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会是弟兄姊妹的家

1990年的某一天，在寿梅华教授的带领下，我到了袁相忱牧师的大女儿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家庭教会。以前不仅没有参加过，也没有听说过。当时也不叫家庭教会，也不叫家庭聚会，当时更多地称为“地下聚会”。当时还真有点“地下”的味道，聚会时唱歌的声音都是尽可能地压低，而且赞美诗大多是比较短的短歌。聚会结束后，弟兄姊妹们都是分开来几个几个地出去，而且一些人还不坐电梯，从九层楼走下去。但是即使这样，还是受到有关部门的限制，后来聚会不得不从袁牧师的大女儿家又搬回了袁牧师自己的家中。

袁牧师家在白塔寺，那时我家也住在白塔寺附近，我有事没事也常去袁牧师家坐坐。袁牧师的夫人梁惠珍老姊妹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人。那时聚会中有一个主内姊妹，叫史华美，是史可法的后代。史华美户口在上海，工作也在上海。只是因为有病，一个人住在北京和平门外的老房子里。史华美身体不好，做饭、洗衣服都很困难，袁师母就和几个老姊妹时常去她家，给她洗衣服、做饭。史华美病重时，袁师母还出钱将她送到医院住院，出院后还出钱给她找了一个保姆。

几天前，我去看袁师母，袁师母还和谈到了史华美。说史华美现在居住在上海，还有一个人，身体还是不好，卧病在床，在电话中交谈时声音也是很微弱。在得知史华美的情况后，袁师母很是牵挂史华美，时常给她打电话，安慰史华美。袁师母每月还要寄些钱去给史华美，帮助史华美请个保姆来照顾生活。袁师母对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如此，使那些困难的弟兄姊妹们感受的主的爱，感受到教会是弟兄姊妹的家。

2、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主

1958年袁相忱牧师被捕入狱，在监狱里被关了21年多。袁牧师被捕前，袁师母一边是在家照顾6个子女和老婆婆，一边是协助丈夫的教会工作。袁牧师被捕后，为了一家8口人生活，年近40岁的袁师母找了一个建筑单位的工作，工资不高，作为反革命家属还时常被批斗。在这种环境中，袁师母还是认真地工作，她曾负责工程预算，那种砖需要多少、那种木头需要多少，袁师母都能准确地作出计划。由于工作紧张、辛苦，休息不好，袁师母落下了失眠的毛病。在睡不着觉的时候，袁师母就时常地祷告，与主交通。在那个年月，作为反革命家属的袁师母正是靠着主的恩典，度过了各种艰难困苦。袁师母多次说过，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主。

因为书写《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1995年到1997年，我被劳动教养的2年，我一直被关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牢房里。正是靠着主，我度过了十分艰难的牢狱生活，我真正体会到了袁师母说的，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主。我一出狱到家，我母亲对我说，在我坐牢期间，袁师母和他的女儿多次来我家，关心我，打听我在牢里的情况，询问我何时出狱。袁师母、一个近80岁的老人，在我出狱的当天就来看望我，给我带来营养品和经济上的帮助，并对我说，主内弟兄姊妹没有忘记我，一直在为我祷告。这件事情一直使我非常感动，使我感受到主的爱，主内弟兄姊妹的爱。

因报道辽宁鞍山弟兄姊妹被刑讯逼供的事情和浙江萧山教堂被炸的事情，2003年2006年，我被判有期徒刑2年。在这2年中，我和我的妻子都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我在里面坐牢，妻子在外边失去工作，还要寄钱给我，怕我吃不饱，但是靠着主，我们战胜了这些。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主，袁师母说的话再一次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了验证。我出狱后，师母一直非常的关心我，知道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困难，每次去她那里，都要给我经济上的帮助，使我非常地不好意思。师母说，这是主给的，不要拒绝。

3、为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祷告

1979年袁牧师释放后，袁牧师、袁师母和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就定期在自己的家中学习《圣经》，这是中国最早的几个家庭教会之一。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已经有了几千万的基督徒。几天前我去袁师母那里时，袁师母还对我说，当年就为此祷告，这么短的时间内，主就应许了的祷告，真是感谢主。我们还谈到了，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且不再是文盲、半文盲，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正在转型，从乡村教会为主转型到以城市教会为主。为了适应这个转型，我写了《自然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和谐统一》，这次看袁师母，我带去了其中的总论部分，我请求袁师母给看看，并为我的这个工作祷告。

我们聚会点有几个新的弟兄姊妹需要受洗，这次去看袁师母，主要是谈受洗的事情。以前弟兄姊妹受洗，都是由袁牧师施洗，如我们聚会点的就有储海蓝、杨靖、高玉祥、韩罡、钱玉民等弟兄姊妹是由袁牧师施洗的。袁师母说：“袁牧师荣归天家后，各个家庭聚会点就开始自己施洗了。我们这个家庭教会没有按立过牧师，我们都是以弟兄姊妹的身份来为主做工的。圣经上没有说一定要由牧师来施洗，只要是信主多年，又为主做工的弟兄，就可以来施洗。如果你们的聚会点需要施洗，你已经信主多年，你就给施洗吧”。我信主18年，也为主带领聚会，但我还没有过施洗的经历，为此我请求袁师母我祷告，求主洁净我，使我能担负起这个使命。

这次去看袁师母，是我和我妻子一起去的，我妻子所在工作的单位就在袁师母家附近，师母一直非常关心我妻子，每次去都要问我妻子的工作如何、生活如何，有什么困难。我坐牢后，为了看我，妻子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后来找了一个临时性的、半日工作，工资很低，每月只有800多元。我出狱后，由于各种原因，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很是困难，我也感到非常地歉疚妻子。为此我请求师母为我的工作的祷告，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6）。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