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后，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来信，说高华走了。
她同时向几个朋友转达了高华最后的问候，她说，“高华情况恶化后，口很干，电话来了，都由太太代答。这天他接过电话，问我，圣诞节到哪里去玩？然后让我问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将一个个名字念出来。”
景明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很懊悔地说：“我是那么笨，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道别，失去最后的机会告诉他：高华，我们爱你。”我想，她不是没有料到，是内心拒绝相信，高华病后五年里，景明每隔两三天会打电话去问候，不论对面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以最轻松得体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几天没接到景明电话，高华反而会担心景明出什么事了。如高华夫人说，景明是上帝给我们送来的天使。在高华面前，她是最无须懊悔的一个。
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来自天堂门前的问候，心被瞬间穿透，留下一个永远不敢回望的处所。得到的太多，回报的太少太少。那种感觉，就象回想自己已经远去的亲人。相信这样的感觉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语言贫乏。此后一个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在看有关高华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里，高华为何如此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人如高华那样，能得到那么多不同类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处，他却始终很自然就踏踏实实留在地面，没有一点点虚饰，真实、干净。有朋友试图在寻找塑造他的文化根源，我发现，没什么道理可讲，别人也学不来，是上帝就把他造成这样，对高华，一切只是顺其天性。
2010年底，高华病重恶化来上海检查。我恰在上海探亲，就和朋友一起去医院探望，顺便一起吃饭聊天。去之前想到他的病情，我们不由紧张。可面前的高华还是原来那个透亮的高华，心态健康、积极光明、就象没有病。高华不是“硬汉子”，紧张害怕难过都有，他只是给自己划出一条线来，就能做到不跨越过去。见面后，还是他的历史话题，还是对历史细节的啧啧惊叹和称奇。探视变成了愉快聊天，聊得我们忘记了他的凶险病情。照料他的孙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对高华的照顾尽心、周到、细心。看后来的追悼会录像，那个难以控制想去唤醒高华的，就是小孙。饭后他起身去厕所，因腹水起立缓慢，看他小心移步的背影，听小孙匆匆谈检查结果，我们的心骤然落入谷底。高华回到桌旁，从我们不会掩饰的脸色猜到话题，就主动和我们聊了几句自己的情况，平平静静。
所以，不论何时提到高华，我不由提到的都是他的“人”，而不是“学”。而高华是以其学术成就而成为高华的。高华有他独特的学术轨迹。
我一直对景明说，高华其实是个特别的老实孩子。高华曾回忆，在文革中的1967年，他看到街上的大字报有“叶剑英讲话”，说毛主席要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的脑袋轰的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他赶紧去找了自己的小朋友贺军，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们讨论下来，才一致认为，这不可能，这“违反了科学常识”。那年高华将临十三岁。
走过那个时代的孩子都会同意，童年的高华和贺军并不寻常。在1967年，家庭受到文革抄家和冲击的孩子不计其数，但是，因此就能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不要说小孩，成年人都属凤毛麟角。而对待一个毛泽东高寿年龄的细节上，又看得出他不但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认真老实的孩子。
高华是天生对历史好奇，看他从小的阅读方向、入迷地细心琢磨历史时事和人物事件来龙去脉，这是天生素质。可是，是什么决定了他的研究专题？感谢景明转来了高华学生黄骏找到的资料，让我看到高华内心深藏的情结。
那是高华父亲年轻时代的故事，高华父亲的好友殷毅为他写的个人史《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华为论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写的序言中说：“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十二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夫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这样的青年，很自然就希望改变社会不公，容易被左翼思潮吸引，他在1946年加入地下共产党组织。由于学了报务，最后他作为共产党间谍，进入了当时首都南京的国民党情报机构核心，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此后又进入南京警察厅本部电信科总台。他的经历几乎就是电影《潜伏》主角的翻版，出生入死，比电影还电影。1949年以后，高华的父亲是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代正科长。五十年代初，南京开始对原来地下党作彻底清理整顿，和高华父亲一起被送苏州审查有十个干部，其中八个是分局和局级干部。结果，其中九名被认作“敌人”逮捕，有人后来死在狱中。几十年后又全部平反。高华父亲虽幸免入狱，也在1954年被开除党籍；在1955年毫无证据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调去小学教书；1958年在没有任何“右派言论”的情况下被定为右派，被殴打、发配农场劳动；在1966年的文革，为避免被打死，他离家出逃，高华那年12岁。这是自己的父亲，他是共产党功臣，对“自己人”如此残酷的肃整残害，入迷于历史的高华要寻找谜底，这和张鸣研究土改一样。高华只有在参透了延安整风、张鸣只有在厘清了土改，他们才可能安心地转向其他历史选题。那是他们生命中必须先解的情结，而龙应台，百转千回，也必要倾其心力走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高华父亲就是一个“后延安整风”的牺牲者。
高华是个老实人，在胡杰的采访中，他承认自己认知的“过程”：“那本《革命年代》是我二十年写的文章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些变化，有些没有变化……立此存照，让读者可以看到哪些变，哪些没有变。这几十年，我讲的五零年代，就是我成长的（时期）、长期我们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是对这种影响在审视它、重新观察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它再见。”
1999年，高华在他写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之时，他的否定是有限度的。他有清楚的价值取向：“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同时，他不仅对红色思潮的大量参与者充满同情，他们就是他的父亲，而且，他“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他的否定是聚焦在党内“极左思潮”、“权谋政治”下内部整肃的“观念和范式”，他父亲遭遇的整肃，正是这一套路的翻版。我想，这是高华在1999年的真实认知，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红色思潮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他也还在和主流影响告别的大半途。但是其后，高华的一系列研究如《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等等，他的否定已经完全超越了政党内部整肃，而扩展到他父亲在遭到整肃之前，也参与期间的那场旨在颠覆法治的革命。他在为他父亲参与的革命所迫害的灵魂和被镇压的和冤魂伸张正义，那里有张鸣的父亲、胡平的父亲、有他许多好友们的父亲；待高华在最后岁月读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的反应特别强烈。在他俯首痛哭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会想到一九四九年自己父亲的潜伏，他是此方的孤胆英雄，是彼方的内奸罪人，那千千万万青年，如他父亲一样，怀着美好理想，却误陷一个注定要进入的悲剧。而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另有一种超越“敌我”的价值在。高华写道：“岁月无声，江山有情，大陆的许多读者，……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此时的高华，他早已经和父亲参与的革命，和“主流影响”，彻底割裂。
高华写作是平衡的。你可以看到偶有内心强烈的触动欲跃出纸面，但他天性的温和及学者修养令他克制。我也在想，为什么读《红太阳》，一点读不出高华当时的认知局限，为什么它无疑能够成为传世之作？谜底就在于老实的高华要求自己“求实求真为依归”，高华写道，“我认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因此，高华的著作只从“实证研究”角度作分析性论述。虽然他认为对这段历史作理论分析也“极为重要”，但是谨慎的高华“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他着力于细节记录、“个案研究”。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便不由自主地超越了他的局限。假如他不在后记中强调，读者甚至不会感受到这种局限的存在。高华记录的史实在说话，在突破这个局限。
高华走后，我重读高华这七百页巨著条理如此清晰。他选择延安整风为主要对象，是极为明智的选择。因为延安整风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全套整肃套路，它涵盖了整肃“观念、范式”的方方面面，配合编织的天罗地网已经成熟成型。而它的结局恰是绝对个人权威的确立，“红太阳上升”。但是，高华的严谨记实，同时在指点一条他自己并没有用理论去阐述的清晰路径。
延安整风是一场内部整肃，而它是1930年至1931年“肃AB团”的一个扩大翻版。它依据是国际红色思潮的理论，确立一个超越传统法治中“罪与非罪”概念的阶级敌人概念。这个敌对阶级，就是有产阶级。红色思潮起于西方工业革命突发的劳资冲突，所以“敌我”阶级对立中，资产阶级成为这个“敌”，产业工人成为“我”。红色思潮涌入中国后，高华指出，它演变为一场农民革命。毛泽东的党变为“农民党”。也就是说，地主富农甚至在极端时任何有地产的人，都可能成为那个“敌”，而国民党被认为是“代表了”有产阶级，才成敌对政党。党内“土地政策”的“极左路线”和非“极左路线”之争，只是这个“敌”的群体是只含“地富”，还是再划入中农甚至一切有土地者。毛泽东就曾经主张没收所有私有土地。
于是，传统社会“罪”和“法”的概念被颠覆。不偷不抢不杀人放火、但合法拥有土地者，是“有罪”的敌人，杀了这样的“私产拥有者”，可以是阶级斗争的正常行为，所以这样“杀人”可以是“无罪”的。从“土地革命”（或者叫“土地改革”）切入的对“法”的颠覆，这是中共党内整肃的理论根源。任何人只要被划入这样的“敌人”阵营，就可以任意杀戮。
高华让我们看到，甚至在“肃AB团”两年之前，最早的内部整肃，即毛泽东在1928年领导的“洗党”，期间“打击矛头”就已经可以“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而“肃AB团”的借口就是：“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地富路线控制”，并且可以“给负责人任意扣上’富农帽子’”。“洗党”起于在内部“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那些被戴“富农帽子”、被当作“地主富农”整肃的干部，当然不是真的拥有土地的“真地富”，而是被指控其思想立场站在地富一边，推行“地富路线”。此刻，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路线罪”，对被整肃的干部已经可以是遭受酷刑和被处极刑的借口了。沾上“地富”二字，就获得了高华所说的“镇压的正当性”。
高华的如实描述，让我们看到一条线索，延安整风之前是“肃AB团”、“肃AB团”之前是“洗党”，再轻轻一扯，就可以扯出关键：起源于西方的红色思潮理论在为中国共产党内整肃异己提供“观念”：每一个红区的建立，“打土豪”都是第一要素。
地主富农成为可任意处置的“敌人”群体，成为受迫害的核心。法律被彻底颠覆后，定罪失去标准有罪群体和“罪名”就可以任意扩大，只要和无限扩大的罪名沾点边就可以是死罪。罪名可以是有产者，可以是有产者的子女、可以是有利于有产者存在的政党，可以是有利于保存有产者的路线甚至想法。“肃AB团”时，红军“群众”有“动摇”、“表现不好的”，都“应捉拿”、“究办”了。那是个人人自危的可怕社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名红军内肃出了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红军遭遇尚且如此，遑论“外人”。
发端于苏俄的逼供、酷刑、杀戮，划罪、提供了肃、整“范式”，再结合中国式“个人权谋”的娴熟运作，从打土豪、杀地富，发展到内部肃整，尤其是延安整风，高华展现了肃整不断操练、直至炉火纯青的细致发展过程，令人信服。
1949年，五万万四千万中国同胞，许多人扭着刚学的秧歌舞迎来延安。他们对这段延安历史毫无了解、对这套“观念和范式”的实质意味着法治消失毫无概念，所以也不会料到，他们从此再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安全。他们没有去延安，是延安走向他们，还是从土改开始，红区打土豪变为全国性土改，开始搅动漩涡，延安进入城市，敌人的罪名也在扩大。从此大家身不由己，一批批被慢慢被卷入一次次整肃，漩涡越转越快，卷入的人越来越多，直至文革深渊。成千万人成千万的人，没能幸存。更可悲的是，幸存者也还是一脸迷茫：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大家又速速接受官方解释：噩梦只是起于中国偶遇几个坏蛋搅局，现在一切拨乱反正，可以高枕无忧。
1989年，文革结束十三年。父亲已经平反，高华进入红后代的行列，而且是红色功臣之后。随文革后“平反”的逐步展开，父辈恢复名誉，这是许许多多红二代的共同经历。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忙于准备接手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一些人利用家族优势拓展事业，许多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在筹备将军子女合唱团，歌唱悠悠延河水，巍巍宝塔山，颂扬父辈起于延安圣地的荣耀业绩。
此刻，只有那个独特的高华，已经老老实实读了太多太多真实的延安故事，他在简陋公寓的一个写字台前坐下，一个老式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红色先驱苏俄的崩溃。
高华展开稿纸，是时候了，他要写出这段几近淹没的历史，领我们，他现在和未来的朋友们，领他的同胞们，去看看他们灾难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