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的华裔学者中，我和高华的来往算是不少的了。二○○六年春我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讲文革的课，他是主持人。以后又一起在雅丽宾馆居住，少不了常在一起煮酒论史、纵横中外、没日没夜。有一天高华问我对他的印象，我冲口而出：「你身上「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书生味，大概隔一条马路也能闻出来」。高华深知我爱开玩笑，便权当作幽默而默认了。今天细想我当年的直觉，真还是点到了高华兄一介传统书生的本色。
照理，我们这一代人正是被文革切断了和传统文化任何联系的一代，但是我和高华一接触，便为他的儒雅而狷介、宽容而耿直、谨慎小心却从不失良知的性情感染。他给我的感觉，绝对是我们这一代「红卫兵」、「知青」出身的学者中的异数，至少更像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院里熏陶出来的人。当时我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出版后获得了好评但也有异见。本来这是学界的常事，但个别学人仗着自己的关系背景和手头有的几份绝密文件，对数据库的收藏进行过份的挑剔，又绝不肯捐献出来。对此，高华很不以为然。以高华兄的实证根底，他当然知道我们资料收集中的不足，也和我直言过。但是他认为既然这是一项筚路蓝缕、又泽被於整个学界的基础工程项目，大家就应当补台，而不是拆台，更不能借批评为名来抬高自己。高华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年来，经他之手或和他有关的默默无闻地捐献给我们项目的珍贵文献，就有数百篇之多。这种自觉的胸有全局的团队精神，在今天的国内学界大概已经很少见了。
但高华毕竟生活在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当代，有时他那种富有矛盾性的传统书生气，会给他带来不小的悲剧性的误会。当时有一位史学界的同仁给中大出版社投了一部有关文革的书稿。因为高华兄是该出版社的常任审稿人，当然也託了他帮忙。高华对出版文革研究着作一直有一份宽容和热诚兼有的责任感，便一口答应了。如果按当今国内学界的规矩，既然你高华答应帮忙，便应当是一概说好话的。但是最后他的评语虽然也有很多肯定出版的褒誉，却又一一指出了许多不足之处。那本大作最后没能在中大出版，更使作者对高华产生了不小的误解。因为两边都是我的朋友，我听说了这一消息后，只能是苦笑连连，心想：高华啊高华，你这个「传统书生」也太不能与时俱进了呵！
高华在和我一起论史中，对明代东林党人的「莫为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人生信条一直推崇不已。尽管高华为文一向非常谨慎小心，但论及一些历史事件的本质，他却又从来是鞭辟入里、直捣黄龙的。记得二○○六年的一个春夜，我和他讨论到文革中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刘少奇。我们都认为这是毛在打倒刘后，故意玩的「猫戏老鼠」的游戏。但是我提到刘少奇当时向毛提出的要求其实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矫情。它们是：一、辞去毛泽东全集主编；二、允许带妻儿回乡种田；三、一人承担责任，不要为难广大干部。这些要求很容易给政治权术老手的毛泽东造成一种刘不甘失败的韬晦之计，而且夸大了全国干部中的刘系人马，进一步造成一月革命中对所有当权派的乱斗乱打。高华虽然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补充了一句说：「到了那种场合，即便刘少奇一进人民大会堂就一路跪哭到毛泽东面前，毛也是不会饶了他性命的」。他随即举了毛在延安整风中的极端阴暗强烈的报复性格为例做了说明，真使我有一时拨云见月之感。
高华在九十年代来过美国作短期访学。在他得知自己的肝病后，一直想再来美国看看，尤其是他惦念着当年他没有能参观完的华盛顿的许多一流博物馆。为此，我在二○○六年和二○○八年两次邀请他来美开有关中国当代史的学术会议。他一开始都是一口答应的，但最后都决定道歉不来了。说老实话，他的爽约也曾使我很不高兴，因为给他凑出一笔旅费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当我听说真实的原因是：他怕因为参加了内容敏感的会议而被有关方面停止对他癌症的贵重药物的使用，心中不由掀起一阵阵绞痛。什么时候我们的「世风」已经日下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一个儒雅谨慎的重病中的书生，连参加一个追溯历史真相的学术会议都要担惊受怕到无药治病的程度！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在一批朋友们的群发邮件中获悉高华英年早逝的噩耗，不由心潮澎湃、即刻写下一个邮件回覆：「高华是一个对历史真相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他的精神永存！」──权以此句作这篇悼文的结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