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将民生、民族与民权合称“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光明未来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识的极权或威权国家，民族主义极容易被煽动成盲目排外，民生主义则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作为民生保障与富国足民前提的民权，更是极易被挤压至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共建政60余年以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民生。至于民权的落实至今未见，民主话题更是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中，弘扬民族主义与保障民生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完全只是公民出于自愿的一种政治表达，民生则属于经济权利，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没有民主制度，民权有如无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国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统治者的仁慈与开明，比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意识到“文革”的后果是民不聊生，让百姓吃饱饭才重要，于是开始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开放农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民族主义更是经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服务于外交。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普京构建强权政治的基础，但因为俄罗斯已进入开明专制，政治领导人当选必须经过民选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后还是得通过选票体现，哪怕这选票是通过“购买”或者操纵得来。普京青年团支持普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希望国家更强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他们的团歌是“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他们嘲笑我们；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当年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俄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后利用俄罗斯优质的天然资源与石油价格上涨这一时势，迅速扭转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歌词说明普京的选票来自于解决民生，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国家强大的希望。
 
但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奠基于信奉者的自我欺骗，当局者也不需要象普京那样用社会福利、经济利益、为青年人提供进入各级政府的管道这种方式购买。对付不同层次的人民，北京当局娴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对于知识界的新老左派，当局在打压各种针对当局的批评意见，却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户，让他们以自己拥有特殊活动空间而沾沾自喜，并以消灭不同意见为己任。这一点已经为过去十余年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交锋”所证明，当局捆住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手脚，让新左放开手痛击，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败局，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纷纷倒戈。
 
对于中国民间底层成员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当局固然有不喜欢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物借怀念毛泽东批评时政，但对他们认同毛的专制与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绪，则从不忘记加以利用。政府与民间毛派也经常默契地在玩“扮傻游戏”。对于参与扮傻游戏的民众来说，明明是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如土地住房，但民众却硬要装出一副（也许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种“扮傻游戏”上演到近两年，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奇观：一部分人选择相信温家宝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只是由于党内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温家宝无所作为。甚至有关温家妻儿经商致富的消息，他们也宁可相信这是温的政敌造谣中伤。另一部分人选择相信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出于让底层受益的惠民考虑。这类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种悖论：现有体制放纵官商结合掠夺民众，但对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这一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身上。他们对于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之罪假装不见，将毛时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实际是连当工人都需要打破头）、有免费医疗的社会，以此作为镇痛剂。
 
这种出于生存焦虑的民粹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对政治强人的期待。本来，在俄罗斯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对领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国这块肮脏的土壤中，时至今天，从政治泥潭打滚出来的的领袖人物，并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国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对心中的领袖美化，这种精神，说是犬儒也罢，说是阿Q也罢，就是中国的国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周年，反观这23年中国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90年代前期，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再次启动经济改革，为国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镇痛剂，一段时期内，“六四学生也有错，是学生不撤出天安门才导致镇压”、“向前看”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经济学界，腐败是瓦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谬论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纪零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无论是国内的异见者还是关注中国人权政治状态的美国，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温和方式让中共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于是国内有“护宪维权”之说，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成为抗争活动的主流形式，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提政治权利要求，比如选举权、游行集会权、自由结社权与新闻自由等权利，将重点放在经济权利（如征地拆迁利益受损）及司法受害申诉等上面。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此后基本成了断头路。在真正的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之后，国内不少社会底层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回归。薄熙来的民意拥戴就来自这种因生存焦虑而引发的民粹主义。这种焦虑之严重，已让民众来不及辨识薄的真正政治意图。
 
中国民心思变，已经是凡有眼者也可见之事实。但这种求变心态究竟出于生存焦虑还是出于权利意识觉醒？这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政治强权实行资源再分配获得缓解；后者则必须是制度变革。民众大多是短视的，民主制的希腊在面临危机时，民众尚且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民粹主义更容易抄近路，走与强权相结合的道路。
 
民粹与民主，在今后的中国谁主沉浮？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摆脱专制桎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只要滋养民粹主义兼民族主义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来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却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