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主与法治来破除“党恩”

网上的《公民》刊出邓聿文的文章：用民主与法治来破除“党恩”，文章说：其实，汪洋——更准确地说是广东省委和政府——的“幸福非党恩赐”话语不过是说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常识。本来，在人民同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无论从 马克思主义的维物史观，还是现代民主理论来看，都是人民养育了党和政府，而非相反；但在一个久已积非成是的环境里，人们常常被教育为要热爱党和政府，因为 是党和政府给予了人们一切，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假如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中，党和政府确实费了很多心血，帮了很大忙，就像某些拿金牌的运动员一样，那自然应该对党和政府怀有感恩之情，不感恩就是忘本—— 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但假如党和政府对自己的进步并未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去感谢它呢？连马克思都讲，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动辄就要 人们感谢党和政府，除了让人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使社会的风气变得伪善外，并不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格外增添什么。

现在，之所以有许多官员，甚至政府和党委存有这种“恩赐人民幸福”的想法，把党和政府凌驾于人民之上，当然是因为党、政府和官员的权力来源不是“民所 赋”，人民没有决定他们命运和前途的权力，相反，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能决定一个草民的生计，所以，百姓对党和政府“感恩戴德”也就很正常。

除此外，“党恩论”的流行还与以下两点影响有关：一是官本位意识；二是父母官意识。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士农工商”，不论“士”的形式如何变化，以权力为特征的士始终在社会的发展和运行中起主导作用。既然是官本位，社 会的评价和标准自然以官的价值来衡量，向官靠拢，因此，社会的各种资源才会集中于政府和官员手里，从而使得政府和官员拥有各种资源来调节和支配社会的分配 与运行，进而导致社会对官员趋之若鹜。

另一方面，中国人喜欢称官员为“父母官”，而官员也常以“父母官”自诩，两者都习焉不察。“父母官”的称呼，反映了中国人对官员及政府的一种特有的道德期 许——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把百姓的一切都管起来。这大概是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所致。但要像父母对待孩子那样对待治下百姓，就需要将权力和资源集中于政 府，所以，官本位不必然要求是父母官，但要成为一个父母官，前提必然是官本位。
每个父母自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生活得幸福，为此不惜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让孩子学各种自以为对其将来有用的知识，而不管他们同不同意——中 国的父母尤其喜欢这样。可见，凡父母官者，也都带有为父为母的两个特征：“善意”和“强制”，以为只要目的和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在不征询百姓意见的情况 下强行推出一些措施和政策。
拆迁就是这样。地方政府的拆迁，无不打着为民办事的旗号，自认为没有半点私心。所以，很多官员不解，“我是为你好，为何还不领 情？”
问题在于，即使撇开政府和官员的私利不谈，就算他们都大公无私，确确实实是为人民谋幸福，是否结果就一定好？答案是否定的，多数时候政府包办的结果都是好 心办坏事。原因在于，大千世界复杂多变，每个人的理性和知识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有超人，官员并不比其治下的百姓聪明，否则，计划经济就是最完美的经济。 因此，假如有政府和官员认为自己应该比市井小民站得高看得远，比他们更清楚需要什么，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自大。

文章说，由此来看，替民做主的父母官并不是那么好做的。做好了百姓会对你千恩万谢；做不好，毁了人家的幸福，那肯定被骂一辈子。而现实中，做不好的概率远大于做好的概率。

何况，“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时代早已过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民主和权益意识也日益提高，特别对经历了30年被人做主的中 国人来说，哪怕政府的确是好心为其服务，也不想为自己再找一个“父母”。无视社会发生的这种心理变化，是一些政府“善举”每每遭到公众巨大抱怨的根源所 在。

因此，党、政府和官员理应体认到，民众不是自己的子民，无须党和政府为其幸福规划和操心。党和政府所要做的，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及 必要的公共服务。超过这一边界，不断替百姓做主做事，不但可能不会为民众带来幸福，反而会毁坏民众已有的幸福。这里的关键，就是要破除此种为民做主的父母 官式的思维，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认识，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权为民所赋”的问题。人类的发展证明，只有民主才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这是一个长过程，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法治框架来规范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三者各司其职。在法治的大框架下，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 制。如果舆论监督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公民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政治过程提出批评和建议，那么，各级党政官员就不敢轻易替民作主，制造“幸福”了，社会 将真正处于一个和谐发展中。

另外，《公民》还刊出蔡慎坤的文章：官员对外亮家底究竟有多难？

文章首先回顾：5 月14号凌晨3点45分，《北京日报》官方微博突然要求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公布个人资产，不知《北京日报》出于何种目的？一份不敢要求自已官员亮家底的官 媒偏偏把矛头对准一个美国来的官员，殊不知美国官员的资产都很透明，在网上随时都可以查到。耐人寻味的是《北京日报》在要求骆家辉公布个人资产的前后，又 连发两条微博替《北京日报》社长梅宁华辩护。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撇清跟薄熙来的关系；第二点说梅宁华多么清廉。众多网民随之要求“清廉”的社长梅宁华率 先公布一下自己的资产。

梅宁华当然不会上网民的圈套，身为中国一个很普通的厅局级官员，他自然也没有向公众公开个人财产的义务。刚刚出版的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日前 发文称，中国有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少还需等10年。10年之后还要根据中国政治、经济运行周期才能知道是否会出台相关的规定。

文章总结出现阶段官员财产申报三大死结，包括难以统计官员的收入尤其是灰色收入，官员受贿的文物古董、金银玉器等赃物难以折算，难以监控官员银行账 户等等。文章称，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与贪污腐败相伴成长的财富藏匿手段也越来越复杂多样。以前许多贪官贪污几千几万，现在许多贪官污吏动辄贪污千万上 亿，而且手段十分高超。一些国企贪官纷纷利用自己的亲属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通过现金走私、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对外投资以及信用卡工具等多种方式向海外 转移财产，而贪官本人早在国内成为了“裸官”。

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的调研数据，70%的公职人员认为官员财产应当公开，并赞成扩大财产范围至私车、股票等收入，而对此持赞成态 度的厅司局级官员比例甚至高达91.3%。原本被视为最大阻力的现职官员，对官员财产公开有如此高的认知度，但真正行动起来却总是步履维艰。

早在1987年11月17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就指出：“ 一些国家规定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 而在2001年，中共中央就启动了官员财产申报工作，规定在任副省部级领导干部必须申报家庭财产。2004年，人大常委会还将官员亲属出国、子女就业申报 等列入议题。但时至今日，申报公开工作仍没有突破性进展。

这些年来，有执着于此的两会代表委员连续多年提交议案提案，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得到的回应，从“条件尚不成熟”、“全面推行尚存一定困难”到“正 在积极开展工作”，再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已着手起草建议稿”。然而，这样官民同声的呼喊，始终得不到高层的回应。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 阻碍官员公开财产？

文章说，官员公开个人财产也即亮家底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监督手段并且已经日趋成熟。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中共执政也有60多年了，为什么官员公开财产仍然遥遥无期？
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一方面是官方以种种借口和理由推诿诡辩的托词，一方面是被查处的倒霉的贪官动辄几千万上亿的敛财金额，一方面是数千亿上万亿的财富被转移到国外……这种畸形的政治生态还要维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