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3月15日，今年官方央视3•15晚会的主题是“诚信”。一个千年文明古国，仅仅60多年，世道人心竟然迅速沦落到这般地步，如此大肆又无力地宣扬最基本的“诚信”，颇具讽刺意味。看看这六十多年来国人生活在谁的统治下，社会败坏的根源不言自明。
诚信是对真实的信仰和持守，需要对真实的认同与信心。相反，假冒伪劣，假与劣不分家，假是表象，劣是本质。
在专制之下，当一个人的公民权利仅仅是纸上的画饼，当他的自由被代表，他也就无力对自己负责，更遑论对他人、对社会负责。当统治者压制社会的横向联系自主发展，只允许自己有组织地垂直控制时，一个人很难将自己与他人看作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只能根据生存法则，成为欲望或强权的非人工具。这样，非道德的生活就成为生活的常态。不良商人用假农资坑害农民时，可能也吞下被污染的粮食和果蔬；教师用虚伪的政治灌输、虚假的历史替代文明教育，传播现代迷信，打造无知头脑，培养无德之人，也许他喝的毒奶，恰恰出自一些被精神毒奶喂大而“脑残”的人；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长大的王立军，像雷锋那样对“敌人”“残酷无情”，充当以黑打黑的急先锋，其实他心里明白，戴着虚假光环的他不过是上级官员嘴里的口香糖，这颗螺丝钉同样被专制机器所吞噬；那些让高智晟失踪、让陈光诚夫妇隔离的国保等，所维护的是虚假的稳定，他们自己和家人同样置身所参与构筑的大监狱；3•15的前一天，虚假的人民代表通过表决，让“秘密失踪”合法化，是对法律公义原则的亵渎，也是对自己权利的剥夺……
各种形式的假冒伪劣产品源自假冒伪劣的人。学生作弊，只为假文凭；老师让学生摆拍做好事的照片，假学雷锋；官员热衷政绩的形象工程，制造假公共服务品；御用学者以官方意志为导向，从事假学术；文化太监依照党文化旨意，创作假艺术；删帖公司收受他人钱财，保护假冒产品；网络警察拿着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维护虚假的网络空间；官方控制新闻导向，制造假舆论……
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谴责伪劣假冒，同时又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既是受害者也是制造者。人格分裂导致成为一个表面说假话、做假事的假人。一些人希望得到爱，但碰到不公正的遭遇时，却报复社会，把仇恨发泄到更弱势的无辜者身上；一些明星们一边拿着外国护照，一边却在大陆借着为专制者歌功颂德赚取名利；贪官们腐化堕落当裸官，却大谈廉政和爱国，号召百姓学雷锋；北大校长周其凤吹嘘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批评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却不提习近平等大小官员的子女和北大毕业生，纷纷选择他曾留学的美国读书；司马南攻击所谓汉奸和西方反华（实为反共）势力，为专制者的罪恶辩护，然后跑到美国享受生活；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口头讲为残疾人服务，但无视陈光诚一家的遭遇；长期接受反美教育、积极唱红打黑的王立军，在自己面临被黑打的关键时刻，还是选择美国领事馆躲避；胡锦涛宣扬和谐，却将呼吁改良的《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关进监狱，并禁止其妻出国替他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温家宝大谈政改，却不敢带头公布个人财产；中共挥霍纳税人的巨资，一面利用西方自由制度在国外实施大外宣计划，自欺欺人，一面却严控境外媒体在大陆传播；官方广播媒体“中国之声”标榜“责任至上”，实际上却只对中共的负责而不是人民……
如今，处于后极权时代衰落期的中共，完全堕落成以特权利益为目标的寡头集团。一方面，它将自己的堕落带给社会，促发人性的败坏，用低福利的贫困和鼓励享乐主义这两种手段，将穷人和富人都挤压在经济空间，被物质所捆绑，用虚假的异化生存取代对真实、尊严、完整生活的追求，以此消解人们对其奴役的反抗。另一方面，它软硬并举，以暴力恐怖作后盾，通过小恩小惠，五花八门的宣传和愚乐，制造虚假的盛世幻象，麻痹民众的主体意识，为人们接受奴役提供虚假的理由，给足面子，使之能够自我安慰。同时，也导致一些民众疏离身边的反抗者，成为专制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同谋、奴役链条的一环，替专制者将无形的恐怖放大并传递、扩散，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专制者所期望的自我监控，人人既是囚徒也是狱卒。这些民众如此配合，不仅出于自我保护，也因相形之下耻于面对自己怯懦的本相。“更进一步来讲，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
经过几代人的被欺骗被奴役，中共已经无法让民众信任它、拥护它，它只是希望民众保持对它的恐惧、假装服从而已。它假装伟光正，人们假装服从，双方都是暂时作戏，等待谁也无法意料的变故……殊不知，即使是思维、行事最缜密的德国人，东德共产党的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在同事、邻里、家庭中，打造了最严密的监控体系，也同样难逃覆灭的下场。如今的中国，遍布大街小巷的警察、监控摄像头，渗透各行各业的特务，也无法压制平均每天几百起群体抗争事件的爆发，也无法遏制腐败的迅速蔓延。就连那些干“脏活”的国保特务也没有真心卖命的，仅仅是混口饭吃，利用国家的名义捞取私利而已。可见中共王朝不过是靠一群寄生虫维持的豆腐渣工程，难免树倒猢狲散。即使是这个虚假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一些官员、企业家、明星、白领等，也不愿永远生活在虚假的生活和危境之中，纷纷移民海外，或者以外籍的身份在大陆淘金，他们用脚对这个制度投下了真实的选票。正如有学者所形容的，整个社会弥漫着末世的“弃船心理”。
所以，中共独裁统治集团是中国假冒伪劣的总根源，从假劣的公务员，假劣的公共服务产品、到假劣的政治制度、假劣的愚民文化、假劣的社会生活，中共是最大的制假贩假集团，不但危害国人，而且殃及世界，以低人权的低成本扩张腐败和不义，与各国专制政权沆瀣一气，冲击现代经济和民主秩序。中共暂时的崛起是新法西斯集团的崛起，其代价是整个民族空前绝后的沉沦。正如哈维尔所言：“简单来说，后极权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与谎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调和性，社会自动总体的随意的蔓延，难道不是和人们消费型心态里不愿为了精神与道德尊严而放弃物质实惠的特点相连吗？难道不是由于人们在现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诱惑之下宁愿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难道不是因为人们易于与大众的麻木不仁认同吗？说到底，后极权社会生活的苍白与空虚难道不是现代人类生活境况夸张了的一幅漫画?”（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
人与环境互为因果。专制统治的秘密就是，将人性向善的一面引向无效的虚假，而对人性恶和人性弱点的一面加以真实地利用，以世俗功利的规则篡夺真理绝对的法则，用仁义道德掩盖厚黑权谋，以世俗功利代替人性的超越性需求，这恰恰迎合了人的惰性，屡试不爽。而西方文化传统则相反，首先秉持对真理即上帝的超越性信仰，相信真理是具有大能的存在而不仅是抽象的理念，才形成对人性恶的警惕和由外向内的遏制，才孕育出世俗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所以，专制制度精神控制的最核心软件是无神论（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现代科技和民主原则的宇宙观前提恰恰是有神论），以神化自己的伪宗教迷信取代真神信仰，将全面垄断的极权中心同时冒充为真理中心，因而专制国家大都是无宗教自由的国度，充斥着对强人或权钱等偶像崇拜的现代迷信，更类似于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社会。人本主义而不是神本主义，无法孕育出现代科技与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这样的社会是人性恶充分释放的世界，是人格分裂的无道德的世界。幸好，矛盾的是，这种对人性恶和人性弱点的利用是双刃剑，它在腐蚀民众和社会的同时，自己也被腐蚀，不可能长久。因为掌控宇宙万物的核心即上帝的法则是真、善、美的统一。
苏东变革的历史证明，在整个社会陷入虚伪的犬儒状态时，真实就成了最有意义的力量。一句真实的话，一个真相的揭露，一个真实的行动，甚至拒绝说谎的真实沉默和非暴力不合作，都是对专制帝国的挑战和威胁。所以，许多在公共领域追求真实生活的人，都被中共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以迫害。这也说明，哈维尔所倡导的“从小处着手”的“真实生活”，具有深刻的力量，这不仅易于实施，而且将政治进步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产生持久而深入的影响，既是对奴役的反抗，又是对奴役的超越，将批判与建设结合在一起，发展独立于官方的民间社会、民间生活。当每个人的生活不断远离官方的控制，便逐渐向正常而真实的生活靠近，向真实的自我回归，人们横向的社会关系也会正常起来，人们就会找到共同的利益，成为命运共同体，互信互爱，战胜专制者的分化瓦解和分而治之。
从昔日1989年国人的万众一心和《零八宪章》产生的影响，我完全相信亿万民心的潜力。哈维尔和我们都很熟悉的生命体验，一定会重新回到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我从无数的个人经历中明白，在《七七宪章》上签字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在过去是陌生的人们中间直接创造了一个更深、更公开的关系，并且激发了突然、强烈、真诚的团体感。在麻木不仁的官方机构中长期共事的人们中间，这样的事情极少发生，人们似乎要了解、接受某种共同任务，共享某种经验，就能够转变自身与周围环境。人们的社会公益工作似乎更有人性内容，而这一点在别的地方是难以找到的。”（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
2012年3月16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