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五四运动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如人们常常把地主制社会称为封建地主社会一样。其实，这完全混淆了两个不同的东西。新文化运动是由《新青年》推动的一场提倡个人自由的文化运动；而五四运动则是由巴黎和会引发的一场爱国主义政治运动。

辛亥革命的受挫，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以及尔后出现的尊孔读经等等怪现象，使一部分先进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从根本上铲除帝制，必须首先把臣民变成公民，把臣民社会变成公民社会；而这，需要的就是清除中国人身上的奴性人格，实现个性的解放，使中国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的自由。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六条行为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便折射出了这一时代的要求。

　　这份杂志让远在美国的胡适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寄给了陈独秀。然后，以《文学改良刍议》的标题发表在《新青年》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从此，新文化运动便在知识界和学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不能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认识和估价，因而对于传统文化的清算、批判和进行新的价值评估便势必不可避免。其批判之锋利、涉及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自然难免惊世骇俗，而引起文化守成主义者的反弹，由此所导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新旧文化之争，甚至直到今天还尚未结束。

从提倡个性解放，到白话文运动，再到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虽然并非有意安排，但其内在逻辑却是显而易见的。要实现中国人的个性解放，就必须普及新文化；要普及新文化，就必须使用白话文；而随着新文化的普及，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以及思想观念等等，就不能不产生疑问，于是，对传统文化的清算和批判也就在所难免了。

五四运动虽然不能不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它却是一场基于民族主义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当时所提出的口号：“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便反映出了这场运动的特性。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西方的各种各样的“主义”纷纷引进中国。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清算和批判则逐渐退潮，而代之以进口的社会政治主张。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马克思主义终于引起了激进知识分子的注意，并且诞生了一些共产主义小组；虽然建立这些小组的目的在于了解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第三国际的插手，中国也终于建立了共产党，尽管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还只是一知半解。

从此，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知识群体，终于发生分裂，并出现了向左转的态势；即一部分人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当然，另一部分人则投靠国民党而成了党政大员；虽然还有一部分人依然坚持其自由主义的立场，但是，他们却在尔后的发展中却不逐渐地向左转，并终于成为了中共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不错，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并且初期的党员也是一知识分子为主体。但是，由于四一二政变以及中共所发动的南昌起义失败，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自此，共产党就逐渐蜕变成了农民党，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变成了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然而，知识分子的向左转的态势却并没有停止。不但一些进步作家成了革命者，而且一些学者也投身革命了，紧跟着他们的则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

这是为什么呢？

就当时中国的情势而言，虽然洋务运动失败以后，变法、革命都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固然受挫，但毕竟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情形，但是，就经济社会情势而言，却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并且当时的国民经济居于世界的前十名，因而可以说完全没有再次发动革命的必要性。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生就有一种恋国情结，一种忧患意识；而同时他们又急于事功，急于求成，总是希望事情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变成现实。辛亥革命的受挫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受骗的感觉，因此，为了使国家迅速地强大起来，革命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一直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和压迫，因而知识分子便期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能够与列强分庭抗礼。正是出于这样的要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前身的士人和士大夫才发起了洋务运动，才发起了戊戌变法，也才有了由新兴的知识分子发动的辛亥革命。然而，变法也好，革命也罢，并没有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因而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才决定“走俄国人的路”。

虽然事实表明，中共自从北伐战争以来，就一直对社会秩序起着破坏作用；而它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给经济社会造成的更是一场灾难。但是，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而中共又打出了“一致抗日”的旗帜，相形之下，国民党则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政策。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出于爱国，出于救亡图存，自然就不能不向左转，而成为了共产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共产党也因此迅速地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本来应该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而且中共高层中又有人是这样认识的。但是，由于一方面是蒋介石不愿放弃其个人独裁，另一方面则是毛泽东则不愿失去其帝王梦，因而紧接着八年抗日之后，又是三年内战。在这三年内战中，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弄得民不聊生。加之中共的宣传攻势，使许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相信中共在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会比国民党好，必定能够实现自由民主，因而就倒向了共产党，并且在他们的影响下，青年学生则更是把共产党看作了中国的救星和希望！这样一来，一个已经完全丧失民心的政权，自然就只能土崩瓦解！

显然，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不仅与中共的宣传攻势分不开，也与知识分子的向左转分不开。因为正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笔杆子扰乱了民心和军心，瓦解了国民党的士气，从而帮助中共夺得了政权！

毛泽东虽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他心里也明白，笔杆子同样重要，因而建国以后，他才要不择手段地控制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使之为我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十年来知识分子所遭的罪，完全是咎由自取！因此，纪念五四，知识分子倒的确应该对这几十年来的苦难历程加以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