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引言：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
中国在所谓的和平崛起过程中遭遇了两大问题：其一，在国际上，愈处孤立，无法获取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软实力认可；其二，在国家内部，国民缺乏幸福感，统治阶层基本丧失了正当性。这两点已经让“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破产，关于共识或模式的国际讨论渐被中国经济暨社会崩溃的担忧所代替。
“小国政治”在对全球大国政治发生明显作用的当下，“小国政治”给中国造成的压力远大于其他国家。一般情况下，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真正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共同价值观”[1]。美澳关系即如此。信任基于价值，我们可称之为“布雷默假定”。然而，中越关系却十分直接地推翻了布雷默假定。两国价值观如此相同，却有着东南亚地区最尖锐的对抗关系。可以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真正能与中国争霸的只有越南而在不是菲律宾等。
“中国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是一个国际战略学话题，也是影响中国内政的一个权重因素。因此，裴敏欣说中国是“最孤独的超级大国”[2] 。裴敏欣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布雷默假定提供支持，其论曰：“真正的战略联盟或友谊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持久的互信加以巩固。”[3]
一、统治阶层处于情绪文盲状态
中越关系不能证实布雷默假定的完全真实，但也带来更深层的质疑：同样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会让位于国家利益？还有，国家利益作为核心因素能否证实坏的制度总会具有表面意识形态与实价值取向的分裂趋势？
事实上，中越关系悖论恰恰说明两国均有意识形态与实质价值取向相分裂的坏制度本质。或者说，两个国家的同质制度是造成意识形态与实质价值取向分裂的最根本原因。缩小为个体考察，行为表现就是“情绪文盲”。情绪文盲，是指没有能力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从而也不能理解和接受他人情感——那么一种人格分裂状态。情绪文盲是一种现代社会病，缘于个体对本身价值的几乎无限量目标的追求，而无法专注于有真正价值的人生。它之于国家政治、制度伦理，就是国家与制度统管一切、力求万能的紧张、忙乱、矛盾、焦虑之状。仅仅在政府层面比较，民主政府更像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非民主政府则更像一个无限责任公司；民主的政府更像圣徒或仆从传道集团，不断践行己有的道德原则（——可能效率较低）；非民主政府则更像新教派的创立者，力求证明自己是“实际神”，但它又极其匮乏圣徒或仆从（虽然名义上有之）。
情绪文盲政治的最直接社会学后果有两项：其一，国民的幸福感偏低；其二，人类悲剧性指标偏高，如自杀率。如果将制度性质放在一旁而不作模型因素考虑，那么，情绪文盲政治产出的国际软实力恰是国民幸福感与人类悲剧性指标的正相关与负相关。去年（2011），盖洛普公布的《2010全球幸福度调查》表明：“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多达71%的答问者说，他们自己生活艰难。17%的人说自己的生活苦不堪言。”[4]
关于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判断有其他一些结论，但是底层社会的基数日渐庞大是不争的事实。这源于社会不公难以解决。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内需难以提振或短时提振而无法持续，其原因就在于国家高度控制而导致的严重不公。比方说，外汇储备分给百姓被统治阶层先验性地判为不可行方案。中国国内的专业性调查侧面上证明了中国人是不幸福的，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中产阶级对公权的质疑和离心倾向”[5]。一般情况下，以演艺明星而非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产阶层网络发言者，他们不像后者那样有“完整的政治诉求”[6]而是就事论事，比如时下崔永元与湖南教育厅关于公益办学的争吵。
二、中产阶层“网络反水”动因
为何中产阶层会有强烈的不幸福感？规范分析而言：其一，其社会地位与财富、声誉不相符，即没有民主体制里的政治参与权力，其被民众所羡的参与权是虚的；其二，由于他们在成功的历史上有较多“罪恶性参与”（如政治说谎），全球化暨网络化给了他们很大的心理压力，广义的赎罪行为必然有之；其三，网络推动并砌成了一个道德展示平台，任何有社会声望的人都被迫提高自己对人类悲剧性指标的关注。对于最后一点，中产阶层与其说是主动参与，勿宁说是被公众所裹挟。
中国的“小社会，大政府”国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低效、在政治上引发更多不满（即参与被排除），更重要的是它导致大量的人类悲剧性事件。比方说，自杀率高居全球第一位[7]。作为最典型的与幸福感有关的人类悲剧性指标，自杀率应当是那些“网络反水”的中产阶级的赎罪压力之一。由于中产阶层的“网络反水”具有传统社会崩解中“富人造反”的同质性，所以，上指的蓝皮书指该现象“值得为政者警思”[8]。在此报警之前，蓝皮书甚至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网上发言，“对社会的冲击力其实有限，如微博视为异已反对力量的大本营，这显然是误判”[9]。不管是当局是否误判了异见力量的能量、区位，还是是否有效回应中产阶级的“网络反水”，都说明中国的大国政治在国内是彻底失败的。也恰是由于这种失败，其几无像样的软实力来争取国际认同，进而受“小国政治”影响之易、产生效果之快，也是正常现象。
仅就中国中产阶层的“网络反水”现象来论，财富的体积与幸福感是不必然成正比的，因此，一些负责任的学者劝告统治阶层放弃GDP崇拜，或（和）将幸福指数引进国家宏观指标体系。如在体制内财经高官群体里颇有影响力的吴晓灵女士，指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为人民谋福祉，偏离这一目标，就会犯错误”[10] ；再如北大学者胡大源（虽比吴名稍逊），指出“活得有尊严，有自由”也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11]。
三、“不丹效应”的世界应用
幸福指数作为国家政治成功与否的指标不是大国政治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小国政治”对全球的最重要贡献。全名称为“国民幸福指数”的这个指标是由不丹国王旺楚克（第四代）在1972年提出的，至2006年6月在加拿大举行的“国民幸福指数”问题国际会议被公义[12]，历三十余年。在其指标体系中，最受人关注的是环境问题，最易被忽略的是政府善治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不过，并不算明显的“不丹效应”在中国也有表现，如刚涉及到胡大源之论，其指尊严与自由作为幸福的构成因素，当然是基于政府善治的。
政府善治是幸福的构成因素，不良的政府治理必然损害人民的幸福。然而，这个理论并不新鲜，它的政治哲学初源可指向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1792），尽管洪堡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没有超越他的思想前辈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然而，在自由政治学谱系里面，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已经是必须研究的课题。在当代，它也与国民幸福指数紧密地联系起来，“人们不仅能从实际结果体验幸福，而且也能够从过程本身体验幸福——他们体验程序效用”[13]。更一般地说，“学者们已经确认了投票者从政治参与所获得的各种程序效用，例如经验一种公民义务感或一种表达思想观点的价值”[14]。
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文献证明旺楚克（第四代）受到了洪堡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其十二岁即赴英国留学的经历是一个可资旁佐的证明。由于追求善治，不丹在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概念的这代旺楚克国王时代，宣布下一代（第五代）将实行国民议会直选（2008），并由此产生首个民选政府。目前，不丹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是亚洲是成功的“自我颜色革命”国家案例，因此，就对人类政治进步也即避免人类悲剧性指标方向的贡献来说，其国家价值远远高于中国。也可以相信，目前以“小国政治”之巨力影响欧美的缅甸军政府之主动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不丹效应”的影响。
至于“不丹效应”，回观其历史，它曾是中国西藏（吐藩）的一个部落，直到清朝时期才获得独立（于西藏的资格）。至今，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仍是其国教。然而，国家不论大小，其民众均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自愿地选择政治制度也是善治政府（国家权力）应当向其民众提供的保障之一。相反的例子亦比比皆是，最典型者如今日之叙利亚。叙利亚国家政权为少九人所把持，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其在经济上的表现是重要经济领域的国家垄断。
强大的国家垄断背后是，“连年20%以上的失业率，还是建立在众多叙利亚青年为了养家糊口而选择回乡务农的前提下”[15]。此种逆城市化的特征与中国的“城市化并未带来公民社会”[16]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公民社会缺失正是国民不幸福的一种表现。
结语：国家本身不是目的
就叙利亚局势的趋势来判断，巴沙尔也即阿拉维少数特权政治必将丧亡。这又给出全一个“小国政治”的世界性案例，一个来自负面的警示！
叙利亚之于仍颇流行的全球大国政治，它是一个小国，而巴沙尔政治的败亡必然会让我们再次想起洪堡坚持的观点——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人的自由[17]。
不如是，国家不仅没有必要，更可以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至少来说，观念上的不爱国是无可指责的！
注释：
[1]参见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012年6月4日文章，“应对一个‘零国集团’世界”（该刊对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的专访）；新华社《参考消息》6月7日译介，“‘零国集团’世界将各自为政”，第10版〈参考论坛〉。
[2]&[3]参见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2012年3月20日文章，“最孤独的超级大国”（作者：裴敏欣）；同[1]报3月22日，“中国‘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第14版〈海外视角〉。
[4]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2011年4月21日文章，“盖洛普发现，中国民众生活艰难”（作者未详）；同[1]报4月23日，“盖洛普：中国人幸福感‘偏低’”，第8版〈中国大地〉。
[5]&[6]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P204；汝陆李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是为《社会蓝皮书》系列之一）。
[7]有医学资料显示“中国每年有20万到30万人自杀，约占全球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估计此数据应是指2005年至2008年间的情况，它来自新华网（2008年12月10日）的一篇译介文章，“外电报道：心理失衡导致中国自杀率过高”。这篇译介文章还提到了两个令人震惊的数据：一是，“中国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二是，“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到四倍”。
[8]同[5]。
[9]同[5]，P203。
[10]此为吴晓灵接受《南风窗》杂志记者徐瑗采访时所言。详见该刊2010年第19期，P66-69。
[11]此为胡大源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刘金松采访时所言。详见该报2011年2月14日，第15版〈专题〉（中国阶层幸福感调查）。
[12]肖仲华著《西方幸福经济学理论研究》，P153；肖著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3]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合著《幸福与经济学》（中译本，静也译），P169；静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同[13]，P171。
[15]参见《世界军事》2012年第8期江卉文章，“叙利亚危局的经济之困”。
[16]同[5]，P118。
[17]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译本，杜荣远与冯兴元译），〈译者的话〉P7；杜冯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