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或许，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前（1991)的时刻比中国的当下还要轻松，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远比苏共专制下的苏联要复杂得多，所以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并没有轻易看到中共的垮台或让出权力，以及走向民主化。由其复杂程度，我们可见中国这个最后的最大最复杂的共产党政权极其顽固，不到最后关头，你就无法看到它的结局。
经济危机将是政治危机的前兆
当下，只能说它的结局快来到了，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的问题是它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经济支柱原本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其暴力政权没有其他的合法性），如今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997年至2002年是朱镕基时代，经济增长要保持在8%以上，才能让其政府“稳定”，也随之稳定民心、军心和就业率，以及社会财富的不同分享。温家宝执政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已是第十个年头，经济增长曾经一度达到9%以上，有的地方经济增长高达12%以上，这些都是政府工程及“大拆大建”完成的，牺牲的都是被征用土地的土地原住民和被强拆住房的住房主们的巨大利益，牺牲的还有前些年积累的社会财富，又加了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实施，使温家宝政府时期的经济增长到了一个顶峰，但好景不长，如今到了2012年上半年时间，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停滞或出现倒退——工业所用的电力消费已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经济增长能保持到7%已经很难，温家宝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衰退，就业率下降，政府开支庞大，财政和税收不堪重负，政府乱折腾也一时不能刹住车，惟利是图和任人唯亲的权贵政治腐败，以及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必然造成民不聊生，并会导致政权不稳，迟早引发大面积的社会动荡——很明显，中共毫无执政能力，面对危机只能任其发展，中共败象征兆已很明显。
公民组织化运动可以减轻社会动荡
当前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中共垮台导致的社会动荡危害最小，必然需要有一部分公民参与公民组织化运动和社会重建工作，这样可以减少动荡的压力，也可以使动荡压力转化为社会重建的动力。所以，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公民的组织化运动。在一个时代，经济危机必然会带来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公民参与的组织化运动，可以使危机压力得以释放，变压力为动力。这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公民组织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团队，或者几个团队进行合作，各有社会动员的能力和理性、智慧，又有社会参与的活力和积极性，这个团队还有较为有能力和合作精神的责任人，他们要有坚定的信念、道德感召力和奉献精神，更重要的是要勇敢担当和敢于牺牲；公民组织基于目前的政策准许度，不一定有合法注册的机构名称，但要有一定的固定场所以及募集的活动经费，其名称也可以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式的名字，也可以是类似“公民”、“公民力量”、“公会”、“网友会”、“公盟”、“维权”、“网盟”或“志愿者”、“维权人士”等便于记忆的名字。主要的信息联络平台建立在网络上，可以有不同的网络信息即时分享群，诸如微信、飞信、飞聊、QQ群、SKYPE群、微博群的信息联络和交换平台，每个人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机短信和网络平台相互联系，把信息集合起来并共享，或者可以即时集合起来或集体行动。
一旦有本地或异地发生社会事件，第一时间交汇和汇合信息并即时分享，公民组织化就可以介入，首先把信息上传到各种信息平台，国内外信息平台，省内外信息平台，（网络防火墙）墙内外平台，放大信息，然后去伪存真，把最为接近真实的真相归纳并通报给各境内外新闻通讯社，让媒体和网友广泛关注，尽可能地把信心扩散到人人皆知的程度。信息分享之后，就是公民运动参与联络当地的网友和信息披露人员，尽可能地联络社会知名人士参与，以及国内较为知名的人士的关注和声援，组织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员或其他地方的公民组织，公开化，集体化，透明化，组成类似调查团的开放性的公民组织，可以有一定的标识，诸如“公民”、“公民社会”字样的T恤、广告衫、标牌等，以公民身份要求政府承担其在该事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追究其不法人员和官方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甚至可以要求公民广泛参与罢免非法官员的职务。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这样的公民组织化运动坚持下去必然能起到一般政府自身监督和舆论监督起不到的效果，还能使官员承担其政治责任，否则只能引咎辞职或就地下台。
没有公民组织化运动就没有公民社会
公民组织化运动有两种，一种在台面上显露着的；一种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悄悄做事和悄悄发展的，两种都很重要，可以并存，显露着的公民组织容易被政府打压甚至被强性取缔或消除，而悄悄做工作的另一种公民组织反而得以悄悄发展，并能坚持下去。如果一个城市或地区类似的公民组织增多，他们参与的公民组织化运动多了起来，这就是他们要壮大的信号，说明这个社会的剧变就要开始了，挡也挡不住了，公民组织一定能起到稳定社会和社会重建的作用。将来健全的公民社会来到，其最早的发端就在这里。所以不要轻看任何一种明显的或潜在的公民组织及其公民组织化运动，任何公民社会建设过程，都不能缺少一定数量的公民组织化运动，没有公民组织化运动就没有公民社会。
社会重建需要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参与
前面提到经济危机，还提到公民组织及其组织化运动，都是同一个时期同时出现的，不能避免的，对不同危机的应对也是同时出现。第三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社会重建，这需要联合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员参与和组织，这样才能使社会压力得以释放，减少社会动荡的时间或者减少社会动荡的危害，并及早促进一个正常时期的到来，以及公民社会的建设。
社会重建，必然免不了体制内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到了社会危机的时候，体制内人士和民间人士都面临着重新洗牌并由此带来的重新选择，如果公民组织化运动真正能带给这个社会的未来是真正和平、稳定和理性建设性的，那么，掌握巨大社会资源的体制内人士就要将自己的未来投票给这些公民组织和社会运动，所以这里不能妖魔化和低估体制内人士的选择，只要他们愿意建设公民社会，愿意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做出贡献的，愿意抛弃一党专制，愿意与邪恶政权画个句号的，都应该是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一员。参与组织化运动的公民运动领袖，包括民间人士参与人和体制内的参与人，也将是未来社会重建的领袖，一旦公民获得了政治自由，公民领袖也可以参选未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竞选未来的中国总统，或者地方领导人。未来的公民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是所有人的一个行为标准，又是政治和社会的普世标准，任何人和任何事都要在法治之下解决，这样公民社会建设就可以如期进入一个稳定的轨道。
眼下，中共对失去政权感到很恐惧，从而不惜代价，加大了维稳的力度，但是由于层出不穷的公民组织和组织化运动，以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维权运动和突发事件频繁，导致执政党维稳陷入一个死胡同，越维稳越不稳，维稳开支越大，越维稳，越维持不下去，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所以，眼下的公民组织化运动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急于求成，反而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公民社会建设颠簸不破的道理。只有坚持稳步推进捍卫人权、集体维权等公民组织化运动，就能如期等待到公民社会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或许，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前（1991)的时刻比中国的当下还要轻松，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远比苏共专制下的苏联要复杂得多，所以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并没有轻易看到中共的垮台或让出权力，以及走向民主化。由其复杂程度，我们可见中国这个最后的最大最复杂的共产党政权极其顽固，不到最后关头，你就无法看到它的结局。
经济危机将是政治危机的前兆
当下，只能说它的结局快来到了，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的问题是它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经济支柱原本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其暴力政权没有其他的合法性），如今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997年至2002年是朱镕基时代，经济增长要保持在8%以上，才能让其政府“稳定”，也随之稳定民心、军心和就业率，以及社会财富的不同分享。温家宝执政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已是第十个年头，经济增长曾经一度达到9%以上，有的地方经济增长高达12%以上，这些都是政府工程及“大拆大建”完成的，牺牲的都是被征用土地的土地原住民和被强拆住房的住房主们的巨大利益，牺牲的还有前些年积累的社会财富，又加了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实施，使温家宝政府时期的经济增长到了一个顶峰，但好景不长，如今到了2012年上半年时间，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停滞或出现倒退——工业所用的电力消费已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经济增长能保持到7%已经很难，温家宝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衰退，就业率下降，政府开支庞大，财政和税收不堪重负，政府乱折腾也一时不能刹住车，惟利是图和任人唯亲的权贵政治腐败，以及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必然造成民不聊生，并会导致政权不稳，迟早引发大面积的社会动荡——很明显，中共毫无执政能力，面对危机只能任其发展，中共败象征兆已很明显。
公民组织化运动可以减轻社会动荡
当前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中共垮台导致的社会动荡危害最小，必然需要有一部分公民参与公民组织化运动和社会重建工作，这样可以减少动荡的压力，也可以使动荡压力转化为社会重建的动力。所以，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公民的组织化运动。在一个时代，经济危机必然会带来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公民参与的组织化运动，可以使危机压力得以释放，变压力为动力。这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公民组织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团队，或者几个团队进行合作，各有社会动员的能力和理性、智慧，又有社会参与的活力和积极性，这个团队还有较为有能力和合作精神的责任人，他们要有坚定的信念、道德感召力和奉献精神，更重要的是要勇敢担当和敢于牺牲；公民组织基于目前的政策准许度，不一定有合法注册的机构名称，但要有一定的固定场所以及募集的活动经费，其名称也可以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式的名字，也可以是类似“公民”、“公民力量”、“公会”、“网友会”、“公盟”、“维权”、“网盟”或“志愿者”、“维权人士”等便于记忆的名字。主要的信息联络平台建立在网络上，可以有不同的网络信息即时分享群，诸如微信、飞信、飞聊、QQ群、SKYPE群、微博群的信息联络和交换平台，每个人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机短信和网络平台相互联系，把信息集合起来并共享，或者可以即时集合起来或集体行动。
一旦有本地或异地发生社会事件，第一时间交汇和汇合信息并即时分享，公民组织化就可以介入，首先把信息上传到各种信息平台，国内外信息平台，省内外信息平台，（网络防火墙）墙内外平台，放大信息，然后去伪存真，把最为接近真实的真相归纳并通报给各境内外新闻通讯社，让媒体和网友广泛关注，尽可能地把信心扩散到人人皆知的程度。信息分享之后，就是公民运动参与联络当地的网友和信息披露人员，尽可能地联络社会知名人士参与，以及国内较为知名的人士的关注和声援，组织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员或其他地方的公民组织，公开化，集体化，透明化，组成类似调查团的开放性的公民组织，可以有一定的标识，诸如“公民”、“公民社会”字样的T恤、广告衫、标牌等，以公民身份要求政府承担其在该事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追究其不法人员和官方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甚至可以要求公民广泛参与罢免非法官员的职务。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这样的公民组织化运动坚持下去必然能起到一般政府自身监督和舆论监督起不到的效果，还能使官员承担其政治责任，否则只能引咎辞职或就地下台。
没有公民组织化运动就没有公民社会
公民组织化运动有两种，一种在台面上显露着的；一种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悄悄做事和悄悄发展的，两种都很重要，可以并存，显露着的公民组织容易被政府打压甚至被强性取缔或消除，而悄悄做工作的另一种公民组织反而得以悄悄发展，并能坚持下去。如果一个城市或地区类似的公民组织增多，他们参与的公民组织化运动多了起来，这就是他们要壮大的信号，说明这个社会的剧变就要开始了，挡也挡不住了，公民组织一定能起到稳定社会和社会重建的作用。将来健全的公民社会来到，其最早的发端就在这里。所以不要轻看任何一种明显的或潜在的公民组织及其公民组织化运动，任何公民社会建设过程，都不能缺少一定数量的公民组织化运动，没有公民组织化运动就没有公民社会。
社会重建需要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参与
前面提到经济危机，还提到公民组织及其组织化运动，都是同一个时期同时出现的，不能避免的，对不同危机的应对也是同时出现。第三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社会重建，这需要联合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员参与和组织，这样才能使社会压力得以释放，减少社会动荡的时间或者减少社会动荡的危害，并及早促进一个正常时期的到来，以及公民社会的建设。
社会重建，必然免不了体制内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到了社会危机的时候，体制内人士和民间人士都面临着重新洗牌并由此带来的重新选择，如果公民组织化运动真正能带给这个社会的未来是真正和平、稳定和理性建设性的，那么，掌握巨大社会资源的体制内人士就要将自己的未来投票给这些公民组织和社会运动，所以这里不能妖魔化和低估体制内人士的选择，只要他们愿意建设公民社会，愿意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做出贡献的，愿意抛弃一党专制，愿意与邪恶政权画个句号的，都应该是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一员。参与组织化运动的公民运动领袖，包括民间人士参与人和体制内的参与人，也将是未来社会重建的领袖，一旦公民获得了政治自由，公民领袖也可以参选未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竞选未来的中国总统，或者地方领导人。未来的公民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是所有人的一个行为标准，又是政治和社会的普世标准，任何人和任何事都要在法治之下解决，这样公民社会建设就可以如期进入一个稳定的轨道。
眼下，中共对失去政权感到很恐惧，从而不惜代价，加大了维稳的力度，但是由于层出不穷的公民组织和组织化运动，以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维权运动和突发事件频繁，导致执政党维稳陷入一个死胡同，越维稳越不稳，维稳开支越大，越维稳，越维持不下去，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所以，眼下的公民组织化运动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急于求成，反而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公民社会建设颠簸不破的道理。只有坚持稳步推进捍卫人权、集体维权等公民组织化运动，就能如期等待到公民社会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