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黎庆洪案：律师群体的攻坚之战

在经历孙志刚、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裴日亮、李庄、吴英等一系列争议案件后，贵阳黎庆洪案正成为最新的交锋地带。与此前不同的是，围绕黎庆洪案，中国维权律师界几乎精锐尽出，出现前所未有的集团作战现象。

2008年9月，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企业家、贵阳市人大代表、贵州省政协委员黎庆洪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赌博罪刑事拘留。次年3月，他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贵阳市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9年。2010年7月经贵州省高院裁定“事实不清”，案件被发回贵阳市中院重审。

在薄熙来和王立军主导的“唱红打黑”破局之后，同样地处西南、以“打黑”为案由的黎庆洪案不可避免地笼罩在“黑打”质疑声音中，主要被告人纷纷表示遭受刑讯逼供，更增强了律师的这一判断。

在2012年年初，黎庆洪案第二季拉开序幕前，由于严重的构陷嫌疑，以及公诉和审判机关涉嫌违反程序，摆出“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架势，大陆律师群体同仇敌忾，逐渐组成数十人的庞大律师团，其中包括周泽、杨金柱、朱明勇、陈有西、斯伟江、何兵、杨学林等，身后更有江平、张思之、贺卫方、田文昌、赵长青、殷爱荪、张千帆、童之伟、孙笑侠、范忠信、徐昕、李轩十二位法学家作为顾问团，呈现出“背水一战”的气势。

而另一方面，政法权力机构也严阵以待，除贵阳市中院下放审判权刻意“选择战场”外，今年四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级大法官张军在内部培训中指责律师在黎庆洪案中“闹庭”的表态，也成为基层政法机关的定心丸。此外，据香港《明报》援引消息来源称，出于对该案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及中央政法委的多位司局级官员亲临贵阳成立“前线指挥部”，旁听庭审。

案件从贵州省高院发回后，公诉机关大幅增加被告人数和控罪内容，被告人数由17人猛增到57人，审级却连降两级，由贵阳市中院指定下辖小河区法院审判，并于今年一月正式拉开序幕。

这一反常举动被没有逃过律师的苛刻眼光，他们指责贵阳市中院企图以“二审终审制”为依据，利用下级法院承担一审，在自己手上终结二审，从而规避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

经过长达16天的举证质证阶段，黎庆洪案从7月13日起进入辩论阶段。饱经历练的律师们有机会展示他们的辩才，抛开繁重的实体问题不论，他们对于程序违法紧追不舍，从中折射出对违法权力的轻蔑，尽管被司法高层视为“闹庭”，却构成生动的法治课程。在辩论中，旁听席多次爆发出掌声，以致法官不得不敲槌警告。

以杨金柱律师为例，当审判长要求他面对法庭讲话时，杨金柱律师针锋相对地称“我要面对公诉人，因为我是跟公诉人辩论”。他疾呼“权贵们，你们为什么不把法律放在眼里？难道真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比天大？比法律大？”而在他眼中，当地政法委下令组成的“7.1专案组”于法无据，是一个“非法机构”，因此由该专案组取得的所有证据都不能作为本案合法证据使用。

同样，从学院派中挺身而出、担任辩护人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当发言被审判长打断时，他毫不客气地回击称，辩护权包括对案件相关性的判断权，既包括法理，也包括人情。法庭认为不相关而限制我的判断权，我不能接受。此言一出，审判长再也没有打断过。

而王宗跃律师则以一段悲壮的话，明确地阐述了黎庆洪案对于中国法治进程的意义：“我们以前开火车时，要求车在人在，车毁人亡，就算火车要撞山，你也不能提前跳车，我感觉我现在从事的法律行业，也是在开一辆法治的火车，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让“火车”保持在法治的轨道上，‘车’在人在，‘车’毁人亡。”

斯伟江律师历数被告人曾遭受的十多种刑讯逼供手段，以及种种程序违法，直接将矛头指向“大三长（公检法联席）会议重庆模式”，称之为“打开本案潘多拉盒子的起端”。他戏谑地讽刺称，重庆模式有六宝，“红太阳，专案组，大三长联席办假案；靠刑讯，抓律师，书面证据好定罪”，而这些特征同样都出现在黎庆洪案中，甚至出现了翻版的新六宝：“大脑壳，麻子林，公检法联合办错案，靠刑讯，赶律师，学习重庆好榜样”。

斯伟江律师警告，如果这次审判不公正，正义的审判必将到来；如果最后法院也不能提供正义，整个司法机关就全线崩塌，重庆模式死灰复燃，长此以往，会把黎庆洪等人逼成黎元洪（武昌起义首领之一）！

中国法治的前途当然不必指望靠黎庆洪案毕其功于一役。但是至少在一系列倒退之后，律师正试图通过群体抗争，为这种下行轨迹画上一个休止符。黎庆洪案律师团不卑不亢地面对国家权力，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自我解放的一个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