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6月11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对湖南“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之死提出质疑，认为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出发，已经行动不便的李旺阳不可能自杀。有香港媒体称，邵阳政府于李旺阳死亡5天之后，向香港传媒发表一份报告，内容指李是“意外死亡”，但却没有再提“自杀”的说法，但邵阳官方截止该稿发布前没有证实这份报告是否存在。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原本平静的“六四事件”纪念期间，随着李旺阳的死亡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进一步印证中共地方政府在处理政治异见人士问题上手段过于粗暴，在善后工作上的手法简单幼稚，为事态的扩大发展埋下了祸根。作为湖南一把手的周强欲要挽回尴尬局面，必须学习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方略，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机构和官员介入，公开透明的公布调查情况。否则该事件将会迅速演变成引发国际关注的另一丑闻。
控制手段粗暴
今年的六四事件纪念日可谓是静悄悄。但6月6日，李旺阳被发现猝死在湖南邵阳市某医院内，随后引发的一系列疑点和争议，似乎又点燃了六四“仇恨”的火焰。据称在其自缢现场李旺阳的尸体远离病床，吊在窗前，状似自缢。而早在5月李旺阳接受采访时，他就已行动不便，需要人搀扶。因此，李旺阳在窗前自缢引发其家属和朋友李旺阳“被自杀”的质疑。同时，公安部门在尸检之前就抢走李旺阳的尸体，也引发“李旺阳不是自杀而是被害”的质疑。
而他的遗体6月9日随即被火化。据报，李旺阳亲友继续受当地警方严控。正当海外民运人士以及香港舆论对此密切关注时，邵阳政府于李旺阳死亡5天之后，向香港传媒发表一份报告，内容指李是“意外死亡”，但却没有再提“自杀”的说法，又强调地方政府是应亲属要求将遗体火化安葬，而验尸专家在李的身上并无发现其他伤痕，确切死因待广州中山大学法医的结论。但这份报告目前都难以证实是否由该地方政府发出。
从对于政治异见人士前期控制来说，以邵阳政府为代表的中国很多地方政府都存在一个粗暴管理的情况。通常以软禁、拘留等方式在敏感时期禁止这些人与外界接触，陈光诚、冯正虎等都是如此。外界认为，这源于中共在思维中一向将此类问题严重化的倾向，容易把政治逻辑、政治价值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导向指针和价值尺度。并发展到把政治观点作为对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任何问题都提高到政治层面和斗争格局中来认识。
善后措施简单
另一方面，邵阳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的善后处理手段也乏善可陈，展现更多的是狂妄自大和幼稚浮躁的人制官僚作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无法证实邵阳政府已经更改口径，但李的死亡原因的确存在不确定性，并非自杀的可能性极大。而据多维新闻了解到，北京已经介入到该事件的调查之中，邵阳当地政府开始失去调查的主动性。
有香港评论人士表示，无论是邵阳政府还是湖南一把手的周强，在该事件发生后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事件在香港及海外引发巨大抗议声潮时，湖南省的领导层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作为，可能他们在悄然调查，也可能由北京派来的调查组接手。但展现在媒体上的是他们却没有在这件事上及时、透明的向外界公布消息，而是在随后的处理存在隐瞒和简单处理的情况，验尸、火化、更改声明等方式都使得此事走向一个相反的民意方向，并迅速被做大，逐步转变成香港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不满。有评论人士认为，七一在即，李旺阳不明死亡引燃的香港民众怒火，这会直接导致传统的七一游行规模超越以往，有可能使胡锦涛赴港计划落空。
邵阳政府对于李旺阳的善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与此前的陈光诚事件一样，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山东省地方政府意图瞒天过海、肆意践踏法治是酿成事态走向恶化的主因。中央政府不仅替山东省地方政府收拾烂摊子，甚至在外界纷纷质疑的时候也是由中央政府挡了不少流言蜚语，是中央处于一个极度尴尬不利的局面。
可想而知，北京高层不可能每次都替地方政府解决此类事件，如何能够自主合理解决，也考验着中共地方官员的政治智慧。
周强当迅速介入
在处理此类社会问题方面，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从某种程度上应该向他的“老大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多取取经。2011年“乌坎事件”爆发时，也是引起海内外巨大关注。但是汪洋以及广东省政府迅速将此事提升解决层次，由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亲自前往乌坎与村民进行对话，最终解决了这起由征地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并成功将其转化为“乌坎经验”，并被外界认为是汪洋主政广东时的重要政绩之一。
对此，有观察人士表示，在邵阳政府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湖南省政府应当公开透明的向外界公布其介入的程度，凭借省级政府的行政资源、话语权力、技术手段等，妥善解决李旺阳事件，如同“乌坎事件”一样给海内外关注此事的民众一个答复。但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周强似乎已经错过了处理该事件的最佳时机。
类似李旺阳、陈光诚此类事件的接连发生，应该给中央敲响警钟，如何在对待此类维权人士、政治异见人士，如何不再出现中央替地方政府“背黑锅”的局面，如何落实胡锦涛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态度，都成为摆在中共决策层面前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