郁郁不得志的。民主化之后，权贵左派将随着权贵集团的烟消云散而不复存在，真正的左派在找到自己的定位后一定会复兴起来，“王希哲们”（这里是指真正的左派或国际上公认的左派）其实用不着杞人忧天的。
民主社会里，右派掌权绝不是右派专制；但专制社会里，哪派掌权都一定是专制！不要把专制社会的那种你死我活、阶级压迫的观念套到民主社会的脑袋上，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民主派被视为“敌对势力”受到镇压的情况下，如果还要以“防止右派专制”的借口阻遏右派的成长，来维持这种早已严重失衡的 “平衡”，那就更不妥当了。真正追求民主化的人，都认识到打破既有统治的平衡是转型的关键。要打破这种平衡，就要让民主力量茁壮成长起来。在权贵左派猖獗、民主右派受压的现实情境中，那种今天就要拼命阻遏右派发展的“维持平衡”，似乎跟当局的“维护稳定”很有点异曲同工，只不过一个是用话语、用社会影响来指责和攻击右派，一个是用权力、用国家机器来打压和迫害右派。这样一种情形，在那么多敬重民运老前辈的后生小子眼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事情；而在一个几十年受到当局迫害、不断抗争而多次创建中国反对党的参与者那里，更是“非吾所愿”吧。
仓促于商榷之间，肯定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敬请王希哲先生及大方之家批评指教！
2012年3月11日
附录：
王希哲：作为民主主义者来说，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
——杨小凯（杨曦光）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节评
最近有朋友读了老王的文章后，向老王提起杨小凯（杨曦光）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
杨文老王过去读过。没有我的朋友记得那么清楚。这回再看，不赞成的地方不说他了，值得推荐的章节，引出来，加点评语。
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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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议会制度）核心是两党制。托利（后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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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评：
中国社会及共产党内的左右派，正是中国“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老王现在极力主张和推动实践的，正是“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
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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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维持上层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说来极为简单，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它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民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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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评：
杨所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就是老王最近反复所提的“鸟笼”。一般国家（地区）的民主之上，都必须要有“鸟笼”。只看到日本或台湾之类的“民主”，看不到外部他们头顶之上的强制“鸟笼”，是非常皮相的。美国民主的鸟笼，是华盛顿革命独裁集团强加给后人至今的费城宪法鸟笼，这鸟笼再由林肯的刀剑血火彻底巩固，再由永世不受民选左右的最高法官保障。
中国这样的千年历史传统大国既要民主，又须保证国家主权利益不受外国操控，这之上就很难有“鸟笼”。怎么办？
老王与杨曦光又想到一起去了：
“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
不同是，杨曦光这里的“就让几个天使野兽….平等竞争”,全文看，还是一种憧憬的伟大人物人为主观的“设计”。老王则主张从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利益分化中去寻找客观规律，再加以能动的促进。
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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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为民主主义者来说，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譬如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就要支持他的敌对派。一九四九年民主党派犯的错误就在于共产党过于强大时，他们不去支持国民党。其实当时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党派领袖看到了这一点，认识到对共产党一边倒会为专制制度创造条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实质当时还远未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他们以为民主是一个圣人（共产党），而不是两个魔鬼（国共共存）。中国知识分子喜欢附和强权去歧视弱者，这个传统也应对一九四九年一边倒局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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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评：
这方面理论，老王比1968年写《中国向何处去》，站在极端毛泽东主义左派立场的杨曦光认识得早，而且实践这方面理论，就从1968年后开始，至今！
与杨曦光一样，希哲（那时19岁！）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但发现了毛支持下的中央文革极左路线在走向极端，人民普遍不满，便挑战毛的权威和中央文革，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的经济“整顿”、“解放老干部”等向右纠偏的路线。这就是希哲1969年后的一系列反左文章，直至1973-74年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但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到邓小平镇压民主墙，89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南巡”后，中国右派前面没有了政治天敌，中国的问题便是完全右倾，并随着无节制资本主义化“改开”而向右的极端滑去，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更右。希哲便真的提出了“要支持国民党”，在两岸的统一事业中，请国民党回大陆政治竞争，制约共产党了（与刘晓波《双十宣言》）。但台湾“民主化”下，国民党被迫本土绿化后，老王便只好把眼光投向国内开始复苏的左派，支持他们的逐渐复兴来平衡制约已经在走向极端的中国社会和共产党内右派了。
杨文提出：“共产党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就要支持他的敌对派”。老王“致力”中国民主化“凡四十年”，正是这样做的。杨曦光从极左到“自由化”后，则只见他这样说，不见他这样做罢了。
杨说：“一九四九年民主党派犯的错误就在于共产党过于强大时，他们不去支持国民党”。说过去易，做今天难！中国真正的“自由派”们恰恰不能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右派过于强大时，他们不去支持左派”，又在犯错误了。结局必将是右派专制，不会有民主。他们永远是事后诸葛亮。不仅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有勇气问题。要知道“共产党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就要支持他的敌对派”
这就要永远使自己处于反潮流的中流砥柱地位，永远使自己处于被冲击、仇视、谩骂的不受欢迎，但却是最清醒最明智的地位。希哲当年的《民主与法制》受到多少本来同营垒的造反派的围攻，恶骂？（请看中山大学“红旗”头头王意坚们）
老王今天的《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又遭到多少本以为老王是他同党的各类右派们的围攻，恶骂？（请看“民主党”领袖查建国们）
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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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一步研究，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参政，而是社会上层阶级内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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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评：
说得太好。这句正好作老王近日的《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和《全国人民无分左右为促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公开的民主竞选而努力》的导读。
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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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今天中国…并不从理论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传统”，坐过牢的人都会发现，很多牢里的政治犯，有与共产党一模一样的意识形态，企图用共产党革命的方式推翻共产党。许许多多这类“反革命犯”都是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毫无政治知识，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这个偶像，这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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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评：
这段说得真比较深刻。是真在狱中思考过的人。
反共右派们天天喊“革命”，幻想“武昌起义”，以为明天一哄而起“茉莉花”就能把共产党政权推翻了。其实他们的这些革命浪漫主义幻想和迷信，本身就是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教育，教育出来的。他们对老王提出的促进中共上层集团经济基础决定的利益分化下民主分化的演进道路，谩骂，不感兴趣。但中国的大多数人民终会发现，老王对的，他们错了。老王为他们指出的，才是中国民主化唯一可行的实实在在的道路。
2012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