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引言：2020，最穷国家？

从政治逻辑上讲，无论邓小平在经济增长解决矛盾的思路，还是胡锦涛推出在结构调整中实现模式转换，都是想避免“再苏联化”。不过，一份被美国兰德公司否认的冒名文件[1]给出了中国“再苏联化”的几个原因，尽管这份冒名文件没有使用“再苏联化”以及和演这些战略学方面的概念。

“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这样一个判断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故弄玄虚。至少我们能看得到福利压力、刺激负效、复苏弛缓这三个社会经济因素，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失败。它们意味着经济改革已经死亡！

一、全球危机长期化的影响

细化以上三项如左：其一，福利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就算是不考虑上面被我们否定的综合毛邓治策的第三种思路，情况也是如此，因为社保资金不仅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形，而且历史欠账2万亿无从不足，且合计的缺口会也来越大[2]，以至于有负责者说“那样还不如没有这个制度” [3]；

其二，2008年开启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有“三个10亿[4]”等待处理，不惟如此，未来五到十年的货币政策无法与财政政策协调，就是积极财政政策本身也会因为经济下行而口惠实不至；

其三，全球危机长期化，原来预想的种种复苏如V型（跌底反弹至初位）、型W（经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V型）无望出现，而是在U型的谷底慢爬，也就是说依靠美国与欧洲的进口支撑的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面临终结。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战略观念，其因前瞻而形成的判断理念是不错的，但还是晚了很长时间。更何况，“政策一出台，矛盾跟着来”的落后政治机制也没放过他的政策微调呢！

关于上指第三点，即全球危机长期化，我本人早在2010年就作出过判断，预计是五十年的时间[5]；2011年晚些时候，体制内的经济学家且是高官王岐山在中美经贸谈判时，提出了危机长期化的观点，但没提出具体的时间长度[6]。

二、“116/816”对付不了经济崩溃

中国经济崩溃在今后五年内必然发生,经济崩溃不仅仅是粉碎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之类的制度认同，而且还会使狭义的确切的“再苏联化”发生。之于和平演变这个主题，“再苏联化”不是个坏事情，因为它是和平演变的基本条件。 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是灾难性的东西！它在2013年会现原形：选择从紧货币政策就会大幅度压缩就业，尤其农民工的农业外收入受限制，进而引发社会动荡；放松货币，通货膨胀加剧，其后果是引起城市低收入居民乃至于小职员阶层的不满，也会酿成事端；再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因税收减少而达不到效果，连30%难以实现！这样，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部门就会积极谋求非税收入。

非税收入，通俗地讲就是罚款和收费。土地出让金在里面，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衰退，这块是越来越不可靠了。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屡屡“谣传”的楼盘开发商跑掉以及政府被迫接手的信息应是佐证。

高税收，低人权；高出口，低工资；高预算，低效率；高污染，低治理；高通胀，低就业——这五高五低，是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基本内核，它们不仅仅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社会后果，也是全人类的灾难！

2013，中国统治集团大规模更换人选，但新体系必然面对这“五高五低”。能否解决，考验着那个未来群体的德性与知性。中国是选择“再改革”还是选择“再不改革”，端在于这一年的政治取向。对于“再不改革”，有些人深有担忧。这些人是被俗称为“太子党”的政治身份群体的边缘化群体，他们在2011年搞了纪念“116/816”三十周年的活动，即中共十一届六全会否定文革的决议，时为一九八一年六月。为了好记忆，也即以此事件作为一个测量基点，我称其为“116/816”。

在“116/816”中，边缘化的“太子党”支系没有总结出“五高五低”的概念，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惊恐的。他们夹在了腐败与极左中间：腐败继续，会把他们这些现体制的受益者吞噬，尽管他们不腐败而是要在太子党内部“反党”；极左上台，会把他们这些同根的跑偏者消灭，尽管他们不造反而是要在现体制基础“政改”。

三、“加迪斯条件”三有其二

中国的极左势力还很猖獗，他们总会借机看似委婉地表达他们的政见。当然，没有人有权力限制不同于自己的声音，问题是经过包装的极左往往会借公权力界面表达出来。被改换题目的胡总讲话，算是一例：《求是》第一期发表胡锦涛署名文章（17届6中全会讲话之一部分），题目是建设文化强国，但是人民网转载时换掉了原题目，改成“反对各种敌对势力”为标题。而胡锦涛的原文内容里只有一句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人民网转载时，不但改了题目，还可以将那句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话文字加粗。

更为吊诡的是，《人民日报》在此前发表赞扬乌坎事件处理方式的评论文章时，只字未提“敌对势力”即没有认可汕尾书记郑雁雄的“境外势力”鼓动之说，也没认可广东副书记朱明国“境内外敌对势力”之说。当然，人民网转刊胡总文章而自改标题与《人民日报》赞扬乌坎转机，两篇文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作为最高党媒如此明显地前后冲突，说明在“五高五低”之外，中国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中国的2013将是“再改革”或者“再不改革”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

“再不改革”，将会导致（我们上面涉及到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特别委托项目”研究成果里）关于苏联和平演变的另两个条件出现。至于加迪斯所总结的三个条件的另两个，在中国环境里也已经出现。比如，南中国海问题就是最好的因素，或者说，东盟二度一体化将会反过来推进中国政治制度的而理性化。同时，涉及中日东海争端、中美太平洋战略博弈，其中的谈判所具有的制度促进作用不容忽视。而缅甸近期的变化是个连西方战略专家都不曾料到的制度改进案例，这正如台湾的解严是当时的大陆最高层所没能预判一样。

还有，发生在北非西亚（即中东地区）的自发民主化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北京的最高决策层也许是出于外交策略考量，而表态认可那里发生的重大转变，并对正在发生的对抗作出道德判断，要求“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而这样策略性表态对于国内则是一个积极的触动因素，至少“平息反革命暴乱”那类的政治暴力话语已经被统治集团自己否定。在上面，关于“乌坎转机”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不提“敌对势力”，至少一种策略性的进步。——此可视为体制内具有不自觉的和平演变之可能性的一个信号。

结语：最节省的制度重置选择

和平演变不仅仅对于底层百姓、知识精英有好处（前者获得私有化的资本支持，后者合法地参与国家政治），而且对统治集团更有好处。台湾的解严至今日政党轮换模式之成熟，是最好不过的说明。

和平演变不是天塌地陷般的政治灾难，恰恰相反，它是中国顺利转型、步入民主的成本最省的路径。最简单地说，和平演变总比整个社会滑入古典崩溃的轨道，要好一万倍。古典崩溃的政治吞噬后果，对于统治集团，对于人民，对于知识精英，概莫能外！和平演变，更是中国文明走出历史泥沼的唯一路标。

注释部分：
 [1]人民网<强国论坛>也发了帖子，即长度为三千余汉字的文章（以及数十个赞同性质的跟帖），“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我个人也认为如此该报告不会出自非常专业的机构或个人，但是，它在定性分析方面还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2]对社保或称为养老金制度困局的报道，日渐增多。比如[7]指刊发表文章，“养老金制度之困”（记者：邢少文）。
[3]参见搜狐网<搜狐财经>频道（转引人民网文章，作者：王羚），“14省养老金收不抵支，专家称社保制度将崩溃”。
[4]数据出自2012年1月6日的《经济观察报》北京报道，“金融业定位回归实体”（记者：欧阳晓红、胡蓉萍）。该文引述财政部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琮瑜披露的数据说：“目前中国金融业还存在三个10万亿泡沫的潜在风险：2012年到了还债高峰期，10万亿元左右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化解；另外约10万亿元民间信贷规模；以及整个房地产沉淀资金约10万亿元。30万亿元未来将会给金融业带来一定冲击。”
[5]参见綦彦臣著《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P183-184，我的判断是：“以本书作者的观点来论，全球远未见到走出危机的希望，还要经历一个历时50年的非典型性危机，并非危言耸听。与以往世界性经济危机不同的是，这50年内将是经济理性缓慢调整的过程。”我指的50年非典型危机时期是从2009年至2059年。綦著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6] 英国路透社2011年11月20日发自北京的电稿，写道：“官方的新华社援引王岐山19日的讲话称：‘不确定之中可以确定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王岐山的评论是迄今为止中国高级决策者最悲观的预测。”我认为，王岐山的预测可以称为“危机长期论”。对于路透社的电文，新华社《参考消息》11月21日作了译介，“中国官方‘全球衰退’提法引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