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本文的研究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是由于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壮大,并逼迫官方不得不与之分庭抗礼的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笔者观察研究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89年的六四事件,以及后来的民间力量的萌芽、初步形成,和最终成长壮大的一系列过程和阶段;并分析了为什么中国的民主化已经不可避免?从而给无论是中国今天的当权者还是民间知识分子,都向他们展示了一种清晰可见的社会发展演化轨迹,并且这一轨迹的下一点就将是中国走向民主社会了。在下面的分析中笔者把官方政治势力称为“官派”,同时把民间政治势力称为“民派”,以展示他们双方的整个围绕中国政治主导权的斗争和博弈的全过程。

一、中国官派和民派的对立与此消彼长是当今中国政治的主旋律


在当今中国,上到中央下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最能代表当今中国政治特征的,那就是有关当今中国社会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造成的堆积如山的社会矛盾还没有解决了。在当今中国的所有重大矛盾中,官民的矛盾是摆在第一位的:中国的老百姓一致的把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例如强拆的问题、房价高昂的问题、社会道德低下的问题、政府腐败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各地官员欺压老百姓侵犯老百姓利益而造成的维权上访问题、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实行民主和保护人权的问题、群众修炼法轮功问题等等,统统都归结为官方和民间老百姓之间矛盾和纠纷的问题。

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官方是无比强大的,中国社会的一切全部是由官方所一手遮天的主导着的: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迫下岗和失业了,他们双手空空走向了社会。由于官方的势力即力量太强大而民派却很弱小,于是民派只有默默的接受官派安排的一切。

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就在中国的官派洋洋得意的、大大咧咧的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中所计划好的一切“指点中国江山”的时候,民派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发展壮大,已经到了可以对官派“说不”的时候了:于是便发生了数以万计的“群体事件”,和成千上万的上访民众涌向北京去讨说法的情况。以至于弄得官派如临大敌,风声鹤唳般的四处张望以拦截那些企图进京上访的冤屈的民众。而被赶到国外的法轮功人士,竟然获得了众多的支持建立了政治网站,并发明了翻墙软件,结果使中国国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都有了获得不受限制的资讯浏览的自由。由于网络的披露真相的力量强大,因此短短的时间内就使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思想意识观念发生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由此民派已经空前的发展强大起来了。而且因为民派的空前强大已经深深得影响到了中国政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在任何角落都有民派的影响与痕迹;而且也事实上逼迫官派不得不正视民派的因素。以前的那种由着官派一手遮天的主导中国政治的局面却是永远的一去不回返了。中国的政治由过去的官派一家独大的政治独唱,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过渡到官派和民派共同的舞台对唱了。因此我们才说:“中国官派和民派的对立与此消彼长是当今中国政治的主旋律”。这句话说得可是实实在在,一点都不包含任何夸张的成分。

二、民派形成并成长壮大起来与官派抗衡与对峙的四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民派的萌芽与开始形成阶段。这个时候的社会环境是自由市场经济开始出现并成长,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影响开始脱离国营单位而下海经商等等。由于民派的萌芽和形成、壮大都和知识分子的重要的与核心的参与关系极大,因此脱离官方和国营身份的知识分子们的影响对民派的形成与影响是极大的。而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各种政治、经济、哲学、管理学、社会学思想等等的引进,在中国翻译出版西方的各种学术著作,对民派成长起来的影响非常巨大,可以说是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民派的主要思想价值观念的基调。总结起来民派的萌芽与形成有四个主要因素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一是初步自由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官派的经济控制力的松动;二是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给民间力量的萌芽与形成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社会环境;三是过去被强制压制着而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和西方价值观念如西方哲学等思想的引进对知识分子和民间老百姓的巨大思想冲击力;四是电视、通讯和网络的发达,给民众提供了一个广泛了解外部世界,和利用网络交流与互相联络的方便途径。在上述四个主要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民间势力渐渐萌芽并很快的壮大成长起来。而在民派的萌芽与开始形成阶段,起主要作用的是前三个因素:即一是初步自由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官派的经济控制力的松动;二是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给民间力量的萌芽与形成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社会环境。而另外因素如过去被强制压制着而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和西方价值观念如西方哲学等思想的引进等对民派的影响,在这一阶段有的尚未开始如宗教的和传统文化,当然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已经有了。这个时期网络还没有形成与普及,因此尚无什么作用。在第一阶段民派处于萌芽和初期发展阶段,还无法和官派相匹敌,因此这个时候还是一切都由着官派在操纵。当然这个时期由于改革开放,官派对社会的垄断和控制力已经大大的降低和放松了。

第二阶段是民派迅速成长壮大并登上政治舞台的阶段。具体的标志是1989年的事件。在这个发展壮大的迅速成长阶段,西方的政治和哲学等思想热与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时由于恢复高考之后的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短期内就培养了一大批有成熟系统知识的知识分子。这些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的阅读和了解了外部世界的大量的哲学和社会学等等学术思想著作;也了解了许多原先被中国官方长期掩盖和隐瞒着东西的真相,于是对官派长期灌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强烈的质疑与批判。而在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进一步朝向自由与宽松市场经济迈进,人们大量的脱离官派的经济控制与行政控制走向市场自我经济发展。在这类自由人大量出现在社会上之后,民派的势力就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是经济的自由带来了民派的形成与独立;而西方哲学与各种社会学思想的引进则塑造了民派的基本价值观念:于是一个具有独立于官派的、有自己成熟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见识的民派就完全成长壮大起来,并最终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中国的民派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后就和官派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官派虽然主导了改革开放,但他们的基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念还是以前的老一套,并没有重大改变:而且官派还想一厢情愿的继续以前那种由官派垄断一切社会政治的格局,并对接受民派已经成长和强大起来、他们也要对中国的政治生活进行重大的参与这样一种新的变化了的政治格局丝毫没有心理准备,于是中国的官派和民派这次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冲突,就是1989年的政治事件。结果是以官派采取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方式结束了这次冲突。

民派成长与发展的第三阶段是89年遭遇挫折后没有沉沦而继续顽强成长并开始全方位成长壮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政治的高压环境逼迫民间转向别的领域寻找精神替代:于是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便在中国民间大大的热了起来。气功和玄学如周易八卦和四柱预测就是这个时期热起来的,同时各种宗教也大大的流行起来了。这些热潮统统表达了一种倾向:民间已经对官派宣扬的意识形态完全厌恶或冷淡,怀着对官派镇压和平要求民主的学生的强烈不满,人们涌向与官派向人民灌输的意识形态相反的别的领域内去寻求精神寄托。但是法轮功事件又弄出来了。而在法轮功事件之前,中国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清剿气功的运动:就是1995年的气功大论战和随后的反对伪科学的运动。而实际上这些事件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几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都一无所知。

法轮功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官派试图继续主导和垄断中国全部政治的幻想落了空: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镇压法轮功的事件实际是中国的重大政治转折点。原因是因为法轮功被中国国内禁止了之后,就被迫到国外去发展去了,而且因为法轮功的准宗教信仰的性质,使得这个组织具有非常强大的内在凝聚力量:于是海外便成立了许多法轮功组织,建立了许多非常对中国大陆有影响的网站和论坛;又以法轮功为主研发了许多翻墙软件:这些软件是打破大陆网络封锁的无比强大的利器;因为这些软件提供的方便,使得大陆民众从此不再受到信息封锁的限制,坐在家里就能随时了解和掌握当今最及时的时政实时讯息了。本文因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规律与政治走向而涉及到了法轮功,但并不是要在这里评价法轮功本身,这是要解释的。同时法轮功又在世界各国起诉那些参与镇压法轮功信徒的领导人,并且这种起诉也获得了许多国家政治家和律师的赞成与支持:于是使中国的领导人一下子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内可以把法律操纵得随心所欲;但一旦他们到了国际上,他们还想用那种对付中国老百姓的那套法宝来对付国际法律界和政治界,就完全无效了。而那些89年事件以后逃到海外的民主知识分子其实在这方面根本无法代替法轮功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影响的;和法轮功相比,海外的那些民主知识分子不象法轮功那样能够自己团结起来抱成一团。在民派的这个发展壮大时期,由于法轮功的强有力量的参与和海内外民主知识分子的各种民主活动,使得民派已经空前力量强大,形成了一个涵盖海内外知识分子和法轮功信徒的强大的政治势力。而且这个中国民派势力又能获得海外的许多国家包括联合国的支持,这就使得中国的官派万分的头疼和无奈起来:因为事情已经弄到了国际上,就不是什么单纯的内政问题了;当中国的官派不得不面对全世界的法律界和新闻界的时候,家事也成了国际事件:这样就由不得官派再继续的不讲道理和法律了:恰恰因为这个缘故,使中国的民派如今已经完全能够匹敌官派了。

民派成长壮大的第四个阶段是海内外联合、中国老百姓与民主知识分子联合、全方位与官派匹敌与抗衡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开始加入到民派行列,与主张民主的知识分子和反对迫害的法轮功等、还有国内大量网民的积极参与,共同形成了一个成员涉及各个社会角落、各个阶层广泛参与、又与海外华人和世界舆论广泛联系的一种无比强大的中国民派政治势力,而且这个政治势力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中国发生政治民主的变化和向官派争夺民派应该得到的权益。这个阶段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有大量的被中国官派侵害了基本利益的普通老百姓,即一般被称为上访维权人员的民众加入到民派的与官派的抗争行列。由于有广泛的民众参与,所涉及的社会阶层和普通社会大众的范围就突然间变得广大起来:因为这个时期的民派与官派的抗争已经深入到几乎和社会每个成员有关的程度和广度,因此大大凝聚了民众的对政治参与的关心,伴随着网络提供的无比快捷和方便的交流与联系,于是世界一下子变小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老百姓突然发现许多社会事件原来就和自己有密切关系,于是政治参与的热情突然间迸发了。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数不清的重大群体事件,都是由于网络的传播和传染、感染效果,而使中国的老百姓迅速的集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间团体,以达到逼迫官派让步和为普通老百姓争取权益的效果。

广东乌坎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没有全国网民的参与、如果没有世界媒体的及时介入,从而把一个小小村落的因为土地的抗争,竟然被弄成了一个全世界都瞩目的重大政治事件,那么事情的结局大概会是很惨的。而因为有了人员数量众多的民派成员的参与,于是官派被迫让步,乌坎事件中村民获得了胜利。而这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同参与乌坎抗争的民派,其成员却都是历来发生在中国的群体事件和民主事件、包括89年的事件所培养和锻炼出来的老运动员了,数量是以千万计算的。这些民派成员就象是观摩足球比赛的观众:他们两眼时刻盯着全中国,每当有事件发生,他们就瞬间把消息通过网络和各种现代通讯传递到中国甚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瞬间就能把一件小事情放大到成为国际瞩目的大事件;而官派想在如此发达和强大的民派面前占到便宜,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当今的中国,其实官派不愿意分权和被监督、被制衡都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一个强大无比的中国民派又背靠着强大的世界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比强大的监督团体,而且还监督的滴水不漏:官派对此只能埋怨时运不济了。

总结起来中国民派由于经过了上述四个阶段的从萌芽到成长壮大,已经在中国成长为一大政治势力了。有人说中国的网民是中国的第一大在野党,这种说法尽管很形象但还是不够:因为世界上至今还从来未出现过一个如此强大的在野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在野党都没有中国的网民即民派的政治力量强大。而且这个在野党几乎深入到从中国高层到社会最底层,是无所不包的进行着运转与对政府的监督;这样的情况是当今全世界的第一个特例,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有如此的国情,也算是“有中国特色”了吧?

三、中国政治由官派主导与垄断的历史已经结束,由官派和民派共同分享政治主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是中国目前政治的事实,可是官派一方却至今无人清醒得意识到,而还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做着“一党的绝对领导”和“全面代表人民”的美梦呢。

首先我们要指出,所谓官派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成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派别:利益派、信念派和开明派。对此笔者有专门文章予以研究和介绍。三个派别中利益派是唯一的只有私心而毫无道德与信仰的派别:他们只为自己个人和家族谋利益,既没有真正的信仰也没有道德约束。而其他的两个派别全部都有公心而且有真诚的信仰;但现在信念派却被利益派欺骗和蒙蔽,开明派则被压制:因此是利益派一派在很长久的时期掌握和主导着中国的政治。

迄今为止官派和民派之间的抗争和博弈一直有着两个主题:第一是利益之争;第二是意识形态即价值观念之争。之所以会有意识形态即价值观念之争,那是因为官派内的信念派存在的缘故:因为信念派是真诚的信仰社会主义的。而利益之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官派内的利益派要长期的维持对民派的奴役和侵害造成的。由于官派与民派相争的利益争夺的色彩浓厚,是第一位重要的争斗,所以官派与民派相争的的实质归根结底还是利益的争斗。官派所代表的是官员阶层极其家族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民派则代表除了官员阶层的个人和家族以外所有阶层的利益。由于民派中的知识分子的先进性质,所以民派所代表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即官派为私,而民派则为公;官派为家族,而民派则为民族。

当然在民派发展和壮大的因素上,官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官派的对民派的压迫和奴役,才迫使民派一天比一天的壮大和强大起来。官派愈是胡作非为,则愈是促使民派的发展和强大:黑监狱建立的愈多、强拆和自焚愈多,则民派就愈加的强大和壮大,因为更多的人民受到了血腥的刺激而觉醒了。

因此,今天的中国民派已经和1989年的时候根本无法相比,而有天壤之别也。

但是,官派却直到今天依然还没有这种意识。还以为中国的天还是过去的天;所以迄今为止官派还是在用过去的官派一家独大、对中国政治还一切垄断的旧的治国模式来治理当今的中国。官派不愿意认真的想一想时代在变化,世界在前进,中国社会已不是过去的那种政治格局了,几乎一切社会条件都已经今非昔比了;而面对已经改变了的社会官派却不愿意正视,还要硬蒙住眼睛自我欺骗认为一切都是老样子,还要由着自己一手遮天的“全面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怎么能行呢?时代在前进,而官派还是老脑筋,还要用遗老遗少的思维方式去处理已经面目全非的当今中国政治,怎么能不弄出无数的矛盾和问题呢?如果社会条件已经巨变而官派还用老手段老思维治国而又能平平静静,社会也和和睦睦,那才不正常呢。任何一种治国方式都必须与自己的国情和民情相适应、相符合;而中国的官派至今却还是用老方式治理已经大大改变了的国家,而且“万变不离其宗”,这怎么能行呢?现在的国情和民情就是民派已经强大和壮大,再也不允许官派包揽和全面代表他们的一切;而官派如果还想治理好这个变化了的国家,就必须跟着变化:用新的治国方式来适应变化了的国情和民情,就是与民派分权,也就是实行民主政治:让民派也参与国家的重大政治的决定。

如果官派拒绝与民派分享权力,那么官派就将永远不得安生,就将继续积累矛盾:直至有一天弄出革命来,就像中东近来发生的那样。

可是有一条现象却令人惊奇: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巨变;中国的官派和民派已经对立得如此的不共戴天;中国又有如此多的党校教授、如此多的社会科学院、如此多的智囊和理论家、又每年花费如此巨大的“课题研究经费”、又有那么多的研究中心:可是官派怎么就没有研究者或理论家来指出民派已经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官派已经无法与之硬性的抗衡了呢?

以今天笔者如此大的角度和视野来分析中国现实政治的核心奥秘,官派内部至今尚无一人。如此的后果是造成了官派的极端的理论短视与理论无知。事情到了现在,接下来的结局是中国必将出现重大的政治转型,而且是转向民主政治的方向。于是事情已经到了海啸即将到来之际,而中国官派的许多成员,却至今尚未有任何思想准备:好像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有些太突然了似的。其实哪里有什么突然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就能看出当今中国政治民主的不可逆转来了:一切都是在官派的逼迫和推动下,民派渐渐一天一天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结果。民派现在已经是如此得强大,以至于中国的政治轨迹现在主要的已经不是由官派来决定了;而是要看民派怎么样。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抗当今中国的政治车轮滚动,中国的政治专制已经无法生存;自然而然的结局应该是官派主动和民派分权,即实行民主政治。而且这是对官派和民派来讲都是相对代价较小的一种政治转型方式。而如果官派拒绝与民派分权,那么结局将是革命:这种结果民派不愿意看到;而官派大概更不愿意看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