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舆论上，也形成了对以四万亿为符号的当年经济政策的强烈否定。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面对经济困局，当局居然想梅开二度，重複2008年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这几乎是要在同一块石头上再次绊倒。

上篇短文《十八大为什么不重要》提到，人事变动并不改变政治僵局，中共十八大只是一个政治仪式，不会有任何新的政治图景，中短期内，十八大并不重要。

事实上，在后威权时代，政治整体重要性降低了，公众主要关注点是经济和社会领域——这点倒和成熟民主制度下有些相似。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合法性通过民主选举程序来体现，而威权政治合法性——如果勉强有点合法性的话，是建立在其经济绩效上的，也就是当局喜欢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因此经济的表现，对於社会和政治有着额外重要性，对即将入主中南海的弱主来说，任何经济下行曲线都是他们的梦魇.

不幸的是，这一次不是平常的经济下滑，他们可能必须面对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甚至会比十八大权力交接更加具有冲击力，考验着中共作为一个机构的生存能力。

需要澄清的是，2011年笔者曾经撰文论述经济不重要，不过那是基於当时社会主流阶层政治诉求开始凸显的情势，而作出的一个相对性判断。事实上，当下社会有一个吊诡现象，那就是经济高速发展时，经济在政治上相对不重要，而经济开始进入衰退期，那在政治上经济则显得特别重要，这无疑是让依靠经济绩效带来统治合法性的掌权者们很悲催的格局。

回到经济层面，一幅黯淡图景已经如颱风般逼近。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8%；今年二季度GDP增速首次破八，从8·1%降至7·6%.上述经济数据其实不能和国外数据进行类比，因为其中包括大量水分和有意扭曲。根据笔者估计，官方8%的经济数据效果上大抵相当於零增长，低於8%的增长就相当於负增长，也就是进入萧条状态了。

从不同机构公佈的PMI值，工业用电量的降幅可以有所侧证.《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也认为，经济形势比统计数据更糟糕，比如柴油需求量已经连续6个月无增长；各港口煤炭和铁矿石，存量达创纪录水平；挖掘机大量被闲置，或被贱卖，而国内媒体也纷纷报道企业倒闭潮，银行信贷风险蔓延，甚至一些大型房企（比如浙江绿城）等都断腕自救。笔者也注意到，由於企业关闭或者开工不足，沿海地区很多火车站已经挤满了意欲提前返乡的来自西部的打工者。

有经济常识的人们，对於这一场来势凶猛的经济危机并不会感到意外。由於全球性经济结构失衡，欧美债务危机持续，中国经济的出口引擎已经熄火，而国内消费驱动受制於更複杂的权利和分配机制制约，短期内不太可能有大的起色，投资驱动作为2008年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其负面代价巨大，也是造成目前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

在十八大政治仪式前后，在政治僵局延续的状况下，号称掌握科学发展观的中共高层将如何应对这场经济危机？

货币手段最先出场，2012年6月份和7月份，相隔不到一个月，央行连续降息，试图通过放松货币，降低资金成本来刺激经济的意图非常明显.不过目前货币基数庞大，2012年6月份广义货币余额高达92·5万亿，通货膨胀风险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货币政策空间有限。

与此同时，据说一些鼓励民企投资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也已经开始推行。其实，从旧36条，新36条以及所谓42条实施细则等名目就可以看出，对民企来说，这根本不是公平平等的游戏，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而结构性减税等说法，这些年来其实不绝於耳，但是只要财政体制不改，只要官僚机构还在扩充，这种减税举措基本上都是自欺欺人的说辞而已。

根据一些媒体报道，似乎政府正在悄悄启动类似2008年四万亿政策的大型投资计划。从公开资料瞭解到，除河南、辽宁、湖北、西藏四地暂未公佈具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外，其余27个省区市均已发佈相关数据，各地再现“跑部前进”的景观，其中比较典型的有长沙推出高达8290亿元的195个投资项目，贵州要投资3万亿发展旅游.

如果这些报道是真实的话，那说明在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上，惯性或者说是路径依赖还是当局的首选.回顾和分析下2008年经济危机应对举措是必要的镜鉴.当年政府基於凯恩斯主义思路，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人为制造出很多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导致经济结构更为失衡，比如消费占GDP比重逐年下降，而投资驱动高比例增长，客观上造成更显着的国进民退现象，基础设施过剩，资产泡沫化严重，企业家精神衰减，这些都是当前经济危机的重要成因。

这些基本的经济逻辑，学界和媒体都已经充分辨析，在公共舆论上，也形成了对以四万亿为符号的当年经济政策的强烈否定。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面对经济困局，当局居然想梅开二度，重複2008年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这几乎是要在同一块石头上再次绊倒。

从利益结构角度来分析可以看清楚这种政策逻辑。谁是这种畸形经济结构的获利者？答案不言而喻，那就是权贵阶层。通过对关键市场要素的垄断，通过政策资源变现，通过发信货币来推行“通货膨胀税”，通过发行大量国债，通过侵佔资源和关键资产来扩大自己可供支配的国企资产规模，这都是直接间接对权贵阶层的喂养，而把问题和代价留给未来。

需要追问的是，这种政策还玩得转吗？应该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货币一旦氾滥，通货膨胀自然水涨船高，而超过5%的通胀率往往是政治上的自杀。而政府主导推动的投资项目，大多不符合市场需求，效率低下，腐败惊人，所谓经济拉动效果快速递减.可以断言，这些经济应对措施将带来更多深重问题，并且很快走入死局。

当然，包含深刻凯恩斯主义烙印的政策组合，不是唯一的应对危机的选项。正如人们老生常谈的，要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药方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继续推进自由化，尤其是要素市场的自由交易，减少和降低行政管制，恢复经济活力。其中的关键措施包括对国企进行私有化产权改制，降低金融管制门槛，强化产权保护，推动土地交易，推动城市化进程，这样中国经济能回归到以自由带动发展的正常轨道。

这种药方可能被採用吗？基於正常的社会心理，人们往往期待新一届领导层在这些关键事项上能有所突破。新符旧符切换在即，这种期望情节会逐步攀升，不过基於一般性的政治智慧，政治意愿和政治能力来分析，打破常规是小概率事件。

从政治智慧来说，缺乏公开的权力竞争，使得政治组织智力退化。这些年公共理性在快速成长，民间已经形成越来越基本的常识，但是这些共同智慧缺乏通道贯穿到体制中间，外交部官员是这种智力退化的最好人证.

从政治意愿来看，新领导层从其所受教育背景来看，也许对市场经济有更多认同，不过由於缺乏政治竞争过程，缺乏真实有效的职业记录，新领导层是否意味着新的政治意愿，那是高度存疑的。

更重要的是政治能力。从利益格局角度看，推动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必然触动权贵集团利益格局，这需要主事者有必要的政治权威和高层的政治能力。反过来说，权贵联盟也会努力反对任何新的政治权威的出现，因为那将是他们共同的威胁.这和笔者在《十八大为什么不重要》的分析逻辑是一致的。而客观来说，新政治权威的出现，是需要事件和时间来塑造的，没有三五年时间，体制内部政治秩序不会明晰。

还有一点需要阐述的是，市场化和自由化带动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的生长过程，是需要时间才能展现其效果的，对於困局中的政治人物，他们追求的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招数，远水不能解近渴，饮鸩止渴才最符合他们的需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光鲜外表掩盖下，其实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交织的困局，而且是一个不断升级的政经困境。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权力斗争、经济危机和社会不满等多重压力之下，困局注定不可持续，变局将有哪些可能的路径，这是需要后续分析的。

（作者系浙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