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薄、王事件，温家宝总理曾于2012年3月14日在人大闭会期间答中外记者时说“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此案真的能经得住法律和历史检验吗？
谷开来谋杀案于8月8日已经开庭，其庭审已经完毕，只等择日宣判。作为一名律师，我认为谷案经不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一、关于异地审判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管辖有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之分，审判管辖是以犯罪地管辖为原则，异地管辖为补充；在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宜行使审判权的情况下（如案件涉及该法院院长需要回避），上级法院才有权以指定的方式改变管辖权。
过去有些高官涉贪案，由上级法院指定异地审判，但这些案件从一开始（立案侦查）就没有遵守国家制定的《刑诉法》，而是根据中共自己的家法（由中纪委双规），将案件坐实之后，再移送与被指定管辖法院对应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当然考虑到这些高官在犯罪地有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从有利于客观公正审理出发，异地审判还是有它的合理性。但问题是这一原则被滥用，就不是法律上的考量。比如当局出于政治目的，或考虑异地法官的可控度，而指定异地审判。再有，根据刑诉法，异地审判的指定由上级法院决定，但在中国，这类案件根本不是公检法做得了主的。就拿文强案来说吧，文强作为司法系统高官在重庆官场经营多年，凭上述原则，是完全应由异地法院审理，但为了达到让文强判死刑之目的，在薄熙来控制下的重庆当局就不让他到异地审判。
新华社2012年8月8日的官方通报“为保证案件依法公正办理，经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指定，该案由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然而，《刑诉法》并无立案侦查异地管辖之说，况且《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5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在谷开来案中，谷的犯罪地是重庆，居住地是北京。因为薄熙来的关系，此案的确不适合在重庆审理，但此案为什么不在北京审理呢？显然，这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最高当局要将此案进行政治切割，最大地降低其政治影响。试想如果此案在北京审理，将会如何“沸腾”。这才是此案放到安徽审理的关键。
二、有关法院指定辩护律师
《刑诉法》第34条是法院有指定辩护人的权利，但有三个前提条件：被告人1、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2、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3、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薄谷开来在北京聘请了二位律师，张晓军在北京聘请了一位律师，但合肥中院拒绝了北京的律师，而在当地指定律师辩护，此实属违法。在本案中，谷开来最终不仅接受了指定的律师，且在审判结果还没出来之前就感谢法院的公正审理，这让人怀疑此案有幕后交易。比如邓玉娇案，湖北当局就拒绝北京律师介入，而在当地指定一名律师为其辩护，交换条件是：邓有罪，但不羁押。
三、关于本案的关键证人
《刑诉法》第47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中，薄熙来、王立军、薄瓜瓜、郭维国、王鹏飞等均为知情者，是关键证人，需出庭作证，但是他们无一出庭。然而，在本案中证词代替证人，法庭出示的证据均为书面证词，唯一到场的证人是公安部的一名鉴定人，证实海伍德的血样有毒药的痕迹。为什么不让薄熙来、王立军出庭作证？况且谷开来在自辩中，有对王立军的严重指控。在本案中，如果没有薄熙来、王立军、薄瓜瓜、郭维国、王鹏飞等作证，审判就没有公正可言，这更像一场事先安排好的戏剧，其中任何有碍当局意图的关节均被删除了。这就是为什么如此重大复杂的案件当日开庭当日审理完毕。这本不是司法审判，而是向全世界作秀。
四、关于本案能否与薄熙来切割
据新华社通报介绍“本案是因经济纠纷引起的，薄谷开来曾介绍尼尔∙伍德参与一公司的中介代理以及参与一土地项目的前期策划（实际未开发），后尼尔∙伍德因索要报酬等问题，与她及其儿子薄某某产生矛盾，并对薄某某进行人身威胁。”根据我国目前的土地政策，土地项目持有人一般是政府。如果谷开来只是介绍人，而不是该项目持有者，那海伍德就不应该找谷开来索要报酬，而应该找项目持有者索要报酬。海伍德之所以向谷开来私人索要报酬，而且数目如此之大，那说明谷开来从这个项目中得到了更大的利益。显然谷开来不是一般的生意中介人，而是直接参与了官商勾结，倒卖国家土地项目。也就是说，薄熙来作为当地高官掌握此项目，谷开来作为他的妻子，通过海伍德，将这个项目批给了某商家，从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因此海伍德才向谷索取报酬。这是典型的官场腐败案例。
薄熙来在今年人大会上不是说薄谷开来只是一名家庭主妇吗？一名家庭主妇能当掮客，介绍别人策划开发，没有薄熙来的权力背景，能行吗？这就涉及到薄熙来贪腐的问题了。在本案中，当局对此进行立案侦查了没有？为什么不在本案中合并审理呢？本案与薄熙来有直接关系,是不能切割的！无论是事前谷开来决心杀人灭口，还是事后强逼王立军及其下属捂住此案，薄熙来都与本案脱不了干系。而本案庭审极力回避这一基本事实，就使得这桩貌似公正的审判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再有，在“后尼尔∙伍德因索要报酬等问题”这句话中，需要注意“等”这个省略语，实际这是遮掩。“等”到底包括什么？为什么不清楚表述？如果海伍德向谷索要千万的报酬，那么薄、谷利用权力捞取了多少好处？网上流传薄、谷向海外转移了20亿-60亿美元的资产，想必不是空穴来风。
五、关于谷开来立功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就司法程序而言，这个问题不重要，这是律师履行正当的辩护职责，法庭采纳不采纳是另一回事，至于合肥中院副院长唐义干的新闻发布，也只是客观地介绍律师的辩护意见，在程序上不违法。
但是，我作为一名从业近20年的律师，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像这类保命的案子，在证据锁定了的情况下，要保命就只有从自首、立功方面下手（自首在本案立案侦查时就已排除，那就只有在立功方面搞门堂）。为了更好地说明此事，我就举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广州的案例，被告人因杀了三名武警，二审判了死刑，为了保命，其家属通过律师与法官、公安干警勾结为其制造假立功——将公安已经掌握了的某特大犯罪集团的线索通过律师会见时告诉他，该被告人在最后要执行枪决时大喊他要“举报立功”（此起假立功案最后流产）。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湖南“永州11岁幼女被迫卖淫”案，媒体也曝出被告人秦星为保命，与看守所干警合谋制造阻止同监室周兰兰自杀的“假立功”（《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9日-11日）。
在中国，当局操纵司法、媒体是众所周知的事，从来如此。从当局的一向所为，可以知道，唐义干向媒体散布谷开来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信息，这是为保谷开来活命——死刑缓期两年——散布风声。如果舆论平平，那么就这样办了；如果舆论反弹太大，再处死谷亦不晚。案子办到这种地步，熟悉中国司法的人清楚地明白：此案在开庭前，判决已由高层拍定。谷案的审判和审判“四人帮”基本是一个模式，最高权力拍板，法庭走过场。
这里，我们尚要追究的是：凭谷开来的身份与地位，她与毒贩、抢劫等普通刑事犯罪不搭界。谷开来到底立了什么功？检举出了什么？涉及到了谁？对此，人民等待回答。
六、关于威胁到其子的人身安全
该案检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被害人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已威胁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决意将其杀死。”这个陈述实际是为该案定性，与中国的官僚集团进行政治切割。其暗示：这是一起起于私人间经济纠纷，涉及母爱的民间刑事个案，其与中国的政治及当政集团无关。
谁都知道，薄、王案与谷案实为一案，其是刑事犯罪，但它是高层政治集团的刑事犯罪，涉及谋杀、“叛国”、合伙巨额贪污、操纵司法、作伪证等一系列犯罪，此案揭示了中国高层政治集团重重黑幕的一角。此案是因中国公安高官王立军叛逃美国大使馆而披露，因为其已经成为一起震惊国际的丑闻，而王立军又向美方汇报了此案详情；否则，此案就将如同惯例，被官方掩盖，不了了之。正是此案的公开披露，导致民众对中国统治集团黑幕的质疑，动摇了其执政的合法性。由于此案已在国际社会公开披露，为给国际社会及中国民众一个交待，中国当局一方面对之不得不办，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稳固住自己的统治，挽回民心，于是他们便要借司法审判，将此案定性为一起普通刑事个案，而与中国的政治及官僚集团切割。
但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薄、王、谷案真正的要害在于，其充分体现了中国统治集团的黑社会性。他们不仅集团性地贪腐，大规模掠夺国家与民众的财富，而且可以操纵司法、舆论，进行谋杀，他们就是黑社会。中国的政治之所以没有希望，要害正在于此。
2012-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