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早已指出，语言具有任意性。李先生文章使用的救亡、爱国、革命诸辞，实际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宣传性词语。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所谓运动并无“救亡”“爱国”“革命”意义，而是些冒牌货，意在制造麻烦、挑起事端、发动叛乱、促亡政府，目的在某党武装夺取政权、促国民政府速亡、促中国现代文明进程速亡，其使用的手段是暴动、兵变、割据、掠夺（所谓“打土豪分田地”）、暗杀、屠杀（例如屠杀AB团）、内战等等，皆属非法和暴力，这些手段已见这伙势力的黑色本质及其反现代文明性质。这伙势力把他们策动的各种运动称为“救亡”“爱国”“革命”，实际恰恰是促亡、毁国、反动。作为学者，不辨这类宣传性词语之虚伪，拿来当真，竟然做出“救亡压倒启蒙”这种既不合历史事实、又违反思维逻辑的荒唐论断。
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某党以虚伪的救亡宣传、爱国宣传、革命宣传、阶级专政理论和武装割
据行为试图毁灭五四新文化思想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或是：“某党以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和武装夺权理论策动的一系列国内动荡和暴力事件一再干扰中国思想、政治和社会现代化努力（至今它依然在全力打击和阻挠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和社会现代化进程）”。这样的论断，庶几符合现代史和当代史事实。可惜，李先生谈中国现代史，见不及此，未脱宣传躯壳，似乎被一伙披着人皮的豺狼骗了，据门前牌坊遂称婊子为贞妇，弄出“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谬论。
研究中国现代史，需要拨云雾见青天，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词语辨伪，对所有要使用的那个时代的招牌性或虚假性词语做一番去伪存真式考辨，使思维立在真实的历史根基上，而不是寄生于一堆虚假浮词中。学者应当是思想者，应当有真知灼见，绝不可跟着谎言走、听而从之。我在2006年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事》写的评论中指出：“一九四四年九月毛泽东写过一篇小文《为人民服务》，说他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研究者若是呆子，就要上当了。此书作者能够撇开这类虚假文字和虚伪之言，通过大量事实而一针见血指出毛把农民视为敌人。”“真正的研究，既在求真，又在去伪。要获得真知，不仅需要广泛收集新史料，还需要大刀阔斧扫除假货，寻求历史真相。”（《民主中国》2006年11月20日）研究当代史亦然。你若听信而使用“文化大革命”这虚假门面话，把毛泽东这伙罪恶势力干的反文化、反文明事说成一场文化革命，能不让人笑得绝倒么？
研究中国现代史，还需要指出，共产党政权对中国现代民主进程、法制社会、文明遗产不遗余力的疯狂破坏及其对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思潮中建立起来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格等一系列现代文明观念的彻底剿杀，诸如延安“整风运动”及其“文艺整风”对五四新文化思想和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全面清剿，1949掌权后把这种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科学、民主、自由、道义、人格的剿杀立刻推广全国，掀起一波又一波大规模思想清剿和“批判”运动，全面剿杀五四新人文精神和民主自由价值观，把五四文化精神全面清除，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胡风集团批判”“反右运动”“文革”，在中国建立起暴虐专制统治、专政意识形态话语和一套奴才文化系统。
从五四新文化初期到1949这段所谓中国现代史时期，基本线索是国共两党势力内斗、消长，最初各路军阀割据，共产党是军阀中最顽强、最野蛮、最残酷、最狡诈、最具欺骗性的武装割据势力，中间绵延八年抗日战争，最后四年国共军队血战。共产党势力为制造社会动荡、颠覆国民政府、夺取国家政权，多次策划、鼓动和发起各种工潮、学潮、农民暴动、城市暴动、武装叛乱、武装政变（1936西安事变）、武装割据和分裂国家（福建江西陕北等地区武装割据）。在这些武装割据地点，毛泽东政权残暴地掠夺农民、镇压民众、残忍迫害党内不同观点者、野蛮地侵犯人权、实施反民主自由、反现代文明的共产政策。1945日本向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中国本应休养生息，回到经济、社会、文化、民主和法制建设轨道，共产党却挥军下山、日夜兼程、抢夺东北沃土、为夺取政权而发动全面内战，使千百万中国人民死难于共产党人海战术的汪洋血海。
这三十余年现代史，只有一次运动直接属于爱国救亡性质，即抗日运动。但是需要指出，毛泽东势力在抗战中扮演的不是爱国救亡角色，而是暗中通敌、勾结汪伪、保存实力、盼望日军打垮国民政府、中国亡国、他们下山摘桃。
如何看待共产党策划、鼓动和发起的一系列内斗、内乱和分裂活动、各种血腥事件以及大流血内战？这一系列暴力行为和事件，是救亡中国还是促亡中国，是爱国还是毁国，是革命还是反动？是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制度建设和个人自由权利，还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制度建设和个人自由权利？是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光明，还是使中国走向专制、奴役、黑暗？有良知的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应当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社会正义和人类道义的回答。
这些事件不是“救亡”（这是某党的宣传用语和招牌，他们口中的“救亡”中国实乃灭亡中国，正如他们口中的“进步”“反动”实乃反动、进步，他们口中的“文化大革命”实乃“大革文化命”），而是阻挠中国民主进程、剿杀新文化思潮、中断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进程诸如社会法制建设、政治民主进程、思想文化发展。这一切，在1949共产党以暴力手段劫夺国家权力后得到面目狰狞的大暴露和淋漓尽致的大展现。
很清楚，被李先生称为“救亡”“爱国”“革命”的，恰恰是促亡、毁国、反动，是共产党势力以种种违法的、血淋淋的罪恶手段策划和制造的一系列内斗事件、暴力事件、流血事件，与日本侵略者里应外合，妄图灭亡民主中国、颠覆国民政府、中断中国现代文明进程，取而代之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反右”“文革”等大规模流放和肉体消灭、思想和文化清洗、取缔五四以来蓬蓬勃勃的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把中国锻造成一座外层血红、内里漆黑、暗无天日的大狱。
十九世纪晚期之清末已有结社和出版自由，二十世纪上半叶军阀政权和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已有充分的社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才有五四新人文运动春花怒放、新文化思潮汹涌澎湃、新文学作家和作品郁郁葱葱。这种自由条件在毛泽东政权下立刻全部消失，共产党统治至今六十三年中国没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充分说明中国的根本问题到底在哪里，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最大的症结问题到底在哪里。
应当指出，这是野蛮对文明的反扑、专制对民主的反扑、奴役对自由的反扑、黑暗对光明的反扑，绝不是什么“救亡”“爱国”“革命”与启蒙思想的对立、冲突。
七
“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谬论产生很大影响。它把救亡和启蒙这一而二、二而一的整体事业对立起来，从而把人们的思维引向浅薄、虚假、似是而非的二元对立，为某些人躲避人权、抹杀民主、否定自由提供类似的套路。
“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谬论成为一种思维模式，派生若干时髦口号，诸如“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压倒一切”这类谬论。这种思维模式、论断模式、话语模式，与“救亡压倒启蒙”同出一辙。
这里需要对“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压倒一切”这类口号做一些辨析。口号的制定者和宣传者把“稳定”“维稳”说成是保持“社会稳定”，实际是“保持特权者专制和利益稳定”，即他们宣称的“不搞西方民主制、不搞三权分立”，他们要搞的是东方专制主义。他们宣扬的“稳定压倒一切”，即为了稳定可以不择手段、任意践踏宪法、侵犯人权、动用一切非法手段以及开枪镇压。
持这些谬论的人，假装不懂这一常识和道理：社会稳定与保护人权没有矛盾，保护人权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要求人权、要求社会公正、要求清除腐败、要求宪法保护之间没有矛盾冲突，人民的这些正义要求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剥夺公民权利、政府官员全面腐败、宪法遭到粗暴践踏乃至不能保护人民权利和生命安全，这是在加剧腐败堕落、加速社会危机、加剧社会动荡。“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压倒一切”这类谬论，是专制者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谎言和借口，以调动国家政权力量、使用一切非法手段（诸如诬告、网禁、迫害、失踪、黑牢、暗杀、镇压等等）剥夺公民基本人权、剿杀人民正义要求、反对社会文明进步。
这类“压倒”式话语频频出现，显示当代中国人思维和用词的严重弊端，即虚伪、偏狭、两极对立、单向度思维，缺乏真实、广阔、立体、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这种“压倒”式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与中国人熟悉的《红楼梦》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式思维属于同一种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毛泽东喜欢这种简单的、两极对立式思维并宣传此语，他需要奴化国人心灵，使他们的思维陷入单向度、两极对立、你死我活斗争这种简单模式）。八九北京大屠杀后出现的邓氏所谓“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亦属于这种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
这类单向度、两极对立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会使人们思维走偏，头脑陷入狭隘，思维陷入不宽容，态度陷入武断、峻急，而不是走向理性、宽广、深刻、全面。中国人走向现代文明、人格健康、思想健全，必须扫荡动辄“压倒”之类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还会无形中为黑暗势力提供理论空间和虚假理由。比如，专制者可以说：我们需要先救亡，搁置启蒙；我们需要先爱国家，搁置民主；我们需要集体第一，放弃个人权利；我们需要国家第一，一切服从国家；我们需要先吃饭，搁置人权问题。这类说辞与“救亡压倒启蒙”“维稳压倒一切”皆属欺骗性话语，皆把两者相辅相成关系二元对立起来。
八
在我看来，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一世纪今天，中国百年历史和思想史的最大症结、核心问题、根本冲突，是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平等与特权、光明与黑暗的冲突、较量和搏斗。
由此派生一系列冲突，诸如智慧与愚昧，道义与邪恶，社会公权与一党私窃，人格独立与个性剿杀，思想言论自由与思想禁锢言论封杀，公民遵循宪法与政府无法无天，公民维权与政府违宪，全民要求社会正义、政治改革与政府官员极度腐败、铁血“维稳”之间的对抗。
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健康发展、难以走向文明，社会、文化、道德、心态、自然、生态全面腐败、全面堕落、全面恶化、全面崩溃，乃至食物、饮水、呼吸都成了民族生存的大问题，根源就在国家权力非法性、私授性，由此决定它的私利性、腐败性、残暴性、私密性及其反人民、反道义、反文明性。各级掌权者势必使用铁血手段以维持非法的个人权位和家族利益（诸如1989北京大屠杀以及广东汕尾、西藏、四川等地多次开枪屠杀和平民众事件），他们只向私授者负责，不向人民负责；高层行迹、国家政务、会议真情、经济数字、社会问题乃至食品污染、瘟疫流行、地震火灾、车祸伤亡，所有关切民生之事皆是国家机密、严禁报导、不让人民知晓，让人民闷死在即将临头的社会大灾难里；没有法律约束的权力走向全面腐败和疯狂，杀人越货、鲸吞民财、恣意横行的强权势力及其爪牙军警把中国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黑社会；这些丧尽人气、沦为动物、满腹权欲物欲性欲的社会渣滓、政治恶棍从上到下纵横交织，构成庞大的贪腐、暴虐、自私集团，成为中国走向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最大障碍。毫无疑问，这种政权是人民的头号敌人，最高权力者是民族的头号罪人。
九
我们换一个视角透视中国问题。晚清至今，中国百年历史的思想主潮、人民意志和历史方向是追求社会权力合法性，即政府、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的合法性、规范性和现代文明性。百年来不同政治势力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即合法性与非法性、遵法性与违法性展开激烈、反复的冲突和搏斗。
从中国晚清涌现的政治改革思潮和君主立宪呼声、敦促清政府政治转型以获得政权合法性、慈禧政权迟迟不立宪、拒绝政权合法化、遂被人民起义推翻，到中华民国成立议会、制定约法、保障人权；从袁世凯践踏约法、解散议会、暗杀对手、复辟帝制等一系列违法行为，到孙中山先生发动护国运动、护法战争、袁世凯暴死于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从毛泽东以暴力和流血手段非法夺取政权、实行一党专政、抛弃议会、拒绝大选、剥夺民权、以暴力维持非法政权，到其末年全国动荡、天安门广场爆发数十万民众政治抗议；从“文革”后西单民主墙发出政治呼吁、中国再次涌起政治现代化、政权民主化、维护法律尊严、兑现公民权利、结束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转型等思想运动，到共产党取缔民主墙、取缔大字报、监禁魏京生、开除党内正义人士、镇压学生政治呼吁、开枪屠杀护法人民、这个非法政权再次陷入滔天罪孽；从今年四川王、薄事件暴露的政权黑幕一角、山东陈光诚一家无罪受害事件曝光世界，到最近发生的湖南六四英雄李旺阳被当政者非法监禁和谋杀事件（这种事件在当代中国擢发难数），中国和世界发出对现政权的法律追讨、道义谴责和政治抗议。全国人民就政府非法性、政权违法性、人权侵犯性这一核心问题向当政者展开的抗议运动日日风起云涌。这个政权脖子上的无数绞索正在日益收紧。
中国人民对政府和国家权力必须具有合法性这种政治要求，极富揶揄意味地表现为日益广阔的公民维护宪法、维护人权运动，即维护宪法尊严、要求兑现民权、要求司法独立、要求以法治国。人民维宪与政府违宪、人民维权与政府侵权、人民维法与政府维稳构成激烈冲突。维宪、维权、维护法律尊严这种全民要求，与那部带上一抹文明油彩的纸上宪法和那个“人民共和国”招牌构成强烈反讽。这显示在世界现代文明和人类共同价值强大推动下的中国政治文明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人类道义方向，亦暴露中国专制者的流氓性和虚伪性（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语道破其政权的非法性、违法性以及这个国家的宪法在一群政治恶棍手中毫无意义）。文明世界的正义力量和国内人民波澜壮阔的政治合法性诉求构成天罗地网般的政治威慑力和道义震撼力，使专制集团产生强烈的非法性焦虑、违法性忧惧和对末日审判的恐惧（今日官僚集团疯狂聚敛、子女移民移财国外以及裸官现象充分显示政权末日集体性心理焦虑和恐惧）。
百年来中国历史方向、思想史主调、四代国人心魂系之、执着追求的，集中于政府合法性、政权合法性、人权合法性问题。与中国历史正道、思潮主调、人民意志敌对的是历代专制者坚持的政府非法性、政权违法性、人权侵犯性。这项民族大业与专制集团的负隅顽抗，构成中国百年来一系列悲剧性历史冲突和搏斗。
这是中国冲破政治黑暗、走向现代文明的第一事业。这一人类正道、思想主潮、人民意志正以铺天盖地之势展现全部伟力和壮丽。知识界人士应当以睿智之眼和开朗襟怀，为这一历史大业扫荡一切心灵和思维迷误，迎接中国春天的到来。
