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事件究竟最终结果如何，百姓已经不大关心。这一方面是网络时代的资讯充份发达，许多热点新闻会在短时间内成为旧闻；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有远比薄熙来问题本身更亟待解决的难点在持续，比如云南巧家县爆炸案背后的官民对立关系.

当然，这两个方面有着较深的内在联系，比如薄熙来之所以能把打黑变成黑打，则是在利用官民对立之社会情绪的同时，制造了一系列冲击性的新闻话题，即在打黑之后唱红，唱红之后又共富。

巧家县爆炸案之社会悖论

打黑的起因或伦理依据固然是黑社会侵害民生，如垄断某个市场后对价格的操作，其结果是民众的利益被侵害。但是，中国社会存在着并行的两种黑社会几为舆论所忽略，充其量是指斥官方有关人员甘做黑社会的保护伞。

在现实中，凸显社会悖论的事件不断强烈地印证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偏好。比如，云南巧家县的“赵登用爆炸事件”，在此事件未有刑事程序结果之前，那里的公安局长就用自己的前程来做抵押，指定赵登用是嫌疑犯。此论不管有什么样的版本，也不管该县的公安局长如何自我辩解，都说明他在对整个社会、对案件的当事人进行“非等价交换”。仅仅是个科级小干部的局长的仕途就能顶得了一个人的名誉，乃至於数个人的生命。典型的黑社会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难理解许多雷人的话语之出现，并不是因为放言者知识水平低下，而是他们的思维已经完全黑社会化。他们相信有强权乃至於不惜代价地使用暴力，就能压住任何质疑，甚至任何质疑都是无关紧要的。

黑社会除了惯於非等价交换，还不会在乎本身制造的悖论。比如说，就算真凶是赵登用本人，他也确实具有报复社会的动机与实施能力，那么，他为什么非要选择一个负责拆迁的机构去实施爆炸不可呢？原因无他，在於拆迁机构本身最具有黑社会性质，且有“政法阴谋”为其提供强力支撑。

个体不惜生命的抗争是单打独斗的反黑行为，尽管此种极端方式并不值得讚赏.但可以相信，底层政权黑社会化越严重，极端的抗争行为就越多，以至於发生整体社会骚乱.

“豁命党”作为第三黑势力

云南巧家县爆炸案发生之前，全国各地似乎都有“预感”，比如河北省公安厅早在今年三月份就发佈了爆炸物举报公告，尽管它是云南巧家县爆炸案发生后才真正公诸於众的。防止爆炸物被不满社会的人所利用，反证了社会不满情绪的剧烈程度。换言之，底层政权黑社会化引发的突发事件呈现出逐步增长趋势。即便不是採取爆炸行为，其他过激的反抗也时有所闻，比如不满的村民或是放火烧村委会或是烧镇政府。这些都是民众在个体感受之下，採取的反抗底层政权黑社会化的行动。

底层政权黑社会化增大了社会管理成本。仍以云南巧家县为例，有香港媒体调查发现，在那里不仅炸药可以随便买到，而且枪枝更是成为流通商品。按习惯思维，一般会认为那里处於边境地区，越南枪枝又大量剩余，故有此状。其实，也该问“枪枝在中国社会为何有如此旺盛的需求？”，以至於东南沿海城市也很泛滥.究其重要原因：一是，底层政权黑社会化趋势严重，许多人宁愿冒非法持枪之风险而准备随时对付侵害自己权益的政府；二是，官匪一家、警匪一家是底层政权黑社会化的衍生品，借助官府与警力的黑帮势力持枪威胁利益冲突方，也会威胁警方。

在以上两种情况之外，当今县镇社会正出现一种新的黑社会势力。他们不与官方和警方挂钩，完全凭自己的“豁命党”精神打出违法生存空间.利益冲突最激化时不惜开枪杀人，而警方惧怕“豁命党”伤害自己的家属，不敢主动过问此类案件。至於百姓受到此类势力的欺压，即便报警也没用，警方都是估计“豁命党”撤离现场时才出警。

“政法阴谋”支撑政权黑化

就十分现实的社会学意义来说，底层政权的黑社会化也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比如说，某个贫困县的镇由於经费缺乏就变相剋扣国拨扶贫款，原因到了令人笑不出来的地步，“你们村子出爱告状的，扶贫款扣一半”。这样，本来三十万的国拨扶贫款其中十五万就被镇政府简单吞掉。受害百姓指称这是“黑社会包砂石料”的方法，而不同的是黑社会包砂石料是採取敲诈性质的手法给砂石料抬高价格，迫使建筑工地接受，而乡镇则是最大程度地通过“降价”方式来剥夺农民利益。

在县镇两级政权与农民的利益冲突中，前者的黑社会行为还会很合法地表现.比如，某个县级市的政府水务局欠下农民五十万佔地补偿款，在行政诉讼时，法院开出立案条件，“只能告水务局，不能告市政府”。乡政府作为侵吞该款项的当事人之一会对原告（农户）开出“给一部分”的条件，以稳住后者的情绪.法院则以“行政转民事”的手法改变案件性质，负责立案的法官还可以逼水务局、乡政府、原告三方出好处费.

在没有司法机制的中国，底层社会完全陷入政权机构设置的“政法阴谋”当中。“政法阴谋”显然比乡镇的“降价”手法更黑，且它伤害的面更广泛、更不确定，由此引发血腥事件也不足为怪。轰动一时的杨佳案是“政法阴谋”的血价，前年发生在湖南永州市的法院枪击案也是“政法阴谋”的血价.

习李必须面对的难题

明面上的血价通过新闻反映出来，暗中的则难以计数──那些有理且开支了相当人情费用的当事人，令人难以置信地输掉官司，其结果只能是他们极端地仇恨执政党而等待报复的机会。有理且花钱也打不赢官司，正成为“政法阴谋”支撑底层政权黑社会化的最核心秘密。

质而论之，镇县两级政权的黑社会化是比薄熙来所打之黑更普遍的黑社会。恰恰是薄熙来的“夺权”计划里还包含着对镇县两级政权的利用，他就不可能解决底层政权黑社会化的政治难题.习近平可能吗？或者双接班后的习李可能吗？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会有肯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