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天，在四川德阳的一家小旅馆中，我遇到了一位赵先生，他的箱子很破，衣服很旧，一脸愁苦的表情。刚攀谈几句，他就问我认不认识当官的，能不能帮他搞到工程。我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国营公司担任低级法律事务专员，从来没接触过什么工程。赵先生大概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会求助于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陌生人。他说的工程就是当时的城市道路建设，在中国，这种工程极少有真正的招投标，大多通过关系和贿赂取得，然后层层分包下去。赵先生是这长长的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真正的建设者。按他的说法，什么样的工程都可以接，再高的价格都可以承受，反正价格越高，他用的材料就越便宜，最后总能赚到钱。为了鼓舞我的热情，他开出了一个天价：只要能帮他搞到工程，他就给我每公里10万元的回扣。我没这个能力，也不太相信他的大方，甚至把他当成了骗子。后来渐渐明白，这种事十分平常，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规则”。赵先生也不是骗子，只是一个没关系、没门路的小承包商，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既受着腐败的损害，同时又热切地盼望加入腐败。交谈结束的时候，赵先生用一句话概括他的发现：在中国，没有一条路是清白的，都吃了回扣。

走在这宽广而污浊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肮脏之物。在当下中国，腐败不仅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它甚至成了法律和信仰。它无所不在，你不去找它，它就会来找你；你躲到天边，它就会追到天边。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能看见这只肮脏的手：记者写稿要收车马费，教授参加论文答辩要收指导费，医生做手术要收红包，连爱心捐款、寺庙的香火钱都有人贪污。几乎没有人可以清白脱身，再正直的人也必须学会邪恶地生存。有位检察官朋友曾这样描述他的困境：领导在里面抱个小姐，我抱不抱？不抱，还想不想混了？

1997年秋天，我所在的公司发生了一起携款潜逃案，我和我的上司陪两位警察去江西景德镇调查，按照中国惯例，他们的一切花销都由我的公司承担。一天晚饭后，一位警察提议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这是文雅的说法，实质就是嫖娼。我的上司答应得不够爽快，那位警察大为愤怒，他喃喃不绝地咒骂了几十分钟，在酒店的床上跳来跳去，大声指责我的上司“不够意思”，他说：“我为难你了吗？我跟你要钱了吗？看你那小气样儿！”我和我的上司无言以对，但在心里，我们能够理解这位警察的委屈，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能够理解，那就是中国警民合作的规则：如果警察肯帮我做事，我就有责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尽量让他开心。“收额外的钱，做该做的事”已经不能叫作腐败，而是理所应当。那位伤心的警察连钱都没要，只不过想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按情理说，已是过份的清廉。

如果腐败不可避免，人们就会强迫自己去习惯它、适应它，甚至为它辩护。20年前，当我听说有官员贪污几千万，就会感觉极度震惊，心里想：怎么可以这样？10年前，听说有人贪污几亿，我依然震惊：怎么可以这样？但现在，即使面对更庞大的数字、更离奇的情节，我都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从震惊到习惯到麻木，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腐败的态度。人们只痛恨过度的腐败，却把适度的腐败视为天经地义之事，如果有哪个官员很少收钱，甚至不收钱，那就会被当成是“青天大老爷”。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中国人对腐败的容忍程度：2010年，广西有位烟草专卖局长因收受钱物近80万元被捕，事发之后，中国年轻的意见领袖韩寒在网上发起调查，有近21万人参与投票，其中超过96%的人认为这位局长“是个好干部，应该继续留任”。

2001年，我在广州的一家公司任职，新年前的某一天，有两位工商局的官员上门拜访，一是感谢我们一年来的支持，二是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我的老板是一位聪明人，知道其中规则，吩咐我准备了两个信封，一个2000元，送给那位科长；另一个1000元，送给科长的随从。我们陪两位官员喝了茶，谈了些工作上的事，相见甚欢。把他们送走之后，我的老板告诉我，这样的事她已经做过很多次，在她看来，这3000元不能算行贿，只能算“一点心意”，用个中国式的术语，那叫“正常的人际交往”。

2003年，我开始申请我人生的第一本护照，按照程序，我先要向居委会申请一份证明，证明我既不是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参加1989年的学生运动，否则就没有资格申请护照。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午后，我在一间低矮简陋的办公室前等了两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那位公务繁忙的居委会主任，他姓黄，大概是中国级别最低的官员，可依然像大多数中国官员一样严肃且难以接近。他问我：你怎么证明自己没练过法轮功？怎么证明自己没参加过学潮？我跟他解释：1989年我只有14岁，根本不可能参加学运，我也从来没接触过法轮功，而且，一个人很难证明自己没做过什么，只能由别人来证明他做过什么。黄主任不为所动，坚持要我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不能证明，那我就是个可疑分子，不配拥有护照。还有一个理由是，万一我出国后做了什么不利于国家的事，他要跟着负责任，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帮我出具证明。谈到最后，我屈服了，按照中国规则给他买了一条中华烟，大约值400多元。黄主任收下这条烟，开始不那么坚持他的原则了，用5分钟的时间写完了证明，并且郑重其事地盖上了代表权威与责任的大印。我对他说谢谢，他回答：不客气，应该的。但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应该”到底指什么，应该为我开证明，还是应该收我的贿赂？

这些都是久远而且微小的往事，不足以代表中国的腐败现状。从那之后，我听过、见过许多更肮脏、更恐怖的事：一个村长可以贪污几亿，一位省长可以贪污几十亿，一个女人仅凭出卖肉体就可以当上高官，一个律师会向法官献上未开苞的处女……但正如前文所讲，我不会再感觉震惊，这是肮脏的河流，如果在其中生活太久，就会把肮脏当成生活本身。

在我很天真的时候，曾以为中国的高层是真心反腐，只是他们的下属执行不力。后来，当我看到贪官的家产越来越惊人，看到各级官员都反对申报财产，看到媒体报道贪腐案件时的种种限制，我终于明白，这个国家没有人真心反腐。这个政权需要腐败，甚至鼓励腐败，腐败就是它天然的润滑剂，一日无腐败，则一日不得运转。它相信“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老格言，却不明白，有一种水本是喝的，不可以拿来养鱼。

2009年夏天，重庆市公安局通过朋友向我发出邀请，说我对中国司法腐败的描写“淋漓尽致”，希望我能去重庆再写一本，我揣测其用意，大概是想宣传他们“打黑”的重要意义，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已经明白：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做保障，腐败将不可避免，“反腐败”的口号叫得再响，也只不过是戏台上的表演。

权力的腐败曾是全人类的难题，但在今天，大多数国家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当我们研究中国的腐败原因，需要诚实回答两个问题：中国的权力在哪里？在北京。谁来监督？北京来监督。这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